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教育改進社員村”，作者王義遒，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我的成長過程跟現在的孩子很不一樣，我成長在一個多難的時代。我是1932年生的，前一年就是9.18日本人打到東北。我上小學幼兒班，剛學會唱“弟弟疲倦了……”的歌，就又唱“八一三，東洋兵打進閘北來”和“難童苦”了，因為發生了“七七事變”，我們也要逃難了。所以我們小時候就經常處在一種動盪的環境中，不像現在的中小學生開開心心的玩了，我們受教育都困難。
我小學畢業後就上了4所中學。為什麼上那麼多的中學？就是因為日本人侵略，生活不安定，我們又不願接受日本鬼子的教育。我高中是1949年以後畢業的，總的是在動亂當中成長的。到了大學才比較穩定，1951年我考進了清華。大學二年級院系調整，我隨清華物理系轉到了北大合併到北大物理系。當時最大的感受就是我們的國家貧弱，外國都來侵略，我們要好好唸書，報效祖國，使國家能夠繁榮富強起來，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的國家。
我們大學應該是四年畢業。但是我還沒有到畢業，1954年就提前一年調出來當蘇聯專家的翻譯。可是我們在大學裡連一個俄文字母都沒有念過，怎麼當蘇聯專家的俄語翻譯呢？領導就把我在三年級暑假就調出來，請兩位俄語系畢業生教我們三五個人學俄語。那兩位畢業生已經分配工作了，就要他們晚點去單位報到，抽出兩個月時間來教我們的俄語，我們就這樣從7月份學到9月份。10月份蘇聯專家來了以後，我一句話都聽不懂，因為我們學的時候也沒有像現在那樣有錄音機什麼的。他講的話跟我們上課時學的不一樣，都聽不懂。在這種困難情況下，蘇聯專家很理解，把他要講的話提前寫出來，這樣我就慢慢懂了。所以就是不怕丟面子，那時候如果怕丟面子，你就無法承擔任務！我就在這樣一種幾次丟過面子的困難情況下當了一年翻譯以後就當助教了。也是從頭學起，我上的課我自己過去也沒學過。什麼事情都靠自己克服困難，不怕丟面子。國家需要你，你就得承擔這個任務，努力完成。
講到北大的歷史，當然是很長了，北大也是一個多難的大學。北大成立是在1898年，當時叫京師大學堂，是康有為、梁啟超發動變法維新的產物。但是維新變法一共只有100天，100天后就被慈禧太后給滅掉了，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就被殺了。但當時認為辦一個學校引進一些西方的科學技術還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把京師大學堂保留下來了，京師大學堂是維新變法剩下的唯一成果。1900年，義和團造反，扶清滅洋，想要把外國鬼子都殺掉，想把外國的使者都殺掉，把大使館燒掉。這種做法完全違反國際準則。當時北大相當於現在校長的管學大臣許景澄在開會的時候反對殺外國的大使，反對燒大使館，結果慈禧認為他是外國的奸細，就把他殺了。他殺頭的時候身上還帶著京師大學堂存在俄國銀行的40萬兩銀子的存摺，他說這個銀子一定要保存下來，交給可靠的人，否則大學就辦不下去了。這一年因為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進京，京師大學堂就解散了。慈禧太后則跑到西安去避難了，等到她從西安回來已經1901年了。
1901年年底，慈禧太后說：“洋槍洋炮是需要的，京師大學堂還是要辦的”。1902年又恢復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成立本身就是一個很艱難的一件事情。1912年京師大學堂改成北京大學，這時候也折騰過好多次。袁世凱曾經想把北京大學停辦，跟北洋大學合併，他認為北京跟天津兩個地方辦兩所大學沒必要，當時的校長嚴復堅決反對就沒有合併。後來蔡元培1917年進入北大當校長才稍微好一點。他實施了一系列的革新，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幷包、民主科學，所以北京大學就讓當時學術觀點不一樣的各種有思想的人都可以在北京大學講學。所以北京大學在20世紀的10年代末到20年代初成為我們國家百家爭鳴思想繁榮的地方。後來不少黨派都從北京大學發起的，當然首先是共產黨，還有無政府主義者派別等等。
