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岁末，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肺炎席卷全国，人们在惶恐不安中度过了2020年春节，这是一段注定要被中国人铭记的人世沧桑。
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我国东北地区就曾爆发过一次特大鼠疫。那场疫病首发于满洲里，继而传入北满中心哈尔滨，随即横扫整个东北大地，最后还波及到直隶（今河北）、山东及平津等地，给当时的中国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
清朝末年的那场鼠疫究竟是如何爆发蔓延的？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捕杀旱獭引发鼠疫
众所周知，貂皮是制作高档皮毛产品的主要原材料，价格一直居高不下。20世纪初，人们发明了一种工艺，利用这种工艺加工后，价格比貂皮低很多的旱獭皮毛可以与貂皮相媲美。一时间，旱獭皮毛价格暴涨，中国旱獭出口量急剧增长，从1907年的70万张增加到1910年的250多万张。
因鼠疫死去的老百姓尸体
在中国东北边境小城满洲里以北，俄罗斯西伯利亚贝加尔湖以南的广袤地带盛产旱獭，突如其来的暴利让中俄两国商人如蝇逐血，招募猎人疯狂扑杀旱獭。中国东北一带聚集着大批闯关东的农民和无业游民，他们毫无捕猎经验，在丰厚工钱吸引下加入捕杀大军。据当时的《盛京时报》报道：“俄人见满洲里旱獭之多也，私募华工四处捕取炼制以充貂皮，利甚厚。……于是山东直隶两省无业游民相率猎满洲里山中，而山川留血，原野厌肉，其狼藉实不堪形状。”
据东北一带老猎人介绍，旱獭之间以跳蚤为媒介，一直流行着鼠疫。旱獭一旦感染鼠疫，就会失明、失声、行动迟缓，其同类发现后会立即将其逐出洞穴，有经验的猎人也不会捕猎这类患病旱獭，更不会食用，以防患病旱獭身上的鼠疫传染。但在高额利润刺激下，猎人们疯狂捕猎，不管患病还是健康旱獭一律不放过，并且剥皮后的旱獭被煮食充饥——在这种背景下，鼠疫通过旱獭传染给人类。
鼠疫首先在捕杀旱獭的华工中感染，当时这些华工在俄罗斯小镇达乌里亚捕猎，1910年10月有7个人突然暴卒。俄国人认为这是急性传染病，于是将其他华工驱逐回中国，然后将他们居住的工棚和衣服、行李全部焚烧。10月19日，这些被驱逐的华工中有两人坐火车回到满洲里，10月25日发病死亡，与这两名华工密切接触的房东、旅客也相继发病身亡。据奉天（今辽宁）防疫总局编纂的《东三省疫事报告书》记载，这是满洲里“发现疫症之起始”。
俄国人焚烧华工住所和用品
当时的中国极端落后，老百姓缺乏最基本的卫生及防疫知识，随地吐痰、大小便者比比皆是；当时正值寒冷的冬季，居民居于简陋的平房、窝棚，全家人挤在一张大炕上，吃饭、睡觉都在这里，空气污浊，这些都为疫病传播带来便利。据《中国鼠疫流行史》介绍，病人染病后先发烧，后咳嗽，随即吐血，几天后就会死亡，死后全身皮肤呈紫红色。晚清时期中国医疗条件极为有限，所以染病者死亡率极高，高达90%以上。
疫情爆发后的防治措施
满洲里首发鼠疫后，疫病迅速蔓延。正如前文所说，当时中国老百姓缺乏最基本的卫生防疫知识，医疗条件也极为有限，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疫病随即传到北满最大城市哈尔滨。据史料记载，哈尔滨是1910年11月8日首发，呼兰府是12月15日，长春是1911年1月3日，吉林（今吉林市）是1月12日，奉天是1月2日。还有一个巧合，疫情大爆发时恰逢过年（除夕是1911年1月28日），在外做工经商之人，纷纷回乡过年，这在客观上加重了疫情的传播。东三省铁路交通发达，返乡之人多乘火车，铁路沿线城市多被波及，也就是说，这次鼠疫基本上是沿着铁路线由北向南发展的。
俄国军人掩埋华工尸体
实事求是地说，清政府虽然颟顸无能，但在应对这次疫情上反应还是比较迅速的。东三省都在第一时间成立了防疫机构，并马上开始工作。黑龙江省防疫机构叫江省全省防疫会，1911年1月20日成立，下设防疫卫生队、调查团、检疫所、传染病院、隔离病院、掩埋队等办事机构，人员93人；吉林是东北第一个成立防疫机构的省份，因为哈尔滨是这次鼠疫爆发的中心城市，而哈尔滨当时属于吉林省。吉林的防疫机构有吉林全省防疫总局、哈尔滨防疫局和长春防疫局，全省防疫机构700多处，人员7873人；奉天省（今辽宁）防疫总局成立于1911年1月14日，这是全省防疫总机关，另外还有奉天城防疫事务所，专管省城防疫，在铁岭设奉天防疫总局北部分局，负责截断南北交通，以防疫情传播。奉天全省有分支机构近900处，人员3014人。
