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春乃萬物之基，四季輪迴，春的到來，對這個世界的動態發展有著不言而喻的作用。現代人對春天的大部分情緒，大多來自於古代文學對春的詠贊，而古代人對春天的態度和認知，也是一代一代，自先秦起不同的瞭解和行為探索下積累而來。公元七世紀到八世紀，唐朝快速發展，而唐玄宗朝開元年間，是為盛唐。盛唐也意味著更發達的經濟基礎，隨之而來的是更豐富的人文文化，而擁有“新生信仰”的春天，同樣也承載了唐朝人對生活的嚮往，唐玄宗朝，基於生活的富足，社會的安定，統治階級的“休閒”慾望也與新的“春遊”發生美妙的碰撞。

春遊“序幕”（一）

公元730年二月，唐玄宗下詔：“初令百官於春月旬休，選勝行樂”，春假中，百官不必上朝，空餘閒暇的時間去感受春的到來，去“勝地遊玩”。百官所涵蓋的對象極廣，自“宰臣”到“各司長官”以及“朝集使”都有包含。除此之外，玄宗還鼓勵百官擺設筵席，活躍春日的氣氛：“自宰相至員外郎，凡十二筵，各賜錢五千緡”。可見富足的“開元盛世”，對士族階級“假期”設定以及補貼，是十分人性化的。而玄宗本人，在出外遊玩之餘，也同樣會宴請朝臣，“上或御花萼樓邀其歸騎留飲，迭使起舞，盡歡而去。”，以奢華的格局，來一同慶賀春天。

唐早期賀春的演變及開元年間的春遊

在玄宗之前，唐朝天子的“春遊”政策，其實也是有著不同的變化，從簡單到繁瑣，從小範圍到全面。而箇中的因由，又和時代興趣、社會財富、天子的風格這三個因素有著最直接的聯繫。

①、高祖、太宗、高宗（以儉）

唐初，高祖李淵聽取賢臣建議，為了避免走上隋朝的“奢敗”的老路，相比前朝對迎春的奢華上，那便是簡約得不能再簡約。也只有到了武德年的中後期，李淵才開始“春宴”大臣，或者“幸駕”子嗣的府邸，慶賀春天，“節儉意達”，鮮有大費周章地環繞天下，這就是唐高祖的賀春方式。時間到了太宗、高宗朝代時，因為李世民打下龐大的江山版圖，地域遼闊，加之貞觀年間社會所積累的巨大財富，太宗的“春宴”不僅面向三品以上的大臣，更是邀請來對唐稱臣的“夷狄”首領，有著很鮮明的“民族團結”色彩在其中，因此到了唐高宗時期，李治也延續了先皇的“迎春”風格，仍舊算是“簡約”但“意義非凡”，不過太宗和高宗時代，也有了出行賞春的習慣了，李世民本人還曾在“春遊”的旅途中作下著名五律《春日望海》。

②、中宗、睿宗、武則天（入奢）

唐高宗之後，因為武則天實際掌控著皇位和權力，中宗和睿宗在慶賀春天上，就不再是抱有政治目的而去進行，也不再是以“節儉”為主，他們是真的走出皇宮，去“春遊”。這兩兄弟的春遊目的很簡單，那就是為了自身的娛樂，所以他們表現出來的春遊特色，也是奢侈無比。如中宗的景雲元年，在其春遊的過程中，還以“命文武三品以上拋毯及分朋拔河。”作為賀春活動，可見這項遊玩的娛樂性就多許多，但已經不具備早期宴席的正式性。而睿宗在景雲二年即位，對待“迎春”的方式上，也一樣是以奢華為主，在走出長安城的路上，時常召來宮女、民女在沿途載歌載舞，一派喜慶的模樣。中宗朝和睿宗的奢華特色，其實也展現了一定的時代特徵。

1、母權壟斷，兩兄弟只能盡好“奢侈”的本分，“無度”即“安全”。

2、社會已經積累了足夠的財富條件，供以統治者用更“開放”的思想“迎春”。

而武則天稱帝期間，則是結合了早期三帝的“強政治針對性”以及後來兩個兒子的“奢華”。《唐會要》中有記載，武則天在賀春的方式上，不僅“宴請大臣”、“四方蕃王“，還頻繁地去祭祀，大型出遊，顯示帝王氣象，以此行為來獲得更大的政治支持以及封建的思想的共尊。

③、玄宗（惠及朝臣，以奢慶春）

所以，到了唐玄宗的開元年間，實則已經是有著前朝諸多的優點和特色作為參考，而在開元十八年之前，唐玄宗個人也依舊是傾向於“事業”，並沒有太過奢侈的風氣在其中，故這一個階段的“奢華賀春”是較少的。而到了開元十八年及之後，開元盛世的成果讓唐玄宗自覺“功德圓滿”，古之時代，有建功的皇帝往往都是“大赦天下”或者“福澤萬民”，以此來彰顯自我不朽的功績。而玄宗年間這樣大規模的“春遊假期”，也同時推動了民間商業的發展，貴族階級出遊，拿著朝廷的補貼，或是到酒樓設宴，這都無疑是在增加民間商業的收入，因此到了玄宗年間的春遊，不僅體面，且在意義上形成閉環，貴族階級享受服務，農工商階級提供服務，大家都因此或益。