後來，自然科學也開始發展起來了，成立數學、物理這些學科。到抗戰的時候，北大、清華跟南開三個學校又到雲南辦了西南聯大。西南聯大把我們國家一些最優秀的知識分子保存下來了。西南聯大中出來的人才在後來“兩彈一星”裡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抗戰以後，清華、北大跟南開三個學校就各自回到自己老地方恢復辦學。1946年恢復了的北京大學後來成立了6個學院：文學院、理學院、法學院、工學院、農學院、醫學院。1952年我國學習蘇聯高等教育進行院系調整，把大學分成不同類型的單科大學，把北大改成只有文科和理科的綜合大學，把清華改成了多科性的工科大學。當時清華的文科和理科師生基本上都合併到北大了，所以我1951年考進清華，1952年就到了北大。1954年我提前抽調出來當了一年的蘇聯專家的翻譯。一開始非常困難，一個多月以後，我才覺得基本能勝任了。之後我就當了助教，1956年考留學蘇聯的研究生，1957年到蘇聯去學了三年半，1961年從蘇聯學成又回到北京大學。北京大學物理系在1958年大躍進以後分成了4個系，變成物理系、技術物理系、地球物理系、無線電電子學系。回到北大後我就到了無線電電子學系，所以從1961年開始我就一直沒有離開過北大，一直在北大做教師。改革開放以後讓我當教務長、副校長。
我們是在一種多難的、動盪的環境中成長的。我跟父親相處的時間並不是太長，基本上都是跟著母親和祖父在一起。因為父親抗戰時候老是調來調去，再加上後來日本兵入侵逃難，我們和父親就離開了一段時間，有時候甚至失去聯繫，他到哪裡去了我們都不知道，音訊不通。我想我的父母跟現在的父母最大的不同就是現在的父母都是望子成龍，一定要孩子將來當一個大官、成為一個大科學家。我的父母沒有對我們望子成龍，就只要我好好的、有學上，能自力更生就好。他們從來也沒有問過我“你在學校裡面是第幾名”之類的。所以我從上學到現在我也不知道我在班上哪一門課考了第幾名。我從來沒有自己是第幾名的概念。
我只記得有一次，我們小學的一位同學畢業會考全縣第一，學校也引以為榮。我祖父就對我說過：“你學習將來也要像他那樣”。我現在記不起來我父母曾讓我未來一定要怎麼樣，他們對我最大的好處就是自由，你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很自由。什麼事情自己能幹的就你自己幹，不要靠別人。所以我從小家務事什麼的都是要做的，該做的、能做的都自己做，父母從來沒說“這件事你不要做了，我來幫你做吧”。
我們從小就是在苦難當中成長的，所以我母親跟我說：“你長大了不要從政”，覺得政治很危險，相互傾軋。不要我去做這種事情，要我應該善待人。我小時候喜歡畫畫，父親還給我買過畫畫的用具。但他對我說：你畫畫可以，但是世界上靠畫畫出名的人是非常少的，你沒有成為一個大畫家的機會。你可以把畫畫作為興趣，但是你要有自己能謀生的本事。要學一件能謀生的本事。這就是父母給我的一個忠告。另外，我小時候住在外婆家的時候比較多，外婆經常講：“樹高千丈，葉落歸根”，就是說你將來不要忘本，不要忘記生你養你的土地。另外，我沒有聽到過他們教條式的訓誡話。我的父母從沒有對我說過那種將來長大一定成為怎麼樣、希望你能成就什麼之類的深刻的話。所以我覺得我的父母對我就是比較自由，沒有望子成龍的想法。
我覺得決定一個人成就的是多種因素，自身的努力和周圍環境的條件都很重要。所以不一定努力就一定能夠出名。我是最不願意說一個人要成名的。現在當父母的絕對不要讓孩子將來一定要當個成名的人。世界上成名的人是非常少的，你可以問問每一個人知道的名人一共有多少？我想大概能夠舉出一百個名人來，多的也許能列出兩百個、三百個。所以真正有名的人、能夠千古流芳的人是非常少的。世界上幾千年裡幾百億人中留下名聲的概率太小了。所以我想一個人能夠盡他的努力為社會多做貢獻就行。這裡面最重要的不是他的學習成績，實際學習成績好的人、學校考第一名的人成名的非常少。可以去調查一下，每一個學校各個年級畢業生成績第一的人中有多少是成名了？很少。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一個人的做人態度。做人態度就看這個人對社會做的是好事還是壞事，做好事就是好的態度。那麼態度是怎麼形成的？比如說，領導分配給你一件事你應該努力把它做好。好的態度首先要有一種比較虔誠的信仰。這種信仰就是：我這個人是在社會中成長起來的，我就應該給社會做點好事、做點貢獻，這一輩子不要虛度、毫無作為。我想如果一個人覺得比較愉快、比較幸福，它的來源就在於這個人他能夠給社會公眾、給其他人帶來愉快和幸福。社會中每個人不可能是孤零零一個人做人，社會就是他和其他人的共同存在。既然人是生長於社會，人就應該給社會以一種回報，這就是一種感恩態度，一種正義的價值信仰。我剛才講葉落歸根就是不忘初心、不忘本忘根。實際上也是這種信仰的反映。
