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20世紀飽經困苦，社會的動盪、經濟的蕭索，為一些中國人離開國土、向外求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客觀條件。從此，海外華人成為了一個新群體，反映著嬗變時代中一個特定人群深處的心理變化。
早期的移民群體，還是更願意在海外開拓一片屬於自己的“芳草地”，遍佈全球的“華人街”便是一大佐證。“華人街”像是海外華人在異域天地開闢出來的“飛地”。不管外界世界如何不同，華人聚集的地方可以自由使用漢語、烹製熟悉的飯菜、從事自足的服務業。
飛躍太平洋（作者攝）
但是，上個世紀的華人街在海外依然是一片“邊緣的孤島”，處於孤島之中的人們也似乎很難融入當地的主流文化中。中國人只是換了個一片土地生活，他們倔強地維持著自己獨特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寧願被一個陌生社會所隔離和邊緣。
“老華人”的堅守
西方工業革命以來，一定規模的華人基於各種原因前往北美洲、南美洲、大洋洲等國家和地區充當開採礦採、新建鐵路等勞動苦力，他們被俗稱為“賣豬仔”。在19、20世紀西方殖民主義大行其道的時代，很多在清代無法生存的華人孤注一擲，選擇到歐美、日本、東南亞等地區賣身為契，以出賣自己的勞動力換取生存之殘喘。
20世紀中期，一些中國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沒落官紳等群體舉家趕赴北美、歐洲等地區，雖然情形要比之前的移民華人好一些，但其漂泊無終的精神世界始終很難被某種合理的形式填充起來。國家的命運和個體的意識綁定在一起，再“優質的華人”也很難完全融入當時的西方世界中，他們的精神空白沒有留給基督教，而是被持續不絕的古老東方文明所牢牢地佔據。
西方國度的“野餐文化”（作者攝）
和當今時代相比起來，20世紀的交通往來和科技水平是海外華人“身在海外，心在漢”的掣肘。跨越大洋的遷移被視為是一次“地理大冒險”，辭別故土對於很多華人來說算是一生之中“永久的告別”。在一個交通不便、通訊工具欠發達的時代，海外華人選擇身居海外便意味著再歸故土的艱難，也象徵著他們對壽終正寢傳統文化破滅的被迫認可。
遠隔重洋，卻依然想念中華，是很多海外華人觀念的時代印記。這種離愁的情緒極大地表現在海外華人的詩文以及散現於海外中國風的建築之中。著名詩人余光中的“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這種無法逾越的鄉族觀念一方面無疑地緣於一定歷史時期下政治社會的封閉程度，但也更應歸因於當時通訊技術和科技水平的限制。試想一下，如果那個時候余光中可以用微信電話和他遠在大陸的母親定時溝通往來，如果餘老先生可以藉助發達的電視節目和網絡頻道瞭解他的老家所發生的事情，他的“鄉愁”會不會就另有別樣的味道。
快餐生活（作者攝）
坐落於加拿大溫哥華唐人街的中山公園，是一處仿製蘇州庭園的中國園林。遠涉重洋的海外華人，他們身在海外卻心繫中華，於1985年3月籌集各方資金建造這一象徵中華文明的古典庭院，安放自己苦戀故地的心境。園林並不大，但置身其中，處處皆為華夏之草木。據說，這裡的太湖石竟是從江浙一帶成批成批地運送而來，著實地體現出當時華人對祖國深切的牽掛和思念。
需要注意的是，在海外所堅守的文化中，有一些中華文化並沒有“原樣保留”，而是適當地進行了一定的“改裝”。當人們去上世紀既存下來的華人街遊逛時才會發現，很多“老華人”依然堅持使用粵語、閩南語，他們書寫的習慣也似乎離不開對繁體字的執拗，各種具有嶺南文化氣質的祠堂和舞獅文化更是在華人街街頭屢見不鮮。
想象的共同體
這些“老華人”大多是廣東人、福建人的後裔，他們無疑是“中國人”，但同時也是“宗族人”，他們願意將祖輩所潛移默化瀰漫的文化特質傳承下去，雖然有些時候顯得“不合時宜”。這種倔強的堅持，更反映了一個現象，就是伴隨“老華人”成長著的發展相對遲緩的時代，塑造了一種心理上的舒適區和觀念上的慣性力。
無獨有偶，那些最初從歐洲移民到北美大陸的移民，也在適應印第安人生活方式的過程中，逐漸改變了自身固有的文化特徵，而是創造了一種專屬於美國邊疆的文化，它被西方學者稱為“第三種文化”。“第三種文化”並非是一種“新文化”，而是一種“派生文化”，它是建立在自己誕生而來的既有文化根基之上。對其深入的理解，不宜脫離孕育其滋養的文化土壤。
