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千古一帝:楊廣
楊廣，一名英，小字阿摐。華陰人（今陝西華陰），隋文帝楊堅與文獻皇后獨孤伽羅次子[，隋朝第二位皇帝。
楊廣生於大興， 開皇元年（581年）立為晉王 ，後率軍南下消滅南陳，開皇二十年（600年）十一月立為太子，仁壽四年（604年）七月繼位。在位期間修隋朝大運河；營建東都、遷都洛陽 ，改州為郡；改度量衡依古式；對後世頗有影響。然而頻繁的發動戰爭，如親征吐谷渾、三徵高句麗，加之濫用民力，致使民變頻起，造成天下大亂，導致了隋朝的覆亡。大業十四年（618年），驍果軍在江都發動兵變，楊廣被叛軍縊殺。隋恭帝楊侗諡世祖明皇帝 ，夏王竇建德諡閔皇帝，唐朝諡煬皇帝。《全隋詩》錄存其詩40多首。
楊廣為政舉措
政治方面
改革官制：設五省、三臺、五監、十六府等；修訂大業律：大業三年（507年）頒《大業律》，其主要是對隋文帝末年比較嚴酷的法律進行了改革。《唐律》就是依照著《開皇律》與《大業律》修訂的；遷都洛陽：鑑於漢魏洛陽已經不適合作為都城了，楊廣另選地質，重新營建洛陽，展開了大規模的營建洛陽的工程。遷都洛陽是出於對洛陽在當時的軍事、政治和經濟地位上的重要性的充分認識，決不是單純出於荒淫逸樂，更不是什麼迷信讖緯。
軍事方面
討占城：大業元年（605年），令劉方攻佔城。
攻滅吐谷渾：大業四年（608年）隋臣裴矩指使高車襲擊吐谷渾，吐谷渾向隋朝請求援軍。楊廣乘機出兵，於隔年滅吐谷渾，步薩缽可汗逃亡。此戰開拓疆域數千裡，範圍東起青海湖東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庫魯克塔格山脈，南至崑崙山脈。
征討契丹，大宴突厥：大業元年（605年），隋將韋雲起率突厥兵大敗契丹，韋雲起揚言借道去柳城（今遼寧朝陽南）與高句麗交易，率軍入其境，契丹人未加防備。韋雲起率軍進至距契丹大營50裡處，突然發起進攻，大敗契丹軍，俘虜其男女4萬餘人。大業二年（606年），東突厥啟民可汗入朝時，楊廣招集全國樂人招待他。隔年楊廣到榆林，令宇文愷作大帳，邀請啟民可汗及契丹、奚、霫族族長參加大宴並看散樂，隋煬帝還贈送大量絲織品。
征討流求：大業三年（607年）和大業四年（608年）兩度派朱寬前往流求，務求“慰撫”該國，但流求不從。大業六年（610年）又派陳稜、張鎮州率兵萬人前往攻打流求，擊殺其主歡斯渴刺兜，俘男女數千人而去。在隋軍征戰期間，流求人曾到隋軍當中，進行貿易活動。
總之，楊廣除向西北開拓疆土外，隋朝大軍還向東南進行了一系列開疆拓土的戰爭，這些戰爭的勝利使大隋王朝東南的領土疆域擴大到印度支那的安南、佔婆（今越南地區）、及臺灣等地。在海南島上分置儋耳、珠崖、臨振三郡。北邊有五原郡（內蒙後套一帶）。
三徵高句麗：高句麗地跨鴨綠江兩岸，位於今中國遼寧東部、吉林中部和朝鮮北部。遼寧東部、吉林中部古稱遼東，很早即入中國版圖，後被高句麗佔據。開皇十八年（598年），高句麗又攻隋的遼西。楊堅派大軍三十萬攻高句麗，後因士卒多病，高句麗亦遣使謝罪，遂罷兵。
楊廣即位後，又三次大舉進攻高句麗。
大業八年（612年），隋煬帝第一次進攻高句麗。徵調士卒一百一十三萬餘，陸軍集中於涿郡（今北京），水軍集中於東萊（今山東萊州）。另調民夫二百萬，以運送衣甲、糧食等。造海船的民工日夜站在水中，皮膚潰爛，腰以下生蛆，死者甚眾。開戰前，楊廣下令隋將不得擅自作出任何有關作戰決定，必須先向他報告後再聽從命令。這使得隋軍在戰場上很被動。隋將在做每個決定的時候都要先派人馳報遠在後方的隋煬帝，這就延誤了軍情。高句麗的軍隊也因此有充足的時間進行重整和反擊。就這樣5個月過去了，楊廣沒拿下遼東城。 三十萬五千隋朝陸軍渡遼攻高句麗，也遭到慘敗，逃回的只有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鉅萬計，也丟失殆盡。隋軍雖曾攻至平壤附近，最後卻大敗而還。大業九年（613年），第二次進攻高句麗。正當雙方相持不下時，禮部尚書楊玄感起兵叛隋，隋煬帝倉皇撤軍。大業十年（614年），第三次進攻高句麗。隋煬帝因國內農民起義已成燎原之勢而不敢久戰，高句麗也疲於戰爭而遣使請降，楊廣就此撤軍。三徵高句麗戰爭，先後動用人力數百萬，徵調財物無數，大量士兵、民夫死於戰場和勞役，由於農村中極度缺乏勞力和耕畜，大量土地荒蕪，社會經濟受到嚴重破壞，人民難以生活下去，引發了大規模隋末農民起義。