所以，被人需要就是自己的幸福。這句話還是我那位蘇聯專家給我說的。蘇聯專家在北大工作一年後快要回去時，我們兩個人圍繞著北大未名湖轉了一圈，他說“我這一年沒有白過，活得還是很愉快的。我感覺到了幸福。”我說：“你從哪裡得到愉快和幸福？”他說：“我覺得中國人很需要我，我在這一年中被中國人需要了，這就是讓一個人感覺到幸福的源頭。”他這句話對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這句話也代表了一個人應該怎麼做人。這個蘇聯專家不是一個名人，也不是一個大科學家，他在蘇聯就是列寧格勒大學物理系的副主任，主管教學，他也是默默無聞地就回去了，但是北大物理系現在還有人記得他，這樣就很好。所以我想這就是做人的一個基本態度：給別人做點好事，能夠使人家愉快、幸福，這是一個基本態度，也是一種包含人生意義的信念。我覺得還要信任這個社會和人類。
另外，對自己也要有一個起碼的自信，就是我是有能力幫助大家做一點事情的。如果一個人完全沒有自信，就什麼事情都做不來，他就一定十分苦惱。所以態度立足於信仰，信仰社會。有了信仰，就有了人生的意義，就有了自信。當你態度好了以後，就有了學習的興趣，有了學習的能力，知識水平就會不斷的提高。
還有一條重要的，就是堅持做好一件事，絕對不能夠半途而廢。一般說來，一個人一輩子能做好一件事就不錯了，而主動堅持對一個人能否取得成績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並不特別看重學校的成績，現在當院士的人中有相當一部分在學校裡的成績並不是名列前茅的，但是這些人後來工作中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這裡，擁有團結人的能力也是很重要一點。所以學校裡考試成績好不好，絕對不是一個人將來能不能有成就的一個原因或標誌。你看現在全世界前100名有成就的科學家裡就有屠呦呦。她跟我是同一個中學的，但她在做學生的時候並沒有什麼名氣，所以也並不是特別突出的。但是，後來她就堅持搞青蒿素研究，出了成就。一個人的成名有各種各樣的條件，絕對不能光靠學校裡的成績好壞，當然也有相當一部分院士在學校裡面成績也是相當拔尖的。
能上清華北大的人現在基本上是依靠考試成績的。上清華北大的人多了，他們的每年畢業的人也不少。在國際、國內聲名卓著的人又有多少呢？幾萬人中現在在人們記憶中能夠留下名字的可能有上百人。不是考上清華北大就一定很好，清華北大畢業生中當村官的也不少，還有去賣豬肉的。所以考上名校不一定會決定一個人一生的命運。
我覺得證明人存在的道路非常多，不過你在社會上要能夠找到機遇。機遇是非常多的，現在科學技術非常發達，事物變化得很快，有的工作可能很快就會不時興了，就會丟掉。但也會產生很多新的行業。你只要抓住一點，你感興趣的就堅持做下去，不怕失敗，還要精益求精。挫折總是會存在的，做任何事情也難免失敗，不要怕丟面子。上面說過，我當初做翻譯的時候就出過洋相，丟過面子，但我不怕失敗，能夠克服困難堅持下去，最後還是成功了。不過周圍環境也要允許人家失敗，一次失敗就一棍子將他打死，他就起不來了。
當然現在機遇比較多，你有選擇的餘地，你要學會的就是“知己知彼”，明白自己的天性，知道你想做的事情的性質與前景。人要做到真正瞭解自己很不容易。人是各不相同的。有些人可能就是想法比較多，想得比較快，有獨到的點子；有些人動手能力比較強。你要自己想想自己做哪些方面比較強，比如有些人做生意比較好，要根據人的天性不同來做事情。不過不管做什麼事情，一定要以誠信為主！你既然做了這件事情，你對人就應該有誠信，讓人有信任感。任何事情都是一群人一起做的。你能團結人、有誠信是一個基本的態度。在這種情況下，你有職責和大家在一起共同奮鬥。即使有一件事情失敗了，下一次換一個方向就好了。絕對不要光靠考試成績看人。我覺得現在有的中專、大專等職業技術學校辦學也是很好的，有些學生在那裡表現得很有才華。有的學生很有設計能力，如服裝設計，機具設計，別出心裁，學校還有相結合的協同教育的企業，很快就能夠做出創新產品。
