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會有什麼不同。”
聽到我問“如果是在疫情語境之下拍攝這部紀錄片，會和現在看到的片子有什麼差別”時，《中國醫生》紀錄片的總導演張建珍幾乎沒有猶豫，就給出了答案。
新年伊始，疫情肆虐。醫護人員挺身而出，在死亡、恐慌與希望之間鑄成堅韌的堡壘。原本計劃於2020年2月底播出的《中國醫生》，也選擇在疫情期間提前上線，在這一特殊時期展現醫生工作生活、講述醫患關係。
這部白描式醫療題材紀錄片，選取了四川華西醫院、南京鼓樓醫院、西交大一附院、浙江省人民醫院、中科大附一院、河南省人民醫院等6家大型公立三甲醫院，拍攝了知名“醫學大拿”，也聚焦了許多普通醫護，儘可能全面地呈現整個醫生群體——他們中的許多人，此刻正在抗擊疫情的一線奮戰。
張建珍覺得，即使疫情時刻拍攝《中國醫生》，也只不過是拍攝到了醫生們在“不一樣的環境裡做一樣的事情”：常駐的各省市醫院可能變成了武漢前線醫院或方艙，平常做的手術、措施可能變成了新冠肺炎相關的操作。但在這些具象的變化之下，他們呈現出來的精神特質是完全一致的。
“我想呈現這些普通人身上的光芒，他們在與疾病的抗爭中有堅持也有無奈，但無論面對的是什麼，內核都很簡單——就是多救一個人。”
“多救一個人”是醫生的使命，也是以往諸多醫療題材紀錄片展現的重點：強調某病患得了疑難雜症，某醫生妙手回春進行治療。但醫了“病”，“人”在其中變得模糊起來。無論是醫生還是患者，都很難在這些極致的案例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而在這些大喜大悲中的醫患關係，更是呈現給觀眾一種“時刻在依賴，時常在忽視，時而在抱怨，從來不瞭解”的尷尬局面。
《中國醫生》想要打破這個僵局。
“中國”醫生
在自己的父母患病住院之前，總導演張建珍和大多數健康的普通人一樣，對醫院敬而遠之、對醫生知之甚少。
2008年，張建珍的媽媽查出結腸癌晚期。半年之後，她的爸爸又查出了膽囊腫瘤晚期。從2008年到2009年之間的整整一年，張建珍都是在北大醫院度過的。
導演張建珍
對醫生的理解從作為一名長期陪床的病患家屬開始。作為女兒，張建珍和所有急切、煎熬的病人家屬一樣不忍放棄。她想盡一切辦法，甚至自行查閱所有相關的資料，試圖理解父母的境遇。
很多專業的醫學論文看不懂，張建珍就拿著這些“一知半解”的東西去向醫生求助，希望得到一個答案——管床住院醫李少雷接納了她的問題。
彼時，李少雷也是一名青澀的年輕醫生，正在北大讀碩士，剛剛做第一年的“住院醫”——這是漫長醫生生涯的開始。這個僅僅22歲的年輕人，可以用本科五年的專業醫學知識解答張建珍遞過來的論文上面的疑問，自己卻有太多關於生命和職業的困惑、壓力找不到“正確答案”。
許多醫生都難以忘記在他們職業生涯中第一個離世的病人。李少雷向張建珍講起，那個病人大出血死在他的懷裡，他的整件衣服完全被血浸透，目睹著熟悉的病人體溫漸冷。
而更多的日常工作裡，那些望著他如同望著救命稻草的熱切眼神，那些性命相托的沉重，令他不知道該怎麼處理患者的期待。
如何克服接受不了的死亡、承受不起的熱望，是年輕醫生成長過程中的重要一課。基於這樣的瞭解，張建珍在2014年拍攝了醫療題材真人秀《因為是醫生》，將鏡頭聚焦在年輕醫生的身上，試圖向觀眾展示“醫生是怎樣煉成的”。
