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祖李渊太原起兵建立李唐王朝后实行重用关陇集团人士的政策，到太宗时有了重大变化。
自武德九年六月玄武门之变后，以太子总揽国事起到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唐太宗李世民去世的二十三年间，一共任用宰相二十八人。这些人中除了裴寂、萧瑀、陈叔达、封德彝、杨恭仁、宇文士及六人是唐高祖李渊的旧相外，其他是以房玄龄、高士廉、长孙无忌、杜如晦、李靖、魏征、侯君集、李勣、马周、褚遂良等为首的二十二人。
然而仔细分析者二十二人的籍贯和身世，却不难发现其中的玄机。即这些宰相中山东人占了一半，达到了十一人。而且这些人大部分出自卑贱或布衣家庭，最低的有出自畎亩的农夫，虽然也有极为个别的门阀，但也只是少数正处于家世中衰的家族。
比如位列其中的张亮，本是一介农夫自此而上；魏征、马周、张行成的家门都是寒族；李勣是地主土豪出身，但并不是南北朝时期那样具有代表地方文化的门阀。温彦博的祖或父虽然世代为官，但历任清显，显然无法和同时期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贵族集团的显赫地位相比。
关中宰相多出贵介，他们以宇文泰所鸠合的关陇集团为基础专尚武力，又多与李唐皇室结为姻亲，因此任用他们为相并不奇怪。但唐太宗李世民却偏偏喜好重用关东的山东人为相，而且起任于寒微之间，这背后体现着李世民怎样的考量呢？
第一步，先看李世民为何偏爱擢用山东人。
《旧唐书·窦威传》曾记录了窦威年少时特别喜好文学，而其家里人都尚武且居要位，而窦威当时只做了个正七品的秘书郎，因此而受到其兄长的讽刺。这便让人体会出关陇集团的文化性质倾向。
这一集团本是顺应着北方边境胡人对于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政策的文化潮流而产生的，集团中的中心人物原为没有受过文化洗礼的胡人，他们本都是能征善战的府军将士，而不是懂得文学治道的儒生。
而经过了西魏、北周、隋朝三代大约一百年之久后，他们的后代虽然已经有一部分受到了汉人文化的熏陶，同时也保存着尚武的旧俗，成为当世之时文武双全的人物，比如李世民即是如此，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仍仅仅停留在西魏边府世代以骑射为事的彪悍文化层面，这也正是唐军在开国战争中四面交战而屹立不倒的关键原因所在。
因此以骑射为傲的关陇集团在统一战争结束后，面对隋王朝覆灭的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地方割据主义势力，实行以关陇集团统治天下的政策显然根基不够巩固。所以若专用关陇集团的亲信人物而把其外的地方人士摒弃，则会加剧国家人才战略储备方面的矛盾。
作为孔子故乡的山东在中国历史上，有高度发达的文化传统。而经过北齐和隋两个高度繁荣的封建中央集权的统治之后，山东已是人才荟萃的地方。李世民作为开创贞观盛世的一代雄主自然明白人才网罗的重要性。人才渊薮的山东，也就自然成为李世民大加网罗的对象。
另外，李世民多用山东人为相，内心中还有缓和山东人对于李唐厌恶的用意。
在隋末群雄并起时，雄踞山东的有李密、窦建德等，他们虽然最终以兵力不敌而败于李唐，但是其在山东地区所形成的威望却有很大的地方群众基础。所以在窦建德死后，刘黑闼、徐圆朗等于武德四年复起兵与山东。刘黑闼是窦建德旧部，徐圆朗是李密旧部，他们在举事时复用窦建德时期的旗帜纲领为号召，一时间山东震动。
李唐起兵于太原，而其后又以关中为根据地与山东河北的割据政权长期对峙，这自然就与山东人之间发生猜忌和隔阂。因此在唐初有变之时，经常会出现用山东人去安抚山东人的一幕。
比如李密降唐之后其部将李勣等仍旧占据旧境与李唐隔关分庭抗礼，于是随从李密入关的魏征，又以山东人的身份和威望出关劝说李勣归附。这说明在李唐建国初期，东西两大集团仍旧不能相尽融合，即使双方在武力压制面前被迫结为一个整体，其内部也因长期的地域对峙而矛盾重重。
而这种矛盾伴随着唐高祖李渊晚年的李建成与李世民太子之争而日益复杂化。
李世民和及李建成都有利用山东豪杰援为后盾的计划。先发动地域之争的是李建成一方，李建成听了魏征的劝告，谋得征讨刘黑闼行军元帅的职位借机结识山东英俊的。而后发动的是李世民一方，李世民被李建成毒杀未遂的紧要关头，才派了河南荥阳人张亮到洛阳私引山东豪杰，以作为争储失败的退路。
这其中魏征是山东降唐派的典型代表人物，其原先曾在李密部下典掌过书记，又曾被窦建德俘虏点为太子舍人。降唐之后劝说拥有大片山东土地的李勣降唐的是他，建议李建成在山东结识豪杰的也是他，可见魏征作为关中与关东地区支点的重要性。因此，这也成为日后李世民重用魏征并不厌其烦听其谏言的关键所在。而起用山东为相，则是李世民针对性地对这一特殊的历史症结所用的安抚平衡政策。
可见山东人对于李唐皇室由于长期复杂的历史缘故对于李世民尤多忌讳，而恰恰又是山东地区为建都关中的李唐皇室经济上的生命线。
唐初在征上的收入主要靠着租庸调，河北是当时的蚕棉之乡，山东河北户口之多绝非其他各地所能相比。假如这一地区发生变乱，纵然强大的唐军能够轻易地平定，但本就是脆弱的统治根基定会随着一次次地军事行动而土崩瓦解。山东既有人才，这些人才若不吸收擢用，便会成为地方潜在割据势力的旗帜威望。在人事和国事上深谋远虑的唐太宗显然是有过斟酌的。
第二步，再看李世民为何在山东人之中，又喜欢提拔寒门。
首先，山东士族的高门，比如崔、卢、郑之类，虽然人才极多，但他们在南北朝的南北迁徙中并没有收到过多影响，因此在当地势力强盛、威望甚高，在山东当地人的心目中要远远凌驾于李唐皇室所隶属的关陇集团之上。而山东人不得不用，因此为了防止山东望族在关中与关陇集团形成利益交叉，李世民自然只能起用山东寒门。
其次，李世民不愿意起用山东士族还在事实上有所顾忌。从他对于曾经襄助其取得皇位的秦王府幕僚的权势也要加以压制的情况来看，可知他对于朝臣结党一事是极为防范的。
山东士族从五胡十六国以来，多因互相结为姻亲已自结为社会上一个坚固的团体。再加上自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后，掌握着过渡后新的北齐政治上的要位。此班人马若进入关中一经引用，则势必会在关中形成关陇集团和山东豪杰集团两方面新的姻亲攀附关系，朝廷上贵族朋党僵化的情形则会重蹈隋王朝的覆辙。
可见，唐太宗李世民起用山东人入朝为相，并且重用山东寒门，在自上而下的国家行政机器面前，针对唐王朝立足未稳、东西历史宿怨和统治稳定上下足了工夫。这一针对性的政策，开启了民族大融合的贞观盛世。
閱讀更多 0官場思維0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