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李文亮医生，来源：人民日报新媒体；下图：艾芬医生，来源：《人物》）
文｜沈诤
摘要：李文亮去世后，数以千万计的网民为他举行“国葬”，他的微博成为人们的“哭墙”。艾芬的报道被删，很快涌出更多版本，这不完全是行为艺术，更是维护讲真话的权利。
3月19日，在李文亮2月7日去世当天成立的国家监委调查组，终于公布调查结果。中国前段时间忙着救命、保命，大家都紧绷着喘不过气来。奋战50天控制住疫情，松口气、回过神，疑问开始多起来：我们能否避免这场灾难？能否减轻这场灾难？有没有官员失职渎职？还有什么系统性缺陷？应该吸取什么教训？
就预警机制而言，涉及四个环节：吹哨、发哨、传哨、听哨。
一
所谓吹哨，是指以武汉市中心医院李文亮等8位医生为代表的警醒社会者。
2月6日晚，全国数以千万计网民关注和祈祷李文亮平安。7日凌晨他去世后，又是数以千万计的网民为他举行“国葬”。没错，无需政府举行和认同，民众自发举行，全网同悼一个好人。
他是眼科医生，不属于呼吸科、感染科、重症科、急诊科，也不是内部向上履行职责报告，而是向约150人的大学同学、同行发出防护预警，已知最早向社会与公众发出防护预警，因此被称为新冠疫情的“吹哨人”。
这些疫情关键信息被截屏后向外界迅速传播，又传回他的手机。他也怕事。1月30日，接受采访时回忆，“看到这些我感觉要倒霉了，可能会被处罚。因为这是敏感信息，又在开‘两会’的敏感时刻。”
被医院训斥后，不得不写下一份不实消息外传的反思与自我批评。被武汉警方训诫后，也坦承“当时压力比较大，担心医院处罚，影响以后工作晋升。”直到1月28日，武汉封城后五天，最高人民法院公众号发布文章，为武汉8位“违法”受训诫的医生平反，他才不担心医院会处理他。
去世前一周，他对记者说，“大家知道真相更重要，平反对我而言不那么重要了，公道自在人心”；“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不同意利用公权力过分干预。”
钟南山院士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含泪称赞他是“中国的英雄”。笔者看这段视频，听到他去世后媒体采访其母的音频，两次眼眶湿了。
李文亮去世时，第二个孩子还没出生。那些贬低李医生作用、轻视他所受压力与委屈的同胞，建议先看一看这段视频和听一听这段音频。
民众欣赏他，因为他平凡中的善良，虽然怕事，却有良知；民众喜欢他，那么真实、阳光的一个小伙子，微博中喜欢炸鸡、冰淇淋等美食，吃不起车厘子，也对泳装美女有兴趣和转发；民众心痛他，为他承受巨大压力抱不平，尤其痛惜他含冤离世。为众人抱薪者，竟冻毙于风雪，世间不公与至哀，莫过于此。
他去世以后，留下的微博有144.3万粉丝，一直在增长。2月1日宣布确诊的最后一条微博下，截至3月22日15时，有68.4万条跟贴、282.0万个点赞。
很多网民留言，拉拉家常，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人间万象。有的报告疫情好转“复工一段时间了”；有的怀念“晚安，不想哭，可是又忍不住”；有的报喜你“被钟南山院士表扬喔！开心不？”；有的吐槽加班、诅咒“万恶的KPI”；有的“失恋已经半个月了”；有的感谢他及时提醒“真真切切的保护了我孩子的安全”。
3月19日，官方调查结果公布，基层两个民警“背锅”。网友在最后一条微博下又有一波新评论：“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无论如何，请安息吧！”；“好难过！您在那边一定要好好的，调查结果出来了，大家都不满意，麻烦您把那一帮祸害您的害人精都带走吧”；“一瞬间，你治好了无数中国人的眼睛”；“虽然结果大家都不满意，但在人民心中的丰碑才是最重要的”。
正如方方在日记中所说，“他的微博成为人们的哭墙”。的确，疫情期间甚至之后，这里已经并将继续成为中国民众的公共记忆、公共空间、公共情感。
二
所谓发哨，是指以武汉市中心医院艾芬为代表的专科医生。
她是急诊科主任，这部门在医院中向来不吃香，创收乏力，效益不佳。李文亮传播的疫情图片、短视频，就是她拍摄的。
3月10日，《人物》对她的专访报道，讲了些真话，还原了武汉早期抗疫的局部真相，却被无情全网封杀。全国网民拍案而起，接二连三挺她、挺真相，纷纷转载、纷纷被封。
很快有更多脑洞大开的版本涌出，除了通常的图片、PDF版外，竟然有古籍、毛体、拼音、方言、英文、盲文、甲骨文、金文、梵文、火星文、谱曲、精灵语、摩斯密码、16进制编码、二维码、条形码等50多个版本出笼。
这创造了华语史和跨文化传播史的奇迹，也实证了中国人还是有想象力和爆发力的。民不畏删，奈何以删惧之？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这不完全是行为艺术，更是接力抗议，维护讲真话的权利，维护《宪法》第三十五条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老祖宗两千多年前就点拨了。说几句真话，天塌不下来，这也是常识。
武汉市中心医院230多人确诊，艾芬管的急诊科就有40多人确诊；全院抗疫殉职的医生已有5人，危重的还有若干人。其中一位殉职医生是江学庆，1月上旬，他戴口罩去开会，被医院主要负责人批评。此后接诊只好拿掉口罩，直接面对病人，结果就是被感染、确诊、去世。
艾芬的急诊科同事向记者证实，“主任第一时间向上预警，‘SARS’回来了。”结果却是医院主要负责人当着很多人的面训斥艾芬，扣上三顶政治大帽：“你视武汉市自军运会以来的城建结果于不顾；你是影响武汉安定团结的罪人；你是破坏武汉市向前发展的元凶。”这位同事说：“把我主任当时吓得着实不轻。”
艾芬如今“后悔”，后悔没有坚持发哨，保护更多的同事。在接受采访时快人快语：“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所有抗疫第一线的医务人员，都是当代最可爱的英雄。我们也得承认这个事实，武汉本地医务人员更为悲壮、惨烈！在疫情不明、预警不早、防护不足、隔离不严、庸官不为的情况下，直接承受大量恐慌病人的医疗挤兑、交叉感染。
武汉医护早期缺乏防护服、N95口罩，有的套着家里的垃圾袋，有的穿上薄如蝉翼的“防护服”，等同于空手上前线，与病毒拼杀。他们尽力了！
据中国-世卫组织联合考察专家组披露，全国医务人员感染3387例，其中3062例来自湖北（占90.4%）。湖北医务人员感染病例主要来自武汉。后期支援、保障力量都上来了，全国4.26万援鄂医务人员无一感染就是明证。
（2020年3月15日22:32一稿，3月22日17:16二稿，【山水微言·354】。下节《传哨·听哨》连载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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