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並無中西之分，只有文明與野蠻之別。——社會學家 孫立平
文化各異，文明趨同。——哲學家 尤其
（一）
1891年7月18日，中國歷史上第一位駐外使節，首位駐英公使郭嵩燾抑鬱而終，這時距他最後一次離職返鄉已經整整12年。1879年初，正在英倫三島出任駐英公使的郭嵩燾遭到朝臣特別是所謂清流派的猛烈攻擊而被滿清朝廷解職，黯然回國。返國途中，郭嵩燾拒絕北上京城交差述職，而是直接稱病回籍，從此徹底離開官場。之後12年鄉居期間，他不但沒有得到朝廷的一絲眷顧，反而成為士林公敵，謗滿天下，謾罵汙辱不絕於耳。
因此，在臨終之前，郭嵩燾立下一道遺囑：三日成服，傳知本家及一、二至親，並於靈前行禮，其他親友概不通報。
在那樣一個把生前死後名聲看得比生命本身還重要的年代，郭嵩燾此舉可謂驚世駭俗，他用如此決絕的方式和自己所處的昏聵時代作了一個徹底的了斷。
郭嵩燾
郭嵩燾是湖南湘陰人，湘陰離長沙並不遠。2018年7月5日，我們一行5人驅車從長沙直奔湘陰。由於所謂晚清中興四名臣之一的左宗棠也是湘陰人，所以有朋友建議先去左宗棠故居柳莊，看完後再到湘陰縣城西，尋訪郭嵩燾故居。
說實話，我對左宗棠並無興趣，只因從未去過柳莊，也就附議朋友的建議。不過我們在柳莊呆的時間並不長，也沒有到重建的故居里面參觀。我覺得除了今人庸俗的附繪，那裡面沒有一點有歷史價值的東西，儘管柳莊看起來場面很大。
然而同為湘陰曆史名人的郭嵩燾故居就遠沒有柳莊那麼好找了。我們在湘陰縣城西轉悠了近一個小時，根本找不到故居在哪。繞著縣城轉了一圈後，不得不又回到城西，逐條小巷子尋訪，最終在毛家巷16號找到了郭嵩燾舊居，說是舊居，其實僅剩一扇門牆存留而已。郭嵩燾故居現為一劉姓老人居住，老人一見我們幾個站在門口就熱情招呼進屋，並一人一杯熱開水。我見老人動作如此嫻熟，便問他此處是否經常有人前來，老人說近幾年來此的人越來越多，他都差不多成了一名業餘招待了。
郭嵩燾舊居
1818年4月11日，也即清嘉慶二十三年三月初七，郭嵩燾就出生在湖南湘陰縣城西正街，今稱為毛家巷16號的舊居里。
郭嵩燾出生的年代正是世界格局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時代。英國通過工業革命帶來的鉅額利潤迅速鞏固了自己世界霸主的地位，並繼續向海外擴張殖民地，而且國內人民人#權#意識日益高漲，權利運動此起彼伏，憲#章#運動也開始醞釀發端，一個人類嶄新的文明即將出現在英倫三島並必將傳播到全世界。
1799年10月，拿破崙發動霧月政變，推翻了法蘭西第一共和國，建立帝國，成為拿破崙一世。拿破崙建立軍事獨裁後，成為法國大革命的遺囑執行人，他在法國建立銀行，發展教育，建設水陸交通系統，頒佈了影響人類現代化進程的《拿破崙法典》，確立公民平等，宗教寬容，個人自由，財產神聖，等等等等。通過十多年的戰爭，拿破崙征服了歐洲大陸大部分國家，也把自己的價值觀推向了全歐洲。
而美國也在獨立戰爭後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三權分立的聯邦共和國，1787年，《美國聯邦憲法》制訂，1789年3月4日生效，同日，華盛頓就任美國第一任總統，同時也是世界上第一位以總統為稱號的國家元首，1797年，華盛頓任滿兩屆拒絕連任，亞當斯接任第二任美國總統，這也是人類歷史上首次在國家最高元首上的和平更替。
1816年門羅就任美利堅共和國第五任總統，他提出了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著名宣言也即門羅宣言。影響今後人類世界歷史進程的三大現代民主國家美、英、法已經初具雛形。而在郭嵩燾出生前三年的1815年，對歐洲乃至世界產生了巨大影響的歷史人物俾斯麥也呱呱落地。
西方世界山河已經沸騰，日新月異，而神秘古老的東方依然靜悄悄，鐘聲悠然。1799年2月，中國農曆的正月初三，北京城滿大街在傳遞一個信息，統治大清朝長達64年之久的乾隆爺弘曆終於駕崩，這位人類歷史上統治一個國家時間最久的獨裁者把中國這艘骯髒破舊的巨大木輪開到了惡浪滔天，危機四伏的歷史三峽的谷口便撒手而去，他的第十六個兒子，深肖朕躬的永琰也即後來的嘉慶繼承了他的帝位。
