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教育改进社员村”，作者王义遒，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的成长过程跟现在的孩子很不一样，我成长在一个多难的时代。我是1932年生的，前一年就是9.18日本人打到东北。我上小学幼儿班，刚学会唱“弟弟疲倦了……”的歌，就又唱“八一三，东洋兵打进闸北来”和“难童苦”了，因为发生了“七七事变”，我们也要逃难了。所以我们小时候就经常处在一种动荡的环境中，不像现在的中小学生开开心心的玩了，我们受教育都困难。
我小学毕业后就上了4所中学。为什么上那么多的中学？就是因为日本人侵略，生活不安定，我们又不愿接受日本鬼子的教育。我高中是1949年以后毕业的，总的是在动乱当中成长的。到了大学才比较稳定，1951年我考进了清华。大学二年级院系调整，我随清华物理系转到了北大合并到北大物理系。当时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的国家贫弱，外国都来侵略，我们要好好念书，报效祖国，使国家能够繁荣富强起来，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国家。
我们大学应该是四年毕业。但是我还没有到毕业，1954年就提前一年调出来当苏联专家的翻译。可是我们在大学里连一个俄文字母都没有念过，怎么当苏联专家的俄语翻译呢？领导就把我在三年级暑假就调出来，请两位俄语系毕业生教我们三五个人学俄语。那两位毕业生已经分配工作了，就要他们晚点去单位报到，抽出两个月时间来教我们的俄语，我们就这样从7月份学到9月份。10月份苏联专家来了以后，我一句话都听不懂，因为我们学的时候也没有像现在那样有录音机什么的。他讲的话跟我们上课时学的不一样，都听不懂。在这种困难情况下，苏联专家很理解，把他要讲的话提前写出来，这样我就慢慢懂了。所以就是不怕丢面子，那时候如果怕丢面子，你就无法承担任务！我就在这样一种几次丢过面子的困难情况下当了一年翻译以后就当助教了。也是从头学起，我上的课我自己过去也没学过。什么事情都靠自己克服困难，不怕丢面子。国家需要你，你就得承担这个任务，努力完成。
讲到北大的历史，当然是很长了，北大也是一个多难的大学。北大成立是在1898年，当时叫京师大学堂，是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变法维新的产物。但是维新变法一共只有100天，100天后就被慈禧太后给灭掉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就被杀了。但当时认为办一个学校引进一些西方的科学技术还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把京师大学堂保留下来了，京师大学堂是维新变法剩下的唯一成果。1900年，义和团造反，扶清灭洋，想要把外国鬼子都杀掉，想把外国的使者都杀掉，把大使馆烧掉。这种做法完全违反国际准则。当时北大相当于现在校长的管学大臣许景澄在开会的时候反对杀外国的大使，反对烧大使馆，结果慈禧认为他是外国的奸细，就把他杀了。他杀头的时候身上还带着京师大学堂存在俄国银行的40万两银子的存折，他说这个银子一定要保存下来，交给可靠的人，否则大学就办不下去了。这一年因为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京，京师大学堂就解散了。慈禧太后则跑到西安去避难了，等到她从西安回来已经1901年了。
1901年年底，慈禧太后说：“洋枪洋炮是需要的，京师大学堂还是要办的”。1902年又恢复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成立本身就是一个很艰难的一件事情。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成北京大学，这时候也折腾过好多次。袁世凯曾经想把北京大学停办，跟北洋大学合并，他认为北京跟天津两个地方办两所大学没必要，当时的校长严复坚决反对就没有合并。后来蔡元培1917年进入北大当校长才稍微好一点。他实施了一系列的革新，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民主科学，所以北京大学就让当时学术观点不一样的各种有思想的人都可以在北京大学讲学。所以北京大学在20世纪的10年代末到20年代初成为我们国家百家争鸣思想繁荣的地方。后来不少党派都从北京大学发起的，当然首先是共产党，还有无政府主义者派别等等。