在任何一個領域創新都很重要。所以不要只想著考清華北大，考不上清華北大就失望了，千萬不要有這種思想。我去了很多職業技術學校，畢業出來的學生在社會上還是非常受歡迎的。我覺得有的職業技術學校的學生甚至比北大清華的學生在社會上更受歡迎。有些公司或廠家都喜歡他們，因為他們動手能力強、不怕吃苦。所以，不管你認為它是“高尚”的還是“卑微”的工作，只要堅持做，都能成才。
學習方法當中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學會思維的方法。什麼東西你都要自己想通，要能夠想“為什麼是這樣？”“下一步應該是什麼樣？”能夠做點預測。我認為任何一門課程，任何一門學問都有它自己的思想方法，把這個思想方法學到手很重要。另外，現在大家都說死記硬背不好，我覺得年輕人、學生還是應該學會一點背誦的本事。我小時候就覺得死記硬背不好，不善於背誦，現在看來是吃虧了。一個人要有點死記硬背的本事，因為儘管當時對有些內容不理解，可能還想不通。但能夠背出來了，也許十年八年以後這句話會有特殊的啟發。所以我是主張在年輕的時候還是要多背點，包括中國的古詩詞，還有外文經典等。有些東西是可以熟能生巧的，你平常如果腦子裡面不存點東西，一下子要想起來比較困難。李政道、楊振寧這些諾貝爾獎獲得者在腦子裡記了許多中國古詩詞、古文。我覺得這對他們啟發思想還是很有好處的。所以一方面是要理解、要思考，要學會思維的能力；但是僅僅是思維的能力是不夠的，不要一說死記硬背就把它看成是一個壞東西。
現在信息時代信息確實是太多了，我原來每天還是花很多時間看微信，我現在花的時間就不多了，因為你一天看五六個鐘頭都看不過來。所以對信息是要能判斷，做選擇的。有些信息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你就把它丟掉扔掉，類似“看了信息以後應該轉發給別人”的這種信息，絕大部分你就可以把它扔掉不看。你要把精力集中到感興趣的問題上。現在年輕人肯定是一天到晚收到非常多的信息的，你就要學會分配你的注意力，絕對不要在這上面花太多功夫。我想，看手機少的人比看手機多的人大概會學得更好一點。
（本文為疫期“空中鄰居”陪伴分享系列之一）
作者王義遒，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195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物理系，1961年畢業於蘇聯列寧格勒大學物理系，獲副博士學位(相當於現在的博士學位)，曾任北京大學教務長、副校長和常務副校長，以及教育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等職。獲“全國教育系統先進工作者”稱號。主要研究領域為核磁共振、量子頻率標準和激光冷卻原子，曾研製成我國第一代原子鐘。著有：《量子頻標原理》《原子的激光冷卻與陷俘》《原子鐘與時間頻率系統》；譯著有：《原子與輻射的電磁相互作用》《原子——一種量子構件》《原子物理學進展通論》等。在高等教育管理方面著有：《談學論教集》、《文化素質與科學精神——談學論教續集》、《文理基礎學科的人才培養》、《大學科學教育改革與發展》、《中國高等教育：多樣化與教育教學質量》(上下冊)、《探索新型綜合大學—王義遒教育文選》。著有隨筆集《湖邊瑣語》等。
溫馨提示：為幫助教育從業者節約時間，我們依託數年行業研究經驗，推出2020年會員計劃，資料如下：
1、教育行業研究報告（券商報告、擇校報告、諮詢公司、第三方機構報告）；
2、高等院校、中等職業學校、高等職業院校相關報告；
3、全國各地政策、入學、規劃、辦學標準等；
4、學校名錄、培訓機構名錄（幼兒園、小初高大學、職業院校）、人口數據、教育統計公報、教育年鑑；
5、其他（中國臺灣、中國香港、新加坡、日本韓國等教育週刊、教育類優秀演講、優秀文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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