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開莫言的《蛙》，封面勒口寫著：“本書獻給：經歷過計劃生育年代和在計劃生育年代出生的千千萬萬讀者 ”。這句話吸引著我讀下去，因為我就是計劃生育年代出生的一員，我就是計劃生育的親歷者。
小說以計劃生育為背景，以“我姑姑”，一名婦產科醫生為線索，描寫了計劃生育時代的人生百態。這是一部令人唏噓，能給人帶來切身疼痛感的作品。
我的幸運
“生啊，生啊，只要娃出了生門，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就是一條命了。”小說中這句話深深的觸動了我。多少人抱著這樣的想法，拼命把孩子生下來，不管怎樣，只要孩子活著就好。
我的父母大概也是抱著這種想法，把我生下來。只是賣糧食賣肥豬，還是交不起超生罰款，又捨不得將我送人。
想盡辦法託人辦了一張《接收證》，表面上把我送給了鄰縣一個五保戶收養，其實把我藏在親戚家裡養著，隔著不遠，還能經常看到我。
童年記憶中，最怕黑夜，最怕計生隊，東躲西藏是常態。
計生隊常常天黑了才來摸查，大人們只能把我轉移到其他地方，怕被發現，只能走田野小路，連手電筒都不敢照，藉著月光，邁過田坎，悄悄咪咪的。
我趴在大人的背上不敢亂動，緊緊抓住大人的衣服，害怕極了，好像一鬆手就會掉下懸崖。
久而久之，聽到計生隊三個字，我就會自己找地方躲起來。躲到床底，躲到門後，躲到排水溝上的石板下。
聽舅媽說，那個時候我懂事得讓人心疼，叫我不要說話我就會悄悄的。有一次計生隊突然來了，他們趕緊把我藏到裡屋的床上，關上黑色的粗布蚊帳，給我拿了一幅撲克牌，讓我不要說話。
計生隊在外屋坐著，舅媽他們生怕我哭鬧被發現。等計生隊走了，看我把牌扔得滿床都是，已經睡著了。
長大後說起這事，我就開玩笑說，可能是我求生欲太強了吧。這樣的童年也許是不幸的，但我又是非常幸運的。雖然四處躲藏，但從未沒有真正離開父母，長大後還回到父母身邊上學。
我的幸運一方面是父母親戚的全力周旋，另一方面是善良的村民為我做掩護，還有一些村幹部善意的“忽視。”
我母親說，我們村也就出了一個我，後面還想走我的老路來逃避罰款的，就行不通了。那個時代，大多數交不起罰款的孩子，都沒有辦法和父母正常生活。
梅的不幸
計劃生育的對立面是強制上環，強制流產，超生罰款。計生人員有雷霆手段，定期“摸包”檢查，發現懷孕了就強制引產，東躲西藏生下來的，要麼罰光家底，那麼送人，永不相見。
我的小學同學梅，就是一個被引產又被送人的孩子
我讀一年級的時候，梅是我們班年紀最大的，也是最高的孩子，但瘦的像根竹竿，眼睛無神，好像隨時都想打瞌睡，嘴角總是掛著笑，走路慢騰騰的，脖子上有一道扭曲的印子。聽大人們她是因為超生，送給我們村上五保戶收養的，她脖子上那道印痕是出生時候醫生弄的。
她出生的那個地方的醫生，對梅的母親強制引產，引產出來梅還是活的，醫生用鉗子夾住梅的脖子，掄起手臂，用力扔到了窗外菜田裡，後來家人又把梅悄悄撿回去養著，計生隊發現後，要梅的父母交罰款，面對高額罰款，梅的父母只能將她送人。
五保戶一個大男人不會照顧孩子，只要餓不死就行，梅小時候常常在地上抓飯吃，有人還見過她抓地上的雞屎往嘴裡塞。
因為早產，又無法得到正常的照顧，梅智商發育緩慢，七八歲了還不會自己大小便，十幾歲了才上學讀書。
村裡的孩子叫她“哈女子”（方言傻子的意思），“疤女子”，很喜歡捉弄她，每次她都是憨憨的笑著。在她讀完4個一年級後，輟學了，後來早早的嫁給了一個比她大十幾歲的男人，生了兩個兒子。
前兩年回老家，聽說梅病死了。當年在梅脖子上留下印痕的醫生也死了，那個醫生是自己鑲的金牙脫落，卡在喉嚨窒息而亡，大家說這是報應。
以“蛙”為名
我個人認為小說以蛙為名，是有深意的。“蛙”音同“娃”，又與神話中造人的女媧的“媧”同音，同時，“蛙”是一種繁殖旺盛的動物，以蛙為名，象徵著幼小的生命。而小說中的“我”筆名是“蝌蚪”，蝌蚪就是幼時的蛙。
“我姑姑”晚年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她覺得自己手上沾滿了鮮血，作為一名接收新生兒的婦產醫生，親手殺死了2000多個胎兒。她對蛙的恐懼，源自其內心深處對自己扼殺的生命的懺悔和不安。
早年間她是人們口中的“送子娘娘”，晚年真成了造人的“女媧娘娘”。她痴迷於捏泥娃娃，捏了無數的娃娃，好像每一個娃娃都是被她殺死的胎兒, 都有生命的靈魂，永遠環繞在她的身邊。
在小說最後，“我”寫信給日本作家衫谷義，提出這樣的問題：“每個孩子都是唯一的，都是不可替代的。沾到手上的血，是不是永遠也洗不淨呢？被罪感糾纏的靈魂，是不是永遠也得不到解脫呢？先生，我期待著您的回答。”
或許，我們永遠也不知道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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