后来，自然科学也开始发展起来了，成立数学、物理这些学科。到抗战的时候，北大、清华跟南开三个学校又到云南办了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把我们国家一些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保存下来了。西南联大中出来的人才在后来“两弹一星”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抗战以后，清华、北大跟南开三个学校就各自回到自己老地方恢复办学。1946年恢复了的北京大学后来成立了6个学院：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1952年我国学习苏联高等教育进行院系调整，把大学分成不同类型的单科大学，把北大改成只有文科和理科的综合大学，把清华改成了多科性的工科大学。当时清华的文科和理科师生基本上都合并到北大了，所以我1951年考进清华，1952年就到了北大。1954年我提前抽调出来当了一年的苏联专家的翻译。一开始非常困难，一个多月以后，我才觉得基本能胜任了。之后我就当了助教，1956年考留学苏联的研究生，1957年到苏联去学了三年半，1961年从苏联学成又回到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物理系在1958年大跃进以后分成了4个系，变成物理系、技术物理系、地球物理系、无线电电子学系。回到北大后我就到了无线电电子学系，所以从1961年开始我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北大，一直在北大做教师。改革开放以后让我当教务长、副校长。
我们是在一种多难的、动荡的环境中成长的。我跟父亲相处的时间并不是太长，基本上都是跟着母亲和祖父在一起。因为父亲抗战时候老是调来调去，再加上后来日本兵入侵逃难，我们和父亲就离开了一段时间，有时候甚至失去联系，他到哪里去了我们都不知道，音讯不通。我想我的父母跟现在的父母最大的不同就是现在的父母都是望子成龙，一定要孩子将来当一个大官、成为一个大科学家。我的父母没有对我们望子成龙，就只要我好好的、有学上，能自力更生就好。他们从来也没有问过我“你在学校里面是第几名”之类的。所以我从上学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在班上哪一门课考了第几名。我从来没有自己是第几名的概念。
我只记得有一次，我们小学的一位同学毕业会考全县第一，学校也引以为荣。我祖父就对我说过：“你学习将来也要像他那样”。我现在记不起来我父母曾让我未来一定要怎么样，他们对我最大的好处就是自由，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很自由。什么事情自己能干的就你自己干，不要靠别人。所以我从小家务事什么的都是要做的，该做的、能做的都自己做，父母从来没说“这件事你不要做了，我来帮你做吧”。
我们从小就是在苦难当中成长的，所以我母亲跟我说：“你长大了不要从政”，觉得政治很危险，相互倾轧。不要我去做这种事情，要我应该善待人。我小时候喜欢画画，父亲还给我买过画画的用具。但他对我说：你画画可以，但是世界上靠画画出名的人是非常少的，你没有成为一个大画家的机会。你可以把画画作为兴趣，但是你要有自己能谋生的本事。要学一件能谋生的本事。这就是父母给我的一个忠告。另外，我小时候住在外婆家的时候比较多，外婆经常讲：“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就是说你将来不要忘本，不要忘记生你养你的土地。另外，我没有听到过他们教条式的训诫话。我的父母从没有对我说过那种将来长大一定成为怎么样、希望你能成就什么之类的深刻的话。所以我觉得我的父母对我就是比较自由，没有望子成龙的想法。
我觉得决定一个人成就的是多种因素，自身的努力和周围环境的条件都很重要。所以不一定努力就一定能够出名。我是最不愿意说一个人要成名的。现在当父母的绝对不要让孩子将来一定要当个成名的人。世界上成名的人是非常少的，你可以问问每一个人知道的名人一共有多少？我想大概能够举出一百个名人来，多的也许能列出两百个、三百个。所以真正有名的人、能够千古流芳的人是非常少的。世界上几千年里几百亿人中留下名声的概率太小了。所以我想一个人能够尽他的努力为社会多做贡献就行。这里面最重要的不是他的学习成绩，实际学习成绩好的人、学校考第一名的人成名的非常少。可以去调查一下，每一个学校各个年级毕业生成绩第一的人中有多少是成名了？很少。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做人态度。做人态度就看这个人对社会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做好事就是好的态度。那么态度是怎么形成的？比如说，领导分配给你一件事你应该努力把它做好。好的态度首先要有一种比较虔诚的信仰。这种信仰就是：我这个人是在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我就应该给社会做点好事、做点贡献，这一辈子不要虚度、毫无作为。我想如果一个人觉得比较愉快、比较幸福，它的来源就在于这个人他能够给社会公众、给其他人带来愉快和幸福。社会中每个人不可能是孤零零一个人做人，社会就是他和其他人的共同存在。既然人是生长于社会，人就应该给社会以一种回报，这就是一种感恩态度，一种正义的价值信仰。我刚才讲叶落归根就是不忘初心、不忘本忘根。实际上也是这种信仰的反映。