在成立防疫机构的前提下，东三省地方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预防和制止鼠疫的继续蔓延，譬如隔断交通、隔离病人及疑似病人、对疫区严格消毒、改革不良饮食卫生习惯等等。奉天城专门设立了临时医院和隔离场所，内设病房，设备齐全，凡患鼠疫者和疑似患者皆可送入治疗、隔离，以免传染他人，这种医院与今天武汉的方舱医院有些类似；在铁岭，地方政府向老百姓发放10000多只呼吸囊（口罩），命令所有人员进出必须佩戴，如有不遵守者，即以违警罪论处；吉林省建立密切接触者隔离制度，据当时报纸记载，负责东北防疫事务的伍连德医生因公事离开疫区，也必须隔离14天，可见隔离制度当时被严格执行；还有有心人编写《防疫歌》，宣传防疫知识，歌曰：“天人一气相通联，食息当有节，服用尤须洁；广庭时步行，空气宜鲜新；满腔春意盎然足，和风甘雨弥胸衿；造物与人何怨毒，祝福皆由人自作。”
全副武装的防疫人员
以上防治措施都很有效，但真正断绝此次鼠疫传播的是实行火葬制度。哈尔滨死人很多，大部分尸体来不及掩埋，继续传播疫，以伍连德为首的几位医生联名要求政府将尸体火化，时任东三省总督锡良为人比较开明，批准了这个建议——事实证明，实行火葬是东北疫情的一个转折点。
对东三省的影响
这场鼠疫最大的影响是造成人员死亡，究竟死了多少人？这是后人第一个想了解的问题。
1910年鼠疫范围主要在黑龙江、吉林、奉天、直隶和山东五省，省，核心地区在东三省。我们以东北为例，滨江厅（今哈尔滨）、长春厅和呼兰府死亡人数最多，超过5000人，其中滨江厅5693人，长春5827人，呼兰具体数字不详；死亡4000人以上的有双阳县和双城府；死亡2000人以上的有海伦府和奉天府；死亡1000人以上的有龙江府、绥化府、巴彦州、宾州府、榆树厅和阿城县；死亡100人以上的府县有29处，原本富饶的关东大地变成了一个死亡世界。吉林省榆树县（今榆树市）地方史志记述了鼠疫期间的一段悲惨往事，该县大岭区奎升元旅店有两名哈尔滨旅客死在店内，引起感染。先是店里一名伙计病死；旅店老板郭老十回屯过年死亡，全家53口死亡32人；最后波及全屯，死亡近百人。
对因鼠疫去世者实行火葬
据《东三省疫事报告书》记录，此次瘟疫东北共死亡50927人，日本控制下的关东州（今大连一带）死亡228人，所以东北地区一共死亡51155人。另外，当时闯关东的劳工大都是河北、山东一带农民，他们回乡过年将疫病带回家乡，致使疫情蔓延。山东巡抚孙宝琦1911年2月14日致电清廷军机处：“查明染疫州县已有十处，死亡百余人数十人不等，皆由关外小工带来。”查阅国内外资料，大都没有河北、山东等地因鼠疫死亡的具体人数，只有《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出版）一书认为1910年鼠疫各地共计死亡60468人。如果这个数字属实，那么我们可以推算出河北、山东等地死亡也近万人。
这次突如其来的瘟疫对中国特别是东三省影响甚巨，首先是各级政府财政负担加重，据沪上报纸披露，东三省防疫经费四百余万，京津等地五六十万，京奉铁路损失五六百万，直接经济损失过千万元，给千疮百孔的清廷财政带来了沉重负担。无奈之下只好举借外债，但外债背后往往都伴随着极为苛刻的条件，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为后来包括民国时期的许多外交纠纷埋下了伏笔。
运送患者的马车
鼠疫还对各行各业带来巨大冲击，水路、旱路交通中断，商铺、戏园、客栈、工厂纷纷关门，停止营业，下层劳工无处务工，只能蛰居家中，坐吃山空甚至坐以待毙；银行畏惧疫病，停止办理业务，不能正常出纳现金，引起市面恐慌；瘟疫波及到学校，致使学校纷纷放假，开学遥遥无期，不仅影响到学生学业，也影响了教员饭碗；疫情隔断交通，致使货物奇缺，物价飞涨，影响到千家万户生活，小康之家或许还可承受，但无数农民和城市贫民已苦不堪言。辽宁档案馆馆藏资料记载，乌苏里江流域交通中断，“沿江所出之鱼类、菜蔬至腐烂不能运售，而所需日用品亦无从购买”，记录的虽然是一地情景，却代表了整个东北之乱局。
东北鼠疫还引发了周边各国排华辱华事件，与中国东北邻近的国家有俄国、日本和朝鲜等，日、俄驻华公使专门照会中国政府，禁止中国人赴日、俄两国；朝鲜对华人入境也是严格限制，日本驻朝鲜总督专门派人在中朝边境铺设铁丝网，严防中国人进入朝境；俄国不但在其境内大规模驱逐中国劳工和商人，掠夺华人财物，还在中俄边境附近的中国境内焚烧华人房屋、货物和器皿。当中国政府提出抗议时，俄国人居然称他们这是帮中国防疫，所花经费应由中国政府分摊，其无赖嘴脸由此可略见一斑。
梳理史料，我们发现1910年东北鼠疫的疫源地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境内，由在俄华工传入满洲里，再由满洲里蔓延到其他地方；而这次鼠疫疫源物则为旱獭，捕猎者猎捕、食用染病旱獭，致使鼠疫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人类的贪婪和无知导致了这场瘟疫。
历史是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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