滿清王朝的這位第五任君主顯然並不知道自己接手的是一隻巨大的燙手山芋，面對急劇變化的世界格局，嘉慶的表現類同智障。乾隆死後第五天，他搞掉了自己獨裁路上的最大威脅權臣和坤，然後向臣民許諾“鹹與維新”，但一直到他死去的1820年，他也沒有開啟過所謂維新改革。
1805年，陶醉於成功消滅白蓮教的嘉慶皇帝突然採取嚴禁西洋人在華活動的一系列強制措施，算是他對世界局勢作出的自我回應。1805年3月，英國派遣使節來華，試圖建立與中國良好的貿易關係，那時英國海軍在納爾遜指揮下正在與法國與西班牙的聯合艦隊作戰，勝負未料。而智障皇帝嘉慶對這一切當然一無所知，他想當然的命令管理西洋事務的大臣立即查處西洋人私刻的書籍，迫害西方傳教士和中國天主教徒，把他們圈禁或者充軍，並頒佈“稽查西洋書章程”。
同年10月，嘉慶皇帝以“賜書”名義答英王來書，顯示自己天朝上國國君居高臨下的地位，“賜書”的內容也斷然拒絕與英國建立平等往來的外交貿易關係，當這份“賜書”抵達英國時，正是英國皇家海軍大勝法、西聯合艦隊之時，英國人的反應可見一斑。
1816年英國再次派出以阿美士德為首的使團來華要求與中國通商，卻被嘉慶皇帝堅拒，因為中國是無所不有的“天朝上國”，荒蠻之地的“狄夷”只能向“天朝”進貢，而無權與位於“天下之中”的中國“互通有無”。智障嘉慶仍然沉醉於中國幾千年的“華夏中心”論的塵夢之中不能自拔，對正在迅速變化的世界大勢毫無瞭解，這樣與西方建立良性平等的貿易、外交關係的大門被徹底關門，戰爭的潘多拉魔盒被智障皇帝嘉慶打開。
在這樣急劇變化的世界局勢之中，也有極少數的異類嗅到了其中的危機。1805年，23歲的滿清天才龔自珍發表了他著名的《乙丑之際箸議》系列文章。在這組文章的第七篇裡，龔自珍奉勸當時的嘉慶皇帝：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面對日益加重的帝國危機，龔自珍希望嘉慶主動開啟自改革，以挽救滿清帝國的危亡之局，但嘉慶對此沒有任何反應，也不可能進行所謂的自改革。
然而早在1800年，由英國東印度公司操縱的對華鴉片貿易便已達到走私進口兩千箱的規模，而到這位智障皇帝死後的1821年，更猛增至七千箱一百四十萬斤，總值在洋銀四千二百萬元以上，也就是說他的繼任者道光一坐上龍椅就如同坐在了火山口上。
郭嵩燾一出生，就處在一個劇烈動盪的時代之中。
1840年22歲的郭嵩燾在友人推薦下來到浙江，成為浙江學政羅文俊的幕僚。那一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來自英國的東方遠征軍於浙江登陸，先攻佔了定海，一月後北上渤海。越明年，英軍炮轟廣州，隨後攻佔廈門。
短短的時間之內，定海、鎮海、寧波、慈溪、餘姚、奉化以及吳淞、鎮江、上海、南京等沿海城市相繼淪陷，郭嵩燾當時正在浙江，他親眼目睹了浙江海防在英國人的堅船利炮之下如此不堪一擊。而這場戰爭給郭嵩燾心理上造成的衝擊無疑更加巨大，甚至改變了他此後的人生軌跡。1856年，郭嵩燾來到上海，那年他38歲，已是湘軍的重要將領，他也是湘軍的創立者之一。當時他奉曾國藩之命前往浙江為湘軍籌餉。
上海之行是郭嵩燾與西洋人第一次零距離的接觸，與16年前那種模糊不清的印象相比，這次他顯然感受到了一種全新文明對自己內心的強烈衝擊。他把自己的所見所聞詳細記錄了下來，比如他對自己看到的洋人住居的洋樓發出“殆罕與倫比”的感嘆。而且他還興致勃勃地登上英國兵船，並且在船上的餐廳裡喝了洋人釀造的葡萄酒。
通過與洋人的交往，使他強烈感受到中國士人對西洋人的鄙夷實屬自身的無知。西洋人毫無疑問是文明人，並非全身長毛，渾身發臭，尚未進化完全的夷狄。從他的字裡行間能看出，他甚至認為西洋文明已經達到的高度遠非華夏文明所能及。
1848年初秋，同為湖南老鄉，深受郭嵩燾推崇的魏源平生第一次來到香港，香港的繁華讓這位《海國圖志》的出版人感受到強烈的震撼，他甚至誇張地把自己所看到的香港比作神話中的蓬萊仙境：山邪雲，城邪人，胡為兮可望不可親？豈蓬萊宮闕秦漢所不得見，而忽離立於海濱。豁然橫亙兮城門，市廛樓閣兮兼郊.....
