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在日本留學7年後，1909年，回到杭州任教時拍攝了這張照片。
教育部僉事兼科長，魯迅的官有多大？
劉宜慶
1912年民國初肇，魯迅進入教育部任職，堪稱創建教育部的元老之一。魯迅在教育部供職直到1926年辭職南下，到廈大擔任教職，魯迅做了十四年的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科長。魯迅在教育部的官職，確切地說，是教育部僉事兼任社會教育司科長。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下設陸軍、海軍、外交、內務、財政、司法、教育、實業、交通九個部，蔡元培遂被任命為教育總長。蔡元培上任伊始，就開始為教育部延攬人才。因為蔡元培是浙江人，從蔡元培擔任教育總長開始，在教育部擔任要職的浙江人很多，這成為民國初年教育部的一個特點。浙江籍，從日本留學歸來學生，在民國初年的學術界、文化界佔據要津，這也是一個顯著的社會現象。
2月魯迅進入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開始只是部員，無官職。這是魯迅一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也是他公務員生涯的起點。
魯迅能夠順利進入教育部，說起來是他的好友許壽裳的推薦之功。1909年，魯迅留學日本歸來，是好友許壽裳的推薦，進入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任教師，時許壽裳是該校的教務長。1912年2月，許壽裳推薦，魯迅進入教育部，時許壽裳任教育部僉事。由此可見，同鄉、同事兼好友，在魯迅的職業生涯多麼重要。
許壽裳向蔡元培推薦魯迅時，蔡元培是什麼態度呢？根據許壽裳的回憶，蔡元培說：“我久慕其（魯迅）名，正擬馳函延請，現在就託先生（許壽裳），代函敦勸，早日來京。”蔡元培說久羨魯迅名聲，並非客套話，魯迅在日本留學時，給《河南》雜誌寫稿，與弟弟周作人翻譯出版《域外小說集》，在日本留學生群體中聲名鵲起。順便說一句，蔡元培也是紹興人。蔡元培主張以美育代宗教的教育理念，魯迅喜歡美術，是其理念最有力的執行者。
魯迅30而立留影。
1912年5月15日，到北京的教育部上班。他住在紹興會館（宣武門外南半截衚衕），教育部設在前清的學部衙門。單位距住址不遠，步行上班，就當作散步了。
8月21日，臨時大總統袁世凱任命魯迅為教育部僉事。這對魯迅來說，吃了一粒定心丸。22日，魯迅像往常一樣上班，到了教育部，他的名字赫然出現在任命名單之中，鄭重地寫進日記裡。8月26日，他又被委任為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的科長。
兩個多月後，僉事的任命狀發給魯迅。11月2日，魯迅日記寫道：“上午得袁總統委任狀。”不知魯迅心情太激動，還是心花怒放沒有仔細看“任命狀”。他在日記中把“任命狀”誤寫為“委任狀”。行政官員分特任、簡任、薦任、委任四等，前三者是大總統頒發的任命狀，委任官則由各部主管長官直接任命。魯迅被任命為僉事，是由各部、省主管長官呈請大總統任命的薦任官。
這份任命狀珍藏在魯迅博物館，文件原文是：
任命周樹人為教育部僉事。此狀。
此外有文官推薦編號：第肆佰肆拾玖號。
魯迅的任命狀。
在這裡很有必要介紹一下何為僉事。金代，按察司屬官有僉事。元代，諸衛、諸親軍及肅政廉訪司、宣撫司、安撫司等皆有僉事。明朝的按察使司設僉事，作為輔佐按察使、分領各項事務的官員，品級為正五品。清末改制，部分機關有設，地位高低不一。民國各部的高等文官中設有參事僉事主事。“僉事”並不是官名，而是一種官階。
魯迅任民國教育部僉事兼任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的科長，這是多大的官呢？不妨看一下教育部的序列，總長-次長-司長-科長。教育部總長，北洋政府的內閣成員之一，顯然是部級。範源濂任教育部次長，這是副部級。司長，司長自然是司局級（廳局級），社會教育司司長是夏曾佑，可以說是魯迅的頂頭上司，這位司長愛在家裡辦公，有時約下屬來家裡商討公事，順便喝個小酒。魯迅就在夏曾佑家喝過幾次酒，他不喜歡。司下面沒有處，直接到了科長。魯迅擔任的科長，應該是現在的正處級。
但別忘了，魯迅是大總統袁世凱任命的僉事。兼職是高一級兼低一級的官。僉事兼科長，這個僉事的官階不小，應相當於現在的副司長。也就是說，魯迅的官是副司級。
即使是教育部的科長，魯迅的同事許壽裳（僉事）外放，擔任江西省教育廳廳長；楊莘耜（科長）外放，1917年9月擔任吉林省教育廳廳長；1919年張宗祥經魯迅推薦，在教育部任職，兼任京師圖書館主任，1922年外放，擔任浙江省教育廳廳長。京官不小，教育部的科長到了地方，就是廳級官員。許壽裳、魯迅、楊莘耜、張宗祥，都曾在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任教。
在清代，僉事是四品或從四品。魯迅的爺爺周福清同治十年三十四歲中進士，任江西金溪知縣，後被兩江總督沈葆楨評核，這知縣當的也不安穩。輾轉到京，花了一大堆銀子，弄了個內閣中書職，沒有實權，抄抄寫寫，是從七品的小京官（朱正《一個人的吶喊》中說是正七品）。魯迅當的也是京官，比他爺爺大多了。
魯迅為《阿Q正傳》俄譯本所攝，1925年5月28日攝於北京。
在紹興老家的人們看來，魯迅的官當然不小。他的小說《故鄉》中“豆腐西施”楊二嫂說：“阿呀呀，你放了道臺了，還說不闊？”這應是故鄉的人們對魯迅當官的真實認知。
在魯迅自己眼中，僉事也給他一種成就感和滿足感。在《記“發薪”》一文中，魯迅這樣寫道：“一進門，巡警就給我一個立正舉手的敬禮……可見做官要做得較大，雖然闊別多日，他們也還是認識的。”
魯迅對自己的官職相當看重。在與陳西瀅打筆仗時，對陳所說的“區區僉事”耿耿於懷，特意寫上幾筆，以正視聽：“僉事——文士詩人往往誤作籤事，今據官書正定——這一個官兒倒也並不算怎樣‘區區’，只要看我免職之後，就頗有些人在那裡鑽謀補缺，便是一個老大的證據。”
正因為看重，所以當章士釗當教育總長，因為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潮，開除魯迅時，魯迅奮起反擊，狀告教育部和章士釗。官司打贏了。文豪就是這樣有底氣，我辭職可以，但你不能違反程序開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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