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周王室逐渐衰败，诸侯并起纷争，五公称霸，征伐不止，这便是近三百年的春秋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即战国时期，各国陷入混战，直至秦王赢政统一中原。以秦一国之力，灭各国诸侯而代周，使天下重归一统，秦始皇所建功业可谓至伟。秦始皇采纳辅臣建议，“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为传承中华文明、天下民族融合，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绩。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建立中央集权，实行郡县制，这是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最大贡献。如此说来，秦始皇是有大功德的，“刻石文世”有何不可？统一了国家，终止了诸侯国之间的战乱，不诉诸以强大武力如何实现？如果认为以武力得天下便是无道，那么“道”当何解？如孔子般周游列国劝说诸侯放弃纷争？事实证明，孔子的做法毫无用处，最后他还是悻悻然回到了故土鲁国，专心治学去了。秦始皇堪称史上伟人，史书、刻石皆有记；汉朝亦有建立非凡功业的伟人，载史之书也未少记，王充却为何称“国德溢炽，莫有宣褒”？从其言“咎在俗儒不实论”，或可晓其意，借贬儒而彰显自己才是知道赞颂汉朝皇帝的那个人。原来如此，王充与大多舞文弄墨的文人亦无太大差异。

八、

何为圣王？治世无苛政，朝中少佞臣，国泰无外患，百姓不忧生。史上历代王朝，政不苛者甚少，不苛政则朝廷府库财富难盈；朝臣无有不争，权势私利欲壑难填；争权则生内乱，所谓圣王基业亦毁于王公贵族的贪心；内乱必遭外患，内乱外患并存，百姓苦不堪言。历朝开国创世之主，倘若自身贤明，加以良臣辅佐，或能使几代人得以休养生息，然而创业之帝常有不思进取的承业子孙，盛世之下渐生懈怠，心思重在享乐，好似温水煮青蛙，待亡国危机逐渐显现，为时已晚。光武皇帝复兴汉室，王充赞其德，尊其为圣。明、章二帝承光武基业，虽然表面呈现出一派祥和，宛若盛世，实则已经埋下了危机，即戚宦之争，而大汉王朝最终也正是亡于外戚与宦臣之乱。如是之乱，其实是始于所谓的盛世，盛世之主不能防患于未然，何谈其“圣”？著书写圣者，无不“称圣过实”，非止儒者，王充亦然。由此而言，或许可以说史上只有开创宏大基业的伟人，而从无真正的圣王。

九、

风雨飘摇乌云漫天，地上的人看不到日月星辰，日月星辰犹在，这是自然现象。天下庶民无感“圣德”，当真只是因为无“鸿笔”书赞圣王之德？或许圣德雨露所能滋润，恩泽及于朝臣府官犹显不足吧。用现代的词汇形容，便是圣德的资源有限，施恩朝臣官吏尚可，润及天下则过于“摊薄”，故而庶民无感。汉朝文人，以诗赋文章赞颂汉朝帝王者颇多，甚或神化，“邦表之言”无数。非是汉朝德厚不显，而是赞誉过溢，失实颇多，即便如所谓的“明章盛世”，明、章二帝亦有昏政，导致在其身后，外戚与宦臣相争，使汉朝渐露败象，朝代更迭之期不远。善媚者，常以诗赋文章赞当世皇帝，只颂其德，不言其过，世人所闻皆是皇帝德高，然而其德却与百姓的期许相差甚远，所以说，汉朝圣王之德，出于文人笔下，本欲彰显于世，论是颇多失实。皇恩如若真浩荡，没有“鸿笔”亦可彰，何需刻意立“邦表”？媚君惑民致国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