溫哥華中山公園一角（作者攝）
無論外部世界如何變化，置身於中華文化“保護”下的華人們都在心底構建了一座座精神的城堡。臺灣女作家林海音的《城南舊事》一書就是這一精神城堡中的“寶藏文本”。深藏於林海音腦海之中的“北平往事”，並沒有因遠隔千山萬水的事實而消失殆盡，而是以一種幽靜淡雅的散文詩的形式折射出海外華人對祖國故土難以割捨的依戀之情。這一堡壘竟因交通條件的不便、經濟往來的中斷、通訊科技的異時性而顯得牢不可摧，逐漸催發了一種只存在於記憶中的“想象的共同體”。
出生於中國的美國學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寫過一本書，叫做《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這本書開宗明義地提出，“民族不是客觀社會現實的集合，而是一個想象出來的共同體，是一種被想象的創造物”。以此觀點為借鑑，海外華人莫不亦是一種“想象的共同體”，它不完全因所在國當地的文化所“同化”，也不必要地因與中國國籍關係的終結而切斷，只因它也是一種民族主義的翻版，骨子裡藏有想象著的觀念集合和文化基因。
海外華人街一角（作者攝）
進入到21世紀，海外華人所呈現的時代面目被徹底的顛覆，長期統一起來的“想象共同體”也在悄然地分化為另一番面貌。很多停留於上個世紀的觀念上的“故土情結”被越來越“緊縮”的時空所打破。棲居於海外的華人很容易藉助通訊科技的便利，獲取故地新鮮資訊，實現和他們異地親人摯交的連線。發達的交通設施也使一日之間迴歸故居不再停留於曾經的傳說之中。當整個世界連為一體的時候，給故鄉軼事存留著的神秘往事就被現實生活所擊破，回憶不再再帶距離感，它只是現世情勢的一個組成部分。
對於當代的華人，他們遠在天邊的故鄉已不再只停留於記憶中的“老黃曆”，而是煥發出不斷升級的“新活力”。以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來看，當中國剛開始爆發肺炎病毒的時候，很多遠居海外的華人會第一時間地將口罩、消毒液等緊缺貨運送回國，來表達他們心繫華夏的心情。
華人街（作者攝）
而當海外諸國成為新冠病毒的重發地時，海外華人又以能乘機回國為榮幸，祖國對他們各種無微不至的幫助又成為一種愛國主義的新認知。如此看來，曾經只封藏於記憶之中的“想象”已被具體的“口罩”和醫療服務連接起來並得以重塑。由“老華人”於上個世紀營建起來的“想象共同體”被不斷變化的現實情形所替代，這成為當代海外華人塑造身份、構建命運共同體的“新標識”。
“新華人”的變數
“想象共同體”逐漸被“現實共同體”所取代，海外華人所依戀的故土不再是抽象的、停留在記憶中的模糊印記，而是帶有濃烈的現實烙印，它是具象的、可感知的。海外華人的所想、所感，不再像上世紀的“老華人”那樣倔強，而是更具靈活性。既然故鄉不再神秘、回憶不再凝固、心境不再封閉，那麼基於現實情勢所建構起來的共同體就更具可塑性和可變性，它使海外華人群體的文化格調趨於“同質化”，直指人性共有的、重疊的經驗——曾旅居異鄉的華人，不再神秘莫測，而是親和可人。
華人街
按照華人歷史演進的“進度條”來看，當代“新華人”內部大概地形成了以下四種類型，這和上世紀的“老華人”類型是不盡相同。第一種類型是“老華人”的後裔，他們土生土長在當地，對出生地和成長地的風土文化更加熟悉。雖然還有一些“故土情結”，但相對來說是模糊的、不確定的。第二種是在國內富裕起來的群體，他們的事業在國內已經達到了人生的巔峰，移民到國外可實現“衣食無憂”的生活狀態。
第三種是物質條件在國內中產之上的人群，他們在國內依然有“未完成”的事業，即使移民到國外，還要為人生理想所繼續打拼，只是打拼的具體身份和形式會有所變化。第四種是在國外留學或工作的青壯年，他們一般在中國有成長的回憶，或模糊或清晰，但當來到所在國更須以學業和事業為重。儘快地適應當地現實生活，方為擺在他們眼前的首要任務。
正在華人街表演節目的“老華人”（作者攝）
不同的“新華人”，他們的各自訴求是不同的，所懷有的文化認同也是不同的。在上述四種海外華人的類型當中，前兩種類型是“新華人”的“安逸派”，他們已盡大可能地享受到身居海外的隱形資源和福利，文化認同方面已趨於穩定，變動性不大。後兩種類型則為新華人群體的“奮進派”，他們在國外獲取了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但內心深處的“東方思維”依然保有一定的慣性。他們在“白手起家”的奮鬥之路上，樂於探索所在國的文化景觀，也苦於糾結自己對異域文化的疏離或絕緣。