在詩後的題記中魏源自注到：香港島在廣東香山縣南綠水洋中。諸嶼環峙，藏風宜泊，故英夷雄踞之。營廛舍樓觀如澳門，惟樹木鬱蔥不及焉。予渡海往觀，次晨甫出港，而海中忽湧出數山，回顧香港各島，則銳者圓，卑者矗，盡失故形，若與新出諸山錯峙。未幾，山漸離水，橫於空際，交馳互鶩，漸失巘，良久化為雄城如大都會，而海市成矣。自寅至巳始滅。幻矣哉！擴我奇懷，醒我塵夢，生平未有也。其可以無歌？
筆者之所以錄這首詩及題注，是因為魏源在當時被推為第一個睜眼看西方的中國人，他的《海國圖志》士林中幾乎家喻戶曉，書中那句“師夷長技以制夷”不僅被士人奉為自慰的精神鴉片，也被後世的統治者引為對付西洋的經典，他也因此贏得巨大的虛名。只可惜魏源杜撰《海國圖志》時，連西方是什麼樣子都不知道，完全是東拼西湊加上抄襲林則徐的《四洲志》而成。
當他親眼目睹西方世界的真實面貌時，他引以為傲的“師夷制夷”的觀點顯然站不住腳了。而他心中那個中國是無所不有的“天朝上國”，荒蠻之地的“狄夷”只能向“天朝”進貢，而無權與位於“天下之中”的中國“互通有無”的“華夏中心”論的塵夢也在瞬間幻滅了。不過這種幻滅感或許只在魏源的心中存留了片刻，他又陶醉於幾千年形成的塵夢之中了。
但郭嵩燾顯然不會沉醉於魏源式的塵夢裡了，他已經從塵夢中徹底醒來。從上海回江西時，郭嵩燾特意給曾國藩帶了兩件東西：雙眼千里鏡和一個風雨表。郭嵩燾想把自己在上海的見識與曾國藩分享，然而令他深感遺憾的是，這位與他風雨同舟數十年的好友，在對待夷狄的問題上卻與他有不可逾越的分歧。沒過多久，郭嵩燾與曾國藩分手，告別了自己參與創建的湘軍，此後十多年，直至曾國藩離世，郭嵩燾再也沒有與曾國藩共事，哪怕期間他幾次解職回鄉，賦閒在家。
網絡時代來臨後，人們漸漸撥開了歷史的迷霧，瞭解到一些歷史真相，郭嵩燾也逐漸浮出水面並進入大眾視野。面對一個一百多年前的歷史人物，我們到底應該如何評價他？
很多人把他定義為他那個時代的先行者，對此我不敢苟同。毫無疑問郭嵩燾有很多先知般的預言，如1859年初，咸豐命郭嵩燾參贊主持天津海防的王爺僧格林沁，郭嵩燾認為“洋務一辦便了，必與言戰，終無了期”，所以他向僧格林沁建議與洋人議和，但被剛愎自用的僧格林沁斷然拒絕。
志向受挫的郭嵩燾萌生去意，請求回籍，以身體為由反覆告假，回到湘陰僅一個月，咸豐十年八月初四，他就從朋友來信中得知天津塘沽失陷，然後是京城失陷，咸豐逃往熱河號稱“駕幸”。
郭嵩燾“為廢寢食”“痛悼不已”，想不到自己“不幸而言中”，而且還是“昨歲之言”。再比如，他認為，眼前的“夷狄”已非“古之夷狄”可以比擬，“西洋之入中國，誠為天地一大變，其氣機甚遠”，而且，“夷人之於中國，要求通商而已”，“西洋以行商為國計，其勢必不能竟已也”，“得其道而順用之，亦足為中國之利”。因此，雖堯舜生於今日，“必急取西洋之法推而行之”。否則，就會是人家西洋“以其有道攻中國之無道”，那才是真正的災難。
另外，還在英國時郭嵩燾就注意到，此時更全面地學習西方的日本必將勒逼中國，“諸公欲以無本之術，虛驕之氣，以求勝於日本，於人於己兩失之”。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中國必敗，1877就在郭嵩燾的預料之中了。
就連自己死後的名聲，郭嵩燾也有準確的預測：傲慢疏慵不失真，惟餘老態託傳神。流傳百代千齡後，定識人間有此人。其實根本用不了一百代，現在的郭嵩燾已經廣為人知，而且再也掩蓋不了了。
