在儒家学者看来中庸之道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论语·雍也篇》中就记载了孔子对于中庸的评价“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将中庸上升到了至高的境界，但是有一具社会现实也必须承认，那就是“民鲜久矣”。作为教书育人者来说，挑弟子不能只挑才具出众者吧，就孔子来说不能只选择能谨守中庸之道的人来教吧，如果那样哪会来三千弟子，恐怕能有三十个就不错了。除了能谨守中庸之道的人以外，还应该选择怎样的弟子来教呢，如果问我，我一定会选谦虚谨慎、忠厚老实的人。但这个问题孔子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论语.子路篇》第二十一章记载了相关内容，其原文是：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所谓“中行”就可以理解为行为合乎中庸之道。钱穆先生在《论语新解》中注释“退能不为，进能行道，兼有二者之长”，有所为有所不为，能坚守道义，无过无不及。之所以会说“不得中行”，就在于“中行”的难得。而且这种情况即便在现如今的社会依然比比皆是，社会舆论称颂一件事或一个人，那就万般皆好；如果是批评，往往就是一无是处。人与物都有其多面性，极端品性恐怕万中无一，又怎能以极端的评品加以区分呢？正如孔子所说的“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一样。
既然“不得中行“，孔子的选择则是“必也狂狷”，朱熹注释为“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余”。所谓狂者就是指志向极高，但做事实际能力不行，也就是说大话可以，实干不行。狷者则是学识水平有限，但是对于不合礼制之事，能严守原则，决不妥协。狂狷之士各有其长，都有其可取之处，故孔子退而求其次，“必也狂狷”。
钱穆先生在《论语新解》中举了两个例子，“伊尹圣之任，狂者也。伯夷圣之清，狷者也”，伊尹为狂者，伯夷为狷者。伊尹放太甲，志高而行不掩；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有所不为！但是，我始终认为以伊尹和伯夷为例不准确，伊尹志高可以理解，行不掩有何依据？伯夷有所来为没问题，“知未及”从何说起？
本章的译文是，孔子说：“我找不到能谨守中庸之道者与之交往，那么肯定要选狂狷之士了！狂者能进取，狷者能有所不为。”
上述译文中对于“与”字是理解为“与…交往”的意思，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应该是“教授、教导”的意思。朱熹夫子就持这种看法，他认为孔子希望能找到谨守中庸之道的人教导，但是这样的好学生可遇而不可求，如果是谨慎厚道之人，则未必能所有提高而有所成就，所以说不如选择狂狷之士，由于这些人志向明确、意志坚定，通过必须的教育和引导，必能在求学之道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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