經濟方面
開通大運河：隋代所開的運河其實大部分是利用自然河道、或是疏浚前代留下的運河。 楊廣所開鑿的運河其實是利用之前眾多王朝開鑿留下的舊河道，加以疏浚。
楊堅曾於開皇四年（584年）命宇文愷率眾開漕渠。自大興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漢代漕渠故道而東，至潼關入黃河，長150多公里，名廣通渠。仁壽四年（604年）改名永通渠。但隨著南北政治、經濟和文化日益發展，修鑿的局部運河，已經不能滿足社會需要。溝通南北水道已經成為社會經濟交流的迫切需要了。
大業元年（604年），楊廣即位第一年就修陽渠故道、汴渠故道為通濟渠，同年修東漢陳登所開的邗溝直道，大業四年（608年），又徵發河北民工百萬疏浚漢代屯氏河、大河故瀆與曹操所開白溝為永濟渠，大業六年（610年）疏浚春秋吳運河、秦丹徒水道、南朝運河為江南河。至此，開鑿大運河的工程基本完成。隋煬帝開鑿大運河前後用了六年的時間。隋煬帝先後開鑿疏浚了由黃河進入汴水，再由汴水進入淮河的通濟渠；還有從淮河進入長江的邗溝；從京口（現代江蘇鎮江）到達會稽（現代浙江紹興）的江南河；引沁水向南到達黃河，向北到達涿郡（現代的北京）的永濟渠。這些渠南北連通，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大運河。大運河從北方的涿郡到達南方的餘杭，南北蜿蜒長達五千多里。隋朝大運河以會稽、洛陽、涿郡為三點，江南河、邗溝、通濟渠、永濟渠四段，將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海河五大水系連接起來。
大運河的開通，促進了運河兩岸城市的發展，江都、餘杭、涿郡等城市很快繁榮起來。當時運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絕”。大運河對隋唐時期南北經濟、文化交流，維護全國統一和中央集權制的加強，都起了促進作用。
文化方面
開創科舉：楊廣即位第一年，就在詔書中寫道：“君民建國，教學為先，移風易俗，必自茲始。”唐人封演在《封氏聞見記》中說：“煬帝即位，復興教誘。”楊廣恢復了被楊堅廢除了的國子監、太學以及州縣學。 “教習生徒，具為課試之法，以盡砥礪之道。”
隨著士族門閥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興起，魏晉以來選官注重門第的九品中正制已無法繼續下去。隋文帝即位以後，廢除九品中正制，開始採用分科考試的方式選拔官員。隋煬帝時，正式設立進士科，我國科舉制度正式誕生。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末。
大業二年隋煬帝始建進士科，典定科舉制度，這是中國歷史上極其重大影響極其深遠的大事。楊廣創建了對後世影響深遠的科舉制，開設進士科，那時的進士科以考政論文章為主，選擇“文才秀美”的人才。《通典》說楊廣優先考慮的是個人的品質而不是文才。煬帝時還增加了科舉錄取人數。至607年，考試科目已經有了十科。這標誌著科舉制度的產生。
楊廣始建進士科，典定科舉制度，這是中國歷史上極其重大影響極其深遠的大事。那時的進士科以考政論文章為主，選擇“文才秀美”的人才。《通典》說楊廣優先考慮的是個人的品質而不是文才。煬帝時還增加了科舉錄取人數。至607年，考試科目已經有了十科。這標誌著科舉制度的產生。大業三年（507年），楊廣詔令：“文武有職事者，以孝悌有聞，德行敦厚，節義可稱，操履清潔，強毅正直，執憲不撓，學業優敏，文才秀美，才堪將略，臀力驃壯十科舉人。” 大業五年（509年），楊廣又下詔：“諸郡學業該通，才藝優洽，臀力驃壯，超群等倫，在官勤奮，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強御，四科舉人。”