所以，被人需要就是自己的幸福。这句话还是我那位苏联专家给我说的。苏联专家在北大工作一年后快要回去时，我们两个人围绕着北大未名湖转了一圈，他说“我这一年没有白过，活得还是很愉快的。我感觉到了幸福。”我说：“你从哪里得到愉快和幸福？”他说：“我觉得中国人很需要我，我在这一年中被中国人需要了，这就是让一个人感觉到幸福的源头。”他这句话对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这句话也代表了一个人应该怎么做人。这个苏联专家不是一个名人，也不是一个大科学家，他在苏联就是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的副主任，主管教学，他也是默默无闻地就回去了，但是北大物理系现在还有人记得他，这样就很好。所以我想这就是做人的一个基本态度：给别人做点好事，能够使人家愉快、幸福，这是一个基本态度，也是一种包含人生意义的信念。我觉得还要信任这个社会和人类。
另外，对自己也要有一个起码的自信，就是我是有能力帮助大家做一点事情的。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自信，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来，他就一定十分苦恼。所以态度立足于信仰，信仰社会。有了信仰，就有了人生的意义，就有了自信。当你态度好了以后，就有了学习的兴趣，有了学习的能力，知识水平就会不断的提高。
还有一条重要的，就是坚持做好一件事，绝对不能够半途而废。一般说来，一个人一辈子能做好一件事就不错了，而主动坚持对一个人能否取得成绩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并不特别看重学校的成绩，现在当院士的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在学校里的成绩并不是名列前茅的，但是这些人后来工作中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里，拥有团结人的能力也是很重要一点。所以学校里考试成绩好不好，绝对不是一个人将来能不能有成就的一个原因或标志。你看现在全世界前100名有成就的科学家里就有屠呦呦。她跟我是同一个中学的，但她在做学生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名气，所以也并不是特别突出的。但是，后来她就坚持搞青蒿素研究，出了成就。一个人的成名有各种各样的条件，绝对不能光靠学校里的成绩好坏，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院士在学校里面成绩也是相当拔尖的。
能上清华北大的人现在基本上是依靠考试成绩的。上清华北大的人多了，他们的每年毕业的人也不少。在国际、国内声名卓著的人又有多少呢？几万人中现在在人们记忆中能够留下名字的可能有上百人。不是考上清华北大就一定很好，清华北大毕业生中当村官的也不少，还有去卖猪肉的。所以考上名校不一定会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我觉得证明人存在的道路非常多，不过你在社会上要能够找到机遇。机遇是非常多的，现在科学技术非常发达，事物变化得很快，有的工作可能很快就会不时兴了，就会丢掉。但也会产生很多新的行业。你只要抓住一点，你感兴趣的就坚持做下去，不怕失败，还要精益求精。挫折总是会存在的，做任何事情也难免失败，不要怕丢面子。上面说过，我当初做翻译的时候就出过洋相，丢过面子，但我不怕失败，能够克服困难坚持下去，最后还是成功了。不过周围环境也要允许人家失败，一次失败就一棍子将他打死，他就起不来了。