在筆者看來，郭嵩燾最有份量的預言應該是他那篇中國要想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必先經過二、三百年的漫長轉型的論述。與郭嵩燾差不多同時的王韜曾說：中國不及百年，必且盡用泰西之法而駕乎其上。郭嵩燾的預期沒有那麼樂觀，他感覺朝廷行政用人“顛倒失次”，“而人心詭變，連讀書人都無禮無信，不仁不義”，“上有釀亂之有司，下有應劫之百姓，亂至無日矣”，“回首人間憂患長”，苦難或許才剛剛開始。
所以，他認為中國需要差不多三百年才可能走出秦漢以來累積深厚、流極敗壞的政教，非這樣漫長不能指望振興。他說，武器、製造，有賢者擔當，也許三五十年勉強能“望見其涯略”，百年樹人，以百年之力或許可以“滌盪舊染”，磨礪出合適的人與人才，再以百年之力方可以累積成人心風俗，真正的改變在於人心風俗。
與他同時代那些所謂中興名臣相比，郭嵩燾的格局無疑要高出很多，與龔自珍、魏源等士林領袖相比，他的胸襟也要寬廣很多，郭嵩燾應該是他那個時代站得最高，看得最遠的中國人，他的思想高度就是那個時代中國的思想高度。郭嵩燾曾屢屢直言，“天下之大患，在士大夫之無識”，“天下之亂，由大臣之無識釀成之”，“國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塗飾，而事皆內潰；非寬之失，顢頇之失也。”他也非常認同劉蓉“非英夷之能病中國，而中國之自為病也”的論點。
即使在他死後歷經甲午戰敗之痛的張之洞，面對危局也只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醫國之方。但在郭嵩燾看來，要想趕上西洋，首先應該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制度的改變才會有國家改變的可能。
“惟天子以天下之政公之天下，而人能自效其誠”，這是西洋正在遵循的政教，也是西洋崛起的秘密，他引用《詩經》的話說，王者之政，“俾民不迷”，但是，秦以後的中國，“懸法律以束縛天下”，“民之受其迷者兩千餘年”。他認為靠君主個人道德維持的政治其實是不能持久的，可以持久的是“公之眾庶”的政治，這就是西洋立國之本。
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與他同時代的日本思想大家福澤諭吉相比，郭嵩燾的認知侷限一目瞭然。郭嵩燾與福澤諭吉可以說是他們那個時代中日兩國對西方文明認識最深刻的人。
1872年，福澤諭吉發表了他的代表作《勸學篇》，文章的開篇就寫道：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這就是說天生的人一律平等，不是生來就有貴賤上下之別的。人類作為萬物之靈，本應依憑身心的活動，取得天地間一切物資，以滿足衣食住的需要，大家自由自在，互不妨害安樂度日。提倡人人生而平等、自由，是現代文明世界的核心價值觀念，而憲#政民主的國家制度都是為捍衛人的自由、平等而設立。所以人權是第一位的，國家制度則是從屬的。
福澤諭吉一開始就倡導人的自由、平等權利，無疑抓住了現代文明的核心價值所在。而即使是郭嵩燾也無法突破中國儒家上下尊卑的桎梏，在他的文章裡，是看不到自由、平等等字眼的，他也無法看到經歷憲#章運動後的英國，人#權觀念的興起和個人權利得到保障才是國家繁榮富強的根本所在。
日本貨幣上的福澤諭吉
另外郭嵩燾與福澤諭吉更大的差距在於，為了踐行自己的價值觀，福澤諭吉一直身體力行，在日本從事教育事業，即使面對反對者發出的死亡威脅，他也沒有停止宣傳自己價值觀的腳步，幾十年後，他不但桃李滿天下，也把自己倡導的自由、平等觀念傳入了千家萬戶，並讓它們在日本生根開花，所以即使在一百多年後，日本人民還深深懷念他，把他的肖像一直印在日元最大面額紙幣上。