但不管哪種情形，當這些旅居於所在國多時的海外華人再次們面對自己祖國的時候，不免仍會產生“文化衝突”（cultural shock）的跨文化“障礙”。“文化衝突”最先被西方學者來形容不同國家之間、不同文明之間所展現出的差異或誤讀。但這一概念隨後被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於2004年出版的《我是誰》（Who Are We？）一書所重新定義。在亨廷頓看來，正是現代社會中洶湧而來的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讓一個國家本土出現了“一場真正的衝突”。
華人街的入口“千禧門”（作者攝）
這場文化衝突並非是一件“壞事情”，它更是一個社會變革和文化演進的主要推動力。多元文化在新時代的大量迸發，不僅加速了海外華人與祖國之間更為深度的交融，還更為宏觀地催發了中華文明走向現代化、趨於國際化的“文化自信”。一種固有文化在面對外部條件不斷變化時，總是會以各種“變通形式”去適應外來文化的壓力，從而最終實現自身文化的發展和蛻變。
文化稜角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人”本身是一個偏向於文化取向的詞彙。歷史上的“朝貢文化”以及近代意義的“民族”概念的誕生都證明了，中國人不僅僅侷限為一種地緣的、血緣的個體認同，它還延展為一種文化的、身份的集體記憶。當海外華人群體面對“文化衝突”的困惑時，它還不得不面對來自“中國人”的文化感召和靈魂拷問，並在歷史的洪流中整合出一套正本清源的思維體系。
對於很多基於新的歷史條件所衍生而來的海外華人來說，他們必須克服來自“文化衝突”方面的侷限，並盡大可能地在兩種身份之間找到平衡點。這一平衡點既使他們可以在所在國“如魚得水”的工作和生活，也可以在特殊的時間節點快速切換到身為華夏兒女獨有的表達天性和文化氣度上來。這是時代給這一群體佈置的特殊任務。
海外不同族裔的文化派對（作者攝）
相對於“中國人”對文化認同的偏執情結，“西方人”更偏重對外貌和體態的“認同”。在一些西方國家，長得像的人群，往往更容易被視為“同一戰壕”的夥伴，所以他們才得藉助法律和機制的力量來管理和歸類移民群體。但對於中國人來說，人們總習慣用“炎黃子孫”來去以一種籠統的、文化的角度去定義，所以在整個中國歷史中就沒有憑藉某些特定律法來定義“誰是中國人”“誰是外國人”等命題的思維影跡。
同樣都為“亞洲人”，印度人和中國人之間的區別總成為歐美文化學者感興趣的研究課題。在談到為何印度人比中國人更容易融入西方世界並可以在西方世界的一些“高精尖”領域成名時，一些西方學者撇開了語言習慣、殖民歷史等“慣常性因素”，找到了另一個“奇怪的原因”——印度人比中國人看起來更“歐美”。
華人街的小店（作者攝）
在海外華人圈中總是流傳著一個“亙古不變”的真理，就是華人要想在國外過一種普通人的生活，稍作努力，其實還是可以實現的。但如果想要晉升為白種人的精英階層，就顯得異常艱難。人們總以為這是一種“文化衝突”，其實外貌和體態的才是其中最為根本的“隔閡”。
《破產姐妹》中的華裔演員陳川（中）
黃皮膚、黑頭髮、大餅臉、丹鳳眼、低鼻樑，這就是很多西方人對中國人外貌和體態的“刻板認知”，這種認知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在他們的影視作品中。人們可以在最近由美國迪士尼公司出品的《花木蘭》中看到擅長功夫的“丹鳳眼”，可以在獲得美國金球獎的《別告訴他》中瞥見身高155cm的矮個子亞裔奧卡菲娜，也可以在《破產姐妹》（2 Broke Girls）的美劇中嗅到華裔演員陳川被西方人偏愛的“小聰明”人設。
這讓人們想到很多黑人移居到美國，他們依然可以變得“很美國”，卻無法成為一名真正意義上的“白種人”。其實，“文化的稜角”是可以在不斷流淌的時光長河中沖滌殆盡的，但是“黃色的臉、黑色的眼”永遠是“中國人”割捨不斷的文化血脈和集體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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