可不再是“年輕醫生”了，就可以一路坦途了嗎？如果說世界上任何一名醫生的職業起點都伴隨著這樣的試煉，那麼在真正成為獨當一面的“資深醫生”之後，獨屬於“中國醫生”的考驗才剛剛開始。
張建珍想通過紀錄片再次傳達“在中國做一名醫生”，公眾未曾瞭解的不易。
《中國醫師執業狀況白皮書》顯示，有23.6%的醫生從來沒有休過年假，40%的醫生每天睡眠時間不足6小時。中國醫院每天需要接待患者2000萬人次。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像我們中國的醫生這樣自我犧牲，甚至將這種犧牲內化成了某種‘本能’。”張建珍說起一個故事，英國某段時間想效仿中國的醫生工作體系，要求醫生加班來接收、診治更多的病人，結果造成了英國全體醫生的罷工。但對中國醫生來說，加班是“家常便飯”。
“我們當然也可以將此理解為醫生們對自己的職業有追求”，但與其他職業的正常運行相比，也還是太不尋常了。“有哪些工作要早晨7點上班、交接班呢？醫生8點半要準時上手術，一旦上手術，一天就是5、6臺，做到深夜幾點根本就不確定，而且這是長年累月在發生的事情。”無論是作為患者家屬的個人經歷，還是作為紀錄片導演的觀察視角，張建珍都想把這份獨屬於“中國醫生”的忙碌、辛苦、壓力與奉獻展示出來。
當觀眾仔細觀看了這部紀錄片，仔細瞭解了這些醫生之後，“你會發現他們真的是當得起前面‘中國’這兩個字”。
普通悲歡
群體的光芒閃耀，但令星河發光的，總是每一顆星辰。比起不斷強調“群體付出”，張建珍更願意著力以真實的鏡頭刻畫生動的“個人魅力”，體現平凡生命最普通的悲歡。
對於真實的個人來說，每個人都有工作、生活的兩個空間，它們構成一個人完整的存在空間，也更能夠體現“人”的立體。拍攝醫護人員，醫院當然是重要的場域。但比起其他同類型紀錄片，
《中國醫生》第一次將視角延伸到醫護的生活場景中，展現了更全面的人物性格。
在醫院中，阮瑞霞護士不像幾位“主角”醫生那樣耀眼，但她所做的“糖足護理”卻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糖足護理”是一種傷口護理，專為得了糖尿病以後腳部潰爛的病人設置。這步護理看似尋常，但如果缺失，會最終導致病人截肢。而與它“普通”護理屬性相對的，則是面目猙獰的傷口樣態。張建珍拍攝了很多阮瑞霞護士做“糖足護理”的畫面，最後都打上了馬賽克。
“和外科醫生劃開肚子只看到血和肉的感覺是完全不同的，對我們普通人來說，從視覺上很難接受。”但就是通過這樣一份普通人“難以接受”的護理，阮瑞霞已經先後為600多名患者保住了腳，保住了他們自由行走的權利。她也發自內心地熱愛這份工作，在醫院利用空隙時間編寫“糖足護理”相關書籍、仔仔細細地修那些糖足圖片，像養護心愛的玩具。
“這個工作是我的真愛”，在治病救人的工作中獲得成就感的阮瑞霞如是說。但當鏡頭從醫院轉向生活空間，看到的就不再只是一個甘於奉獻、痴迷業務的護理醫師。
阮瑞霞護士離異了，離異的原因也是她心愛的“糖足護理”——前夫不理解她，覺得她只是一個小護士，如此全情投入護理工作毫無意義。
下了班的生活空間裡，阮瑞霞一個人獨居。成就感拋在醫院裡，她常常會覺得孤寂。她和家附近賣茶葉的一家福建人成了好朋友，常常去他們家吃飯，給那家的小孩帶一些玩具吃食，在這個朋友的家裡感受熱鬧的氣息。