春遊“進行時”（二）

春假出現後，緊接著就是“春遊”風氣的流行。自玄宗到王公大臣，亦或是長安城內的文人，都會分配遊玩的方式。玄宗所謂的

如進士團體的顛飲：“長安進士鄭愚......等十數輩，不拘禮節，旁若無人。每春時選妖妓三五人，乘小犢車，指名園曲沼，藉草裸形，去其巾帽，叫笑喧呼，自謂之顛飲。”放浪形骸，自成一派。又如富貴人家的年輕公子們的儒雅且歡脫：“長安貴家子弟，每至春時，遊宴供帳於園圃中，隨行載以油幕，或遇陰雨，以幕覆之，盡歡而歸。”

根據《唐會要》及《新唐書》內的記載，春遊更是一個長時間、且具有反覆性的賀春活動。如唐玄宗會在次年春之前安排好沿途的水道和陸路，規劃好唐朝人春遊的路線，在一個長時間的假期裡，唐玄宗本人或者是貴族階級，都不會是走單程的往返路線，是有規律、有方向、有講究的“天下游”。

“春假春遊”背後的階級準備和財富積累

開元天寶年間的“春假”，首先本就是盛唐下一次功績的慶賀，而後大規模且成風氣的外出遊玩，則就是體現了“人間財富何其多”的一種方式了。

開元十八年，雖說唐玄宗十分人性化地打開了春遊的“自由的”大門，但比之後來天寶年間的豐富多樣且新穎，諸方面的首創，都依舊是潦草的。且不說唐玄宗還未設計好上文所說的春遊“陸路”、“水路”乃至行宮，最早的春遊，不僅是形式上存在亞於“放得開”和“想放開”之間的雛形，階級的普及性也並不高。但所幸的是，開元年間中後期直到天寶年的早期，一系列早年有所建樹的舉措取得成效，人民生活愈加富足，手工業被持續激化，外交大局穩定，政府稅收年年攀升。這都體現了，事務內外，鉅細大小都是往著好方向去發展，開元的成功，不僅積累了令全唐朝人都驕傲的財富，更是讓執政的“仕族”階級更加通透，與有榮焉，他們的思想也順其自然地走向“開放”，而玄宗自然也會把這個天下共同打造的“盛況”合理分享。

由此以來，無論是社會財富方面，還是階級的準備方面，都達成了足以在每一個春天，“百花齊放”、“天下大興”的表現條件。除此之外，更多的學生才子，也同樣投入到這場風靡的浪潮中，他們是武則天大力支撐科舉下的瑰寶，是政治的預備者，更是“仕族”階級門檻的底線，如《開元天寶遺事》中的《看花馬》，裡面就有描寫到：“每至春時結朋聯黨，各置矮馬，......並轡於花樹下往來，使僕從執酒皿而隨之，遇好囿時駐馬而飲。”

這些新晉的階級著，雖不比楊國忠之流來得豪氣，但起碼也是以自我的方式參與其中，令盛唐最高階級的都完全融入到“春遊”的氛圍裡，所以大唐甚至說盛唐，文化之豐腴與諸如此類的全面促進有著很嚴謹的關係。畢竟如此壯闊磅礴的盛景，後世更是鮮有。

那些年，安靜且發亮的春（三）

每至春，嚴謹來說，盛唐的“賀春”，是從上元節便開始慶賀的了。上元節這一天在唐朝人眼中非常重要，以至於嚴格的“宵禁”，在這一天都會被取消，比起到了二月才有的春假，那些靜態的春，更持久，也更繁華。

《開元天寶遺事》中，就記載了韓國夫人於上元節這一天所放置在山頭上的百枝燈樹，描述其為：“百里皆見，光明奪月色也。”而皇親重臣楊國忠家裡也同樣熱鬧非凡，楊氏在上元節這一天，也開始點起“千盞紅燭”，光彩奪人：“各有千炬紅燭圍於左右。”除了這些王公大臣之外，皇宮裡自然也是不甘示弱，宮女們都十分擅長利用了“有錢”的優勢，眾多活動，視覺意義大於慶賀的意義，不論是張燈結綵，還是閃亮登場，都絲毫沒有讓唐玄宗失望，宮裡的嬪妃和宮女雖然不能和唐玄宗一般的自由，但起碼還是參與其中，為那些年唐朝仍“富有”的春，貢獻上一份力量。

結語：

從古至今，春的意義從不是孤獨自我的。唐朝至開元天寶，把賀春的意義發揮到了極致，且在天寶最為鼎盛的時期，也有平民百姓以樸實的方式，來春遊，走去看看復甦的世界，這也成了我們後世，最普遍的春遊方式。

可彰顯唐朝的強盛，國富人旺，最值得一提的還依舊是貴族和統治階級的慶賀方式。無論是靜態，還是動態，其中都包含了唐朝人對春天的嚮往，也反映了唐朝人在快速發展的經濟文化下，走出去，追求自由的思想萌芽。這其中加大了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放下封建刻板所形成的人際隔閡，於是，一派和睦，所謂盛唐，春所佔之部分，不可小覷。

參考史料：《新唐書》《舊唐書》《開元天寶遺事》《明皇實錄》《唐會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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