而郭嵩燾僅僅把自己在英國的所見所聞和對西洋政治體制的一些看法寫在日記裡，就遭到舉國的攻擊謾罵，而面對這些攻擊郭嵩燾無疑是懼怕退縮的，他沒有勇氣站出來公開捍衛自己的理念，更沒有勇氣身體力行宣傳自己的理念。從1879年到他去世的1891年，其間有12年時間，郭嵩燾過著幾乎是隱士般的生活，他唯一的一次反抗，就是在死後不讓任何人參加他的葬禮。
對於中國人的文化惡習，郭嵩燾是體念至深的，所以他才會提出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轉型非得歷經二三百年才能成功，而僅僅是“滌盪舊染”，就需要百年之力。
也或許是對這種舊文化的深惡痛絕，郭嵩燾死後，他把自己埋葬在一個叫蜈蚣開鉗的地方，他似乎是想借蜈蚣的兩隻巨鉗，以毒攻毒，把中國積重難返的惡習統統盪滌掉。
2018年7月5日下午，我們從湘陰縣城驅車來到汨羅市沙溪鎮劃江村郭嵩燾墓前祭奠這位十九世紀的思想偉人，郭的原墓已在文革中被毀，現在的墓是2011年重修的，而且已無法恢復原來的舊貌。
我們開車離開來到墓葬對面的公路上再回望郭嵩燾墓時，能看到一條巨大的蜈蚣盤踞在田園中間，但那兩隻巨鉗卻再也見不到了。而車行十幾分鍾，就來到了長沙縣一個叫開慧鎮的地方，那裡有規模龐大的開慧紀念館，我們沒有停留直接上了回長沙的高速。從郭嵩燾舊居到楊開慧紀念館，兩相比較，心理落差讓人無法承受。
回程的路上，突然來了一場暴雨，但即使雨量再大，時間再長，似乎也無法驚醒中國人新的塵夢。
（二）郭嵩燾：
敢說真話的“人民公敵”
一個民族要生存下去，不能沒有說真話的人，讓誰來說出真理？命運不僅要選擇有識之士，還要選擇無畏之人。
奏謗
清朝有個規定，要出使各國的大臣都寫日記。日記要將所見所聞，所作所為，詳細記載，隨時諮報。郭嵩燾將他的出使日記，抄寄一份，給了總理衙門。這份日記，兩萬來字，總理衙門以《使西紀程》為名刊印出來。書一問世，就引爆了輿論，讓人大跌了一把眼鏡。
有個名叫何金壽的人，時任翰林院編修，為日講官，出來彈劾郭嵩燾，說他“有二心於英國，欲中國臣事之”。何某同事、翰林院侍講張佩綸更積極，請朝廷撤換使臣，否則有違民心了。還有那位李慈銘在日記裡，對郭誅心：誠不知是何肺肝，居心何在！
那時，皇帝尚未親政，一切都由太后作主，慈禧太后似乎忘了她曾經對郭嵩燾的承諾，放任朝野上下的攻擊，並下令將《使西紀程》毀板。
後來，梁啟超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裡還提起此事：“光緒二年，有位出使英國大臣郭嵩燾，做了一部遊記。裡頭有一段，大概說，現在的夷狄和從前不同，他們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噯喲！可了不得。這部書傳到北京，把滿朝士大夫的公憤都激起來了，人人唾罵……鬧到奉旨毀版，才算完事。”
當《使西紀程》被詔令禁燬時，李鴻章卻自稱反覆看了四遍，並在給友人信，為郭嵩燾抱不平，說“筠仙雖有呆氣，而洋務確有見地”，朝野卻如此參毀奏謗，恐怕達官貴人從此皆引為鑑戒，噤聲若寒蟬，中土必無振興之期，日後更無自存之法，可為寒心。
偌大的中華，連一本講真話的書都容不下，李鴻章也心寒了。
郭嵩燾遠在國外辯解了幾句，便遭嚴旨申斥，斥他“固執任性”，所見實屬褊狹，本應立即撤回，嚴行懲戒，姑念其駐英以來，辦理交涉事件，尚能妥帖，所以寬大處理，如若固執己見，則以國法論處。