当然现在机遇比较多，你有选择的余地，你要学会的就是“知己知彼”，明白自己的天性，知道你想做的事情的性质与前景。人要做到真正了解自己很不容易。人是各不相同的。有些人可能就是想法比较多，想得比较快，有独到的点子；有些人动手能力比较强。你要自己想想自己做哪些方面比较强，比如有些人做生意比较好，要根据人的天性不同来做事情。不过不管做什么事情，一定要以诚信为主！你既然做了这件事情，你对人就应该有诚信，让人有信任感。任何事情都是一群人一起做的。你能团结人、有诚信是一个基本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你有职责和大家在一起共同奋斗。即使有一件事情失败了，下一次换一个方向就好了。绝对不要光靠考试成绩看人。我觉得现在有的中专、大专等职业技术学校办学也是很好的，有些学生在那里表现得很有才华。有的学生很有设计能力，如服装设计，机具设计，别出心裁，学校还有相结合的协同教育的企业，很快就能够做出创新产品。
在任何一个领域创新都很重要。所以不要只想着考清华北大，考不上清华北大就失望了，千万不要有这种思想。我去了很多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在社会上还是非常受欢迎的。我觉得有的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甚至比北大清华的学生在社会上更受欢迎。有些公司或厂家都喜欢他们，因为他们动手能力强、不怕吃苦。所以，不管你认为它是“高尚”的还是“卑微”的工作，只要坚持做，都能成才。
学习方法当中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学会思维的方法。什么东西你都要自己想通，要能够想“为什么是这样？”“下一步应该是什么样？”能够做点预测。我认为任何一门课程，任何一门学问都有它自己的思想方法，把这个思想方法学到手很重要。另外，现在大家都说死记硬背不好，我觉得年轻人、学生还是应该学会一点背诵的本事。我小时候就觉得死记硬背不好，不善于背诵，现在看来是吃亏了。一个人要有点死记硬背的本事，因为尽管当时对有些内容不理解，可能还想不通。但能够背出来了，也许十年八年以后这句话会有特殊的启发。所以我是主张在年轻的时候还是要多背点，包括中国的古诗词，还有外文经典等。有些东西是可以熟能生巧的，你平常如果脑子里面不存点东西，一下子要想起来比较困难。李政道、杨振宁这些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脑子里记了许多中国古诗词、古文。我觉得这对他们启发思想还是很有好处的。所以一方面是要理解、要思考，要学会思维的能力；但是仅仅是思维的能力是不够的，不要一说死记硬背就把它看成是一个坏东西。
现在信息时代信息确实是太多了，我原来每天还是花很多时间看微信，我现在花的时间就不多了，因为你一天看五六个钟头都看不过来。所以对信息是要能判断，做选择的。有些信息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你就把它丢掉扔掉，类似“看了信息以后应该转发给别人”的这种信息，绝大部分你就可以把它扔掉不看。你要把精力集中到感兴趣的问题上。现在年轻人肯定是一天到晚收到非常多的信息的，你就要学会分配你的注意力，绝对不要在这上面花太多功夫。我想，看手机少的人比看手机多的人大概会学得更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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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义遒，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61年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获副博士学位(相当于现在的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副校长和常务副校长，以及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主要研究领域为核磁共振、量子频率标准和激光冷却原子，曾研制成我国第一代原子钟。著有：《量子频标原理》《原子的激光冷却与陷俘》《原子钟与时间频率系统》；译著有：《原子与辐射的电磁相互作用》《原子——一种量子构件》《原子物理学进展通论》等。在高等教育管理方面著有：《谈学论教集》、《文化素质与科学精神——谈学论教续集》、《文理基础学科的人才培养》、《大学科学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国高等教育：多样化与教育教学质量》(上下册)、《探索新型综合大学—王义遒教育文选》。著有随笔集《湖边琐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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