走出醫院的拍攝，才會真正發現醫生護士們的個性特徵。也是不可或缺的生活場景呈現，會尤其讓人覺得，這些救死扶傷的“白衣天使”其實並沒有超能力，只是和你我一樣，是最最平凡的普通人。
“比如朱良付醫生，他為什麼在家裡、外面都匆匆忙忙？因為他是腦血管科，得隨叫隨到。那他為什麼一定要騎電動車？因為河南省人民醫院門口那條街堵得特別厲害，電動車最快。”
紀錄片裡，下了手術檯的朱醫生在家裡匆忙地扒拉幾口飯，再勸想當明星的年幼女兒“長大當個醫生”，最後再騎著電動車風風火火地回到醫院繼續救死扶傷；感染科主任潘紅英，在醫院獨當一面、雷厲風行，但回到家裡，在丈夫面前則像個小女孩……
“這些平凡的生活細節會更打動我”，張建珍不想把醫生塑造為神，她希望在她的鏡頭敘述裡，這些拯救患者性命的醫護，是普通的、有個性的人。“只是承擔了比普通的人、普通的工作更多的責任。”
同樣，當把鏡頭對準患者時，張建珍也選擇了更平和的方式。
最初，張建珍和所有“講故事”的創作者一樣，希望拍到“起死回生”、醫生“超能力”的案例。但當真實的悲歡離合在醫院展開，她意識到“不管什麼樣的患者，無論病情輕重，對於每個人和每個家庭來說，所面臨的痛苦都是一樣的”。她跟編導強調：“不再追求高難度的危險病例了。”
真實醫患
《中國醫生》播出後，張建珍及製作團隊相繼收穫了諸多反饋。其中，她的一個高中同學給出了一份意料之外的“觀後感”。
這位差不多50歲的中年男人，是個20多年沒興趣看電視的銀行領導。因為是“高中同學的作品”，他決定嘗試看一下。看過之後，他在微信上發了三句話給張建珍：“我對醫生群體有了重新的認識；我對這個國家、民族有信心，覺得有希望了；我現在也開始反思我自己。”
高中同學代表的社會大多數，表達了這部紀錄片帶來的“反思功能”：樸素的描摹與普通的悲歡展現出最真實的醫患關係，那些被醫生繁忙、淡漠面孔掩住的盡心盡力得以被抱怨吐槽的觀眾看見，通過紀錄片，大家瞭解了醫生、懂得了醫生；因為醫生這樣一個忠於初心、甘於奉獻的群體存在，在疫情的恐慌中，他仍對“度過難關”滿懷希望；也是因為這些平凡而偉大的人們，他願意反思自己過往的行為，重新審視醫患關係。
“能夠從我的片子裡引發出他三個層次的思考，我覺得很感動。”張建珍感慨。這位高中同學的反思或許會轉變成下次面對因繁忙而顯得冷淡的醫生時，能拿出多一點的包容與善待。但紀錄片能做的，也僅僅到此為止。
疫情會讓醫患關係走向坦途嗎？
張建珍覺得“不樂觀”。瞬間的感動無法持續，疫情過後，當焦急的患者再次面對醫生、當個體的悲歡面對曾經的群體奉獻，醫生能不能被善待，還要畫一個問號。
“如果有解決方案，就不會尋找過激行為。”張建珍覺得，依靠感動、修養維持良好醫患關係終究短暫，更重要的還是要推進醫療糾紛的處理和判定更加透明化。如果這些無法一蹴而就，就從增設醫院安保這樣具體的事情開始改變。
張建珍希望，《中國醫生》可以提供一個機會，讓觀眾比較客觀地瞭解醫生、促使大家“不再認為醫生的自我犧牲和奉獻是理所當然的”；如有可能，還可以藉著醫療紀錄片的契機，“對疾病和治療本身有一個相對理性的判斷，從而達到醫患之間的互相理解和尊重”。
尋求互相理解和尊重，是《中國醫生》的來路，也是“中國式醫患關係”的歸途。
作者 | 南風窗記者 尤丹娜
排版 | 阿麗菜
圖片 | 《中國醫生》劇照
南風窗新媒體出品
閱讀更多 南風窗NFC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