郭想著太后召見時，言猶熱耳：“你只一味替國辦事，不要顧別人閒說，橫直皇上總知道你的心事。”這話還算不算數？如今太后卻變成了一塊落井的最大石頭。明白了，自己只是被人利用來救一時之危機，危機一過去，自然卸磨換驢，維持大清朝的“國體”，這便是太后的與時俱進。
他光明磊落，怎麼有辱國體了？就因為在日記裡，讚美了大清朝的敵人——那個發動了鴉片戰爭、火燒圓明園、還要大清朝去道歉的英吉利？李慈銘《越縵堂日記》說他極度吹捧英國“法度嚴明，仁義兼至，富強未艾，寰海歸心”，這哪裡還是大清朝的臣子！
辭官
清流洶湧，看來必須辭職了，他上了一道辭職的奏摺，銷差去也。但他內心為集權制下的權力制衡憂憤不已，慈禧安排劉錫鴻作他的助手，其實是安插耳目，以監督外臣。劉出京時，攜帶一堆空白奏本，就是為彈劾之用。這時，郭嵩燾才幡然，原來出京之日的“和衷共濟”，實則早已異心，而捏造各種罪名向朝廷打小報告，足見其蓄謀之深遠。但郭沒有歸咎自己的言論，他堅信自己所說的是真理，沒有一句不實；他也沒有歸咎於制度安排，王權就是製造矛盾找麻煩的。不管這些了，他由衷地讚美了英國的民主制，因為只有民主制，才能“一味替國辦事”。
威妥瑪來訪，兩人談起俄羅斯土耳其戰事。威妥瑪說，我在中國很久，知道中國的情形與土國差不多。郭說，中國有勝於土耳其者，也有不及者。勝之者，在以禮自處，無勝人之心，不喜黷武。若從“仿行西洋兵制，設立議政院”言之，則中國還不及土耳其。說中國政治制度不及英國，已有人罵他是漢奸了，又說中國有不及土耳其者，那該罵他什麼好呢？
威妥瑪還說，中國若能內修，則無懼強敵，不內修，則東西兩洋皆將為敵。又說，中國有地利，有人才，就是沒有好政治，所以，不能發揮作用。購買西洋幾尊大炮，幾支小槍，修造幾處炮臺，於事無補。何況近年才知有外交，尚矇昧不知有內政，於百姓民生一切，還是不管不問，如此國家豈能自立？
郭嵩燾說，中國說的人多，做的人少，做的人被說的人折磨，我在這裡也沒什麼用了，不如銷了差，早點回國去。
接替他的人，朝廷終於安排好了，是故人曾國藩之子曾紀澤。當初朝廷以他為使，就是不得已，但凡有人能接替，就不會用他這個眾矢之的。
曾紀澤來電，提出在法國接印，郭嵩燾不高興，致書紀澤：“吾以英使兼法，接任大臣不至倫敦，無可交卸之理。持印赴法以求交涉，非所聞也。”曾紀澤想節儉，以為郭嵩燾回國反正要途經巴黎，順便把印帶來交接倒也省事。但經郭一說，紀澤就來倫敦了。
紀澤公事公辦，公事辦完了，再論親情。一起告辭了英國外相，晚上，紀澤請他吃飯，紀澤所有隨員都在。後來，有人告訴他，說這一頓飯是紀澤要所有隨員湊錢請他，以省公費。他心裡明白，此舉是要讓所有人都有機會向他表示尊敬和感激。
惡制度難免有惡習，人心還是向善的。郭嵩燾早就是中國傳統的另類，如今又成了王權主義的異己。而曾紀澤還要在大清朝的制度安排裡做事，即便是惡習，也得堅持。郭喜歡英國方式，並不認為“英國方式”是英國人獨有的，總以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他很理想，辦外交也求理想，這是他偉大的地方。在國際外交舞臺上，從來不缺老練的外交家，如俾斯麥、李鴻章，但令他佩服的還不是這些人，而是英國首相迪斯雷利，那句“沒有永恆的朋友，只有永恆的利益”，便出自他口。《使西紀程》卻未見此句名言，郭使英期間，正是迪氏執政時期，郭對英國的讚美，當然也包含了對迪氏的讚美。然郭讚美英國，多在理想層面，碰了利益的釘子也不改變。
身後
一到上海，就面臨選擇，是沿海北上，去朝廷報到，還是逆江西行，回老家去？內心深處，郭嵩燾已與朝廷決裂了，當然要回老家去！但恭親王、李鴻章皆有意安排他先期回京，是要朝廷有始有終，給他一個交待。可他此番歸來，有了新覺悟，認定了在這種體制內，“洋務之不足於有為”，他無法容忍，凡是跟他作對，以罵他、侮辱他為己任者，無不立時揚名，被朝廷重用。他說：“朝廷挾此術以辦理洋務，萬無以善其後，奈何枉己以從之哉！惟能引身自遠而已。”
