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G70次高铁去武汉时，车票上的终点是郑州。在列车时刻表上，武汉“消失”了。虽然买不到直接去的票，但朋友告诉我，以前途径武汉的高铁，仍然会在武汉开门，尽管它在车票上显示为“无”。
那天是2月12日，疫情严峻时期。那时的武汉，像是一座孤岛。
大约下午5点左右，列车开到了武汉。包括我在内，有五名乘客要下车，我们提前走到车门边，看见车厢上所有人盯着我们。有个大哥没忍住，他试图压低嗓子，但所有人都听见了他说的：“我X，现在还有人进武汉？”
在当时，“封城”这一空前举措，不只是隔断了现实交流，它也造成了人心中的一层迷障。
“武汉”这两个字，暂时失去了现实含义，它成为一个概念，与病毒、疫情、死亡等相联系，令人不愿接近。当然，那不是真的。
真实的武汉，依然和往常一样，生活着上千万人。我很好奇他们的生活。
打错了
来武汉的第一天，我的感受是“污浊”，像是整个城市都被感染。
我知道，科学不支持我的感受。新冠病毒普遍的传播形式，是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而飞沫传播的距离只有1到2米，病毒在外界的存活时间也不长。
但是，它们不能帮我脱离恐惧。
人脑中有非理性的一面，它诱导我相信，身处武汉中，每个角落都沾满病毒，空气中也飘着病毒。我站在武汉站外的广场，四周没有一个人，但我仍然感到被危险包围，一刻不敢将口罩除下。
这种“疑心病”，伴随了我在武汉的前三天。
在酒店，见惯了的污乱地毯，我以为是病毒的“窝”。房间里的空调不好，时冷时热，我却怀疑是自己的体温变化。消毒水的气味让我安心，虽然它有一定的腐蚀性。我每隔几分钟洗一次手，手掌快要磨破皮。
还好，我后来知道，不只是我这么想过。
一位滴滴保障车的司机说，在早期时，即便是医生护士，也都“疑神疑鬼”的。他们上车也要全副武装，在后座的各处撒上酒精或消毒水，再用棉片擦拭干净。有个年轻女护士疑心自己被感染了，她想念起亲人，说着说着嚎啕大哭。
病毒像块巨石，“压”在每个人心上。
人们变得戒备十足，不止一次，我在找路时，向行人询问，他们下意识后退两步，甚至绕开我走。有一次我换酒店住，在一个客满的酒店，工作人员见我拖着行李，还没等我走几步路，她就大声驱赶，叫“出去、出去”。
当时，疫情爆发20多天了，武汉对道路、社区的封锁，还在层层加码。
大多店铺一关了之，杜绝往来。仅有的几家超市，用桌子或纸箱堵着门，门上挂着锁。来一个客人，开一次锁。
“距离”从未如此重要，大街小巷，路障重重。共享单车成为一种“道具”，堆在路障的两边。它们还被挂在小区的墙上、栏杆上，为的是防止有人钻空子。
“社区一线”最大的问题，显然是人员不足。在武汉动辄数千人的小区，对应的社区干部往往不过10人左右。
用个比喻说，要将武汉重新“连接”，就像重建一个网络。然而，等待处理的“数据”很多，每个“接口”的运输能力却很弱，注定了它无法正常运转。
所以，组织人员“下沉社区”，是势在必行的。
汪沺的公司叫武汉国创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是国资公司下属单位，他很快被安排到社区下沉。据他介绍，“下沉社区”的人选范围，从一开始的党员干部，很快扩散到公务员队伍，又很快遍及国企单位。没过两天，“叫我们国企员工全部下沉”。
夜时的武汉最似往常向由/摄
那一刻，我切身体会到，什么叫“忍耐”，什么叫“代价”，什么叫“英雄的城市”。
汪沺下沉去了“保障组”，他负责的是最直接的民生问题：菜篮子。武汉实行严管政策以来，商场超市不再对个人开放，他们只接社区来的订单。也就是说，困住家中的居民想要买菜，原则上必须报给社区，再作统一安排。
在滨江苑小区门口，几名小区志愿者在接收物资，他们普遍评价，“武汉嫂子”的重点跑偏，该斥责的不是中百超市，而是小区物业，因为套餐是由物业协商后定的。但是，自疫情爆发以来，物业领导就不见了，工作做得很差。
滨江苑小区门口的志愿者对接商品向由/摄
滨江苑是武汉社区的一个缩影——
“战时状态”下，社区成为一个基本单位，内部又有社区干部、物业、业委会和业主群体。四种角色要同舟共济，但现实往往“各有所图”。
重启
以保障组成员的身份，汪沺的观点是：“没有了‘套餐’，我真不知道怎么办”。2月25日是他送菜的第三天，他和另外两名“下沉干部”去了古田一家综合超市，超市仍然制作“套餐”，但受到“汉骂事件”的影响，是最后一次了。
对超市来说，制作“套餐”费时费力，像往常一样散卖反而轻松。
多名店员告诉我，因为要将蔬菜整理打包，超市关停了小的分店，把他们抽调过来，否则人手根本不能应对。他们的上班时间是早上9点，但因为“加活”，要提前两小时到。店里领导更忙，他们要接受订单，按照需求整理仓库，工作到凌晨是常有的事。
一名店员对我诉说委屈：“我们配合工作，做了比平时更多的活，但别人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互相理解就不说了，反过来还怨天怨地。”
其实，类似的情绪很普遍。菜送到社区，汪沺要按名单通知、分发，绝大多数居民主动下楼，三三两两领走了菜，再道一声谢谢。但是，依然会有一两户人家，用命令的口吻，要求把菜送到门口。或者是挑肥拣瘦，又嫌弃菜色不齐、菜品不佳。
2月18日凌晨2点多，她才忙完回家。一个女孩在大半夜走，心理难免怕怕的。突然，一束强光从后面打来，她没忍住回头看，原来是一辆警车。警车远远地跟着她，送她到了楼下。双方都没说啥，走了，“都懂得吧”。
武汉经历的疫情时期，不能简单看成是现代城市的“失灵”，它的生活细节有着更多意味。截至3月21日，我在武汉40天了。在我看来，它是一个多种形态的“混合体”，它常让我想起古希腊时期的城邦社会，或者是西周以前的公社制社会。在一段时期，它把现代人强调的个人生活，与群体的集体生活，以最大的程度重叠起来。
所以，它出现了奇特的一面：
以前，人们见面聚会，但更关注的是自己的手机，网络上的遥远世界。
日常生活归来后，这次疫情会留下什么吗？
莫莎莎希望改变一件“小事”。她很为自家的物业抱不平，去年12月，居民们决定换个公司，因为现在的收费太高，双方的合同本已终结。
但在疫情面前，“前”物业依然尽心尽力，对接需求和物资，做得比某些高档小区的物业还好，这就让烦心事少了一大堆。她隐约觉得，物业在疫情过后会有转机，但她不敢十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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