崇敬儒教：楊廣於大業五年下詔曰：“先師尼父，聖德在躬，誕發天縱之姿，憲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蘊茲素王。而頹山之嘆，忽逾於千祀；盛德之美，不在於百代。永惟懿範，宜有優崇。可立孔子後為紹聖侯，有司求其苗裔，錄以申上。”
藏書事業：隋煬帝執政期間，藏書事業十分發達。他令秘書省官員，凡秘閣所藏之書，均抄寫50副本。皇室藏書樓為“修文殿”，藏有完備而無重複的正御本圖書，皆裝飾華麗，寶軸錦標。將抄寫的副本圖書，連同西京“嘉則殿”之藏，共達37萬卷。史稱“歷代之書籍，莫厄於秦，莫富於隋”。楊廣在江南任揚州總管時就網羅學者來整理典籍，到他即帝位的近二十年間，共成書一百三十部，一萬七千多卷。楊廣還組織人編寫了《長洲玉鏡》四百卷，和 《區宇圖志》一千二百卷，這對於保存中國古代的典籍做出了貢獻。
歷史功過評價：楊廣營建東都洛陽和開通大運河兩項工程意義非同小可；改革官制和創設科舉進士科，為中國中古社會的歷史轉變提供了制度上的準備；而安邊拓境、重開絲綢之路等舉措，則力圖使隋朝加強與世界的聯繫，值得青史一書。因此，楊廣是個複合型的人物，其罪也彰，其功也卓。若論其功業，則不下於秦始皇，創造中國歷史上的第二大奇蹟:京杭大運河。楊廣失敗之處是: 一、沒有考慮老百姓眼前利益，用民過重，失去民心；二、由於過分自信與輕敵，導致第一次徵高麗的失敗；三、聽信讒言，錯殺忠臣； 四、忽視了內部叛亂的嚴重性而不能徹底根除。
《劍橋中國隋唐史》：對這個歷史上稱為隋煬帝的人的性格刻劃是非常困難的，除了一些模糊的感覺外，人們不能期望在集中把他說成是古典的“末代昏君”的大量被竄改的歷史和傳奇後面，對此人的實際情況有更多的瞭解。歷史文獻把文帝的謹慎節儉與煬帝的放蕩揮霍進行對比，但從下面建設東都和完成運河體系這一節可以看出，這種鮮明的對比過分誇大了。民間文學把煬帝描繪成荒淫無度的人——以各種異想天開的方式沉迷於女色。但人們會發現，即使懷有敵意的修史者也不能掩蓋這一事實，即他的正妻，一個聰慧和有教養的婦女，從未遭到他的冷落而被宮內其他寵妃代替，她始終被尊重，而且顯然受到寵愛。隋煬帝畢竟是一位美好事物的鑑賞家、一位有成就的詩人和獨具風格的散文家，他可能有點像政治美學家，這種人的特點可用以下的語言來表達：“的確，自欺欺人也許是一個規律，因為帶有強烈的藝術成分的政治個性具有一種炫耀性的想象力，它能使其個人的歷史具有戲劇性，並使一切現實服從野心勃勃的計劃。
關於他對三個年長資深的批評者採取的粗暴行動並在607年將他們殺害之事，我認為並無誇大；而這一年正是頒佈刑罰較輕的新律之時。這些嚴酷的措施預示著以後幾年不幸地加劇的暴虐行動方式的來臨。即使我們姑且假定處決先皇的三個主要政治家的指控有一定的根據，609年年邁的薛道衡因含蓄地批評時局而被蓄意判處死罪之事，也肯定使煬帝的執政由此進入了更黑暗的第二階段。
“儒家修史者對煬帝道義上的評價的確是苛刻的，因為他們把他描寫成令人生畏的典型的“末代昏君”。在民間傳說、戲劇和故事中，他的形象被作者和觀眾的隨心所欲的狂想大大地歪曲了——人民生活在一個無節制地使用權力、有豪華宮殿和享有無限聲色之樂的世界中，只能產生這種感情上的共鳴。在中國的帝王中，他決不是最壞的，從他當時的背景看，他並不比其他皇帝更加暴虐。他很有才能，很適合鞏固他父親開創的偉業，而他在開始執政時也確有此雄心。但是他希望歷史會肯定他的執政以及他追求豪華壯觀的慾望，這就使他的判斷力不能發揮出來。那種驕奢淫逸的作風只能使阿諛奉承之輩得勢，而他周圍確有這樣一批人，這對他是致命的。遠征高麗——這種企圖的目的我相信是合理的，即使是傳統的——隨著每次失敗，卻使他越來越著迷，而著迷對於擁有最高權力的專制君主及其統治的人民來說往往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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