他說這一番話，剛好是在光緒五年閏三月，見於《郭嵩燾先生年譜補正及補遺》。中國民間有“閏月不吉”之說，不祥之人閏月歸來，還沒有到長沙，就有人來信勸阻他了，說“輪船不宜至省河”，他當然不理。他畢竟還是欽差，奉旨賞假到了長沙，卻沒有人來迎接他，他也無可奈何。
朋友來，勸他別談洋務，被他頂了回去：不可不談！不談洋務，何以保國？王闓運曾對人說，郭嵩燾應是當國做事的材料，立即就有所謂坊間妖言，說郭之作相，則天下大亂。
郭嵩燾病逝了，闓運記曰：“竟不入相，妖言無憑也。”妖言無憑，但有影響。李鴻章奏請朝廷賜諡，即被否決，說郭嵩燾“出使西洋，所著書籍，頗滋物議”。其時，光緒帝親政已有兩年了，連熱衷西學的皇帝都不敢捅這個“妖言”的馬蜂窩，以至於義和團運動興起時，還有京官請戮郭屍，以謝天下。郭無懼於妖言，不怕成為“人民公敵”，有李鴻章知己，一生已足矣！
（三)
郭嵩燾與嚴復的忘年交
郭嵩燾與嚴復的首次見面，是光緒三年（1877）四月初一，公曆5月13日，嚴復到英國留學的第三天。見了，彼此不會有什麼印象。在郭，以二品署禮部左侍郎出為大清帝國首位駐英國公使，時年60歲，對所有在英大清子民都負領導責任；在嚴，時年23歲，首度出國，入倫敦格林威治皇家海軍學院，隨領隊李鳳苞與所有十二位同學到公館報到。彼此例行公事，郭在日記中存錄一筆而已。
過了九個月，也就是次年元旦，這批學生到公館慶賀新年，郭大人詢問讀書情況，開什麼課，用什麼教材，英國鐵甲船結構如何，炮彈之分類與功能，都是場面上的話。郭在當天日記裡記下每個學生的姓名和表字，首先就說“嚴又陵（宗光）談最暢”，印象深刻。所談海軍課程及對學生要求，郭都詳記，課內有講授與實習，課外則讀書質疑。“各堂教師皆專精一藝，質問指授，受益尤多”。水師船分駕駛、掌炮、製造三科，駕駛以繪圖為重，掌炮要掌握化學與電學，各以數學為本，郭感嘆“此西洋人才之所以日盛也”。
嚴復更告訴他：“西洋筋骨皆強，華人不能。”學校讓中外學生作築壘訓練，人執一鍬，限定一點鐘，到時則教師率先完成，其他學生完成一半，中國學生完成最少，“精力已衰竭極矣”。
嚴認為西人“操練筋骨”，“自少已習成”。這一天所有談話，都是大家在場，嚴復的識見談吐，讓比他年長37歲的郭嵩燾刮目相看。
嚴復
一個多月後，嚴復再次與郭深談，這次圍繞郭的朋友張自牧的《瀛海論略》展開。張主張西學，見解遠超當時一般士大夫，嚴復認為其所論有四大謬，即鐵路非中國所宜，機器會導人淫侈，舟車之利後當轉薄，海防非所急。郭瞭解張在國內所言有難言之隱，不贊同全盤西化，認為“中國大本全失，西法從何舉行”，讚譽嚴之所見“高出人人”，最見傑出。
在此以後，此一老一小不顧年齡與地位的巨大落差，越談越投機，隔三差五就見面，所談也涉及各方面。見於郭日記者：三月初七，郭慶賀生日，嚴也來，席間大談光、電之學及各項科學發明，兼及全球氣候變化。次日再談，嚴說：“中國切要之義有三，一曰除忌諱，二曰便人情，三曰專趨向。”這時郭已因在外言論受到非議，郭覺得自己平生所守正在此，因而犯忌，慨嘆“誰與知之而誰與言之”，只有這位年輕人能理解。
四月末，郭嵩燾約友僚專程去參觀嚴復的寓所與學館，親身體驗英國教育的實況。其間，嚴復為他演示發電的實驗。參觀學校的教學區和附設工廠，嚴復更告他西洋學術之博大精深，從對數表說到地心引力，從分子加速說到水壓機原理，還說到傳聲機原理。
對西方科學，嚴復談得透徹，郭在日記中更詳加記錄，僅此一日就長達二千多言。郭不僅讚賞，更建議嚴“以所見聞日記之”。三天後，郭要學官見示學生日記，首摘嚴復的《漚舸紀經》，涉及長江口之沙線與航路、鐵船之弊及兵船發展趨勢、火藥燃燒原理等。
六月，嚴復帶示《修路汽機圖說》，告以西人修路之社會協調與民生共享，郭由此感慨：“即平治道途一節觀之，而知天維地絡、縱橫疆理，中國任其壞亂者，由周以來二千餘年未知討論，此亦天地之無如何者也！”過幾天，收到嚴復來信，日記裡寫下：“又陵才分，吾甚愛之，而氣性太涉狂易”，擔心他“終必無成”。以郭之性格，當面也會相告。郭所慮者，嚴之氣性，回國後如何進入官場？不久，嚴復帶他在巴黎參觀下水道工程，到盧浮宮參觀氣球升空及製氧氣法。
以上據郭嵩燾日記，不厭其煩地記錄郭、嚴二人之交往細節，是希望揭出兩人雖地位、年齡懸隔，在郭絕不以高官自居，飢不擇食般地希望瞭解西學的所有細節，恨不能年輕許多，直接到英國學校去接受教育，在嚴則因諳熟英文，可以更廣泛地閱讀學習，他的視野與思想已經完全西化。通過嚴復，郭嵩燾得到更深入瞭解西學的簡便通道。兩人超越一切世俗的限定，成為忘年密友，成就一段佳話。
光緒四年（1878）十一月，郭嵩燾去職準備回國，他對各在英學海軍學生有一評語，如評劉步蟾可主兵，林永升等辦事精細，可守海口，薩鎮冰精力甚強，心思銳人，看問題能透過一層，是為將才，後都得驗證。對嚴復，則評為“以之管帶一船，實為枉其材”，識解遠勝諸同學。對此，郭的後任曾紀澤很不以為然，批評郭“褒獎嚴宗光太過，長其狂傲矜張之氣”。嚴復在致郭信中也說曾“天分極低，又復偷懦憚事，於使事模稜而已，無裨益”。郭很贊同。郭、曾二家為世交，為親家，曾於郭為晚輩，但性格不同，雖未交惡，遠不如嚴之知心。
郭將歸國時，《泰晤士報》發文加以評論，嚴復全文翻譯以示郭，郭存於日記。此文說中國向來俯視一切，派遣使者以為有失國體。郭為首任公使，此文認為“郭欽差官階甚高，曉暢歐洲事體”，對他離開感到惋惜，並體會他“為國之苦心，在將外國實事好處說盡，以求入於偏疑猜嫌中國人之耳”。郭歸國後，曾紀澤曾寄示英人所撰《郭侍郎小傳》，稱郭“為人和厚，靄然可親，外文明而內剛健，胸懷坦直，使臣罕有其比”，“蓋自有各國使臣以來，無如郭公之可愛可敬也”。
郭嵩燾歸國後，與嚴復再未見面。去世後，嚴復輓聯是：“平生蒙國士之知，而今鶴翅童毛，激賞深慚羊叔子；唯公負獨醒之累，在昔蛾眉謠諑，離憂豈僅屈靈均。”
上聯說待己為國士，自己年歲漸增，事業無成，有負郭之激賞。羊叔子為西晉羊祜，臨終推薦杜預，成就平吳事業。下聯說舉世昏睡，郭獨醒以看世界，不免為世非議，他的巨大痛苦和屈原一樣。
郭嵩燾辭國時，慈禧面諭：“你只一味替國家辦事，不要顧別人閒說，橫直皇上總知道你的心事。”然而，他將從上海出發，到達倫敦的53天日記，整理為《使西紀程》出版，如實寫出沿途所見，引起朝野譁然，乃至銷版禁燬。他到任不久就被彈劾，所謂在英國劇院看了戲單，巴西國王訪英時居然起立，天冷時英人為他披了件衣服，都成為大不敬。
他在英法兩年，不捨晝夜地記錄所見所感，不僅講社會政制，宗教文化，也遍及數理、聲光、生化、營造、動植各方面。歸國以後，連進京銷差的機會都沒有，被整個統治集團所摒棄，只能自請休退。留下八十萬字日記，百年後方得出版。“ 雖復沉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沖天。”（唐郭震《寶劍歌》）今讀其日記，仍不能不感慨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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