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该不该为明朝的灭亡而负责?


东林党有没有责任不好评断,可以讲一个小故事:明代末年培养了一支火器部队,这支部队要开赴前线,经过山东时因为没有粮饷,饥寒交迫,一个士兵偷了一只鸡吃了,这只鸡属于王象春——东林大佬;结果是这个士兵丢了脑袋,东林大佬还觉得不够解气,还要这支部队领头的脑袋;这帮人不得已只有造反。这帮士兵的头儿叫孔有德。


哀公问宰我


东林党人,最开始以无锡的东林书院为中心,讲学传道。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影响力,以道德为信条,重建道德权威,并试图建立一个以道德为标准的社会秩序体系。这就是所谓的道德主义者。然而,任何团体,一旦它有了政治上的追求,那么驱动它的就不是原先的信仰和教条,而是自己团体的政治利益。随着东林党人的影响日益扩大,成为有势力的团体和党派,有了党派的利益和追求,他们自己也很清楚的意识到:如果单单依靠所谓“道德”,根本就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这样一来结果只有两个:一,利益在和“道德”的斗争中占据上风;二,使所谓“道德”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借道德之名,谋党派之利。这样,东林党人就成为明末党派之争的主流。万历初年张居正独揽大权的时代,东林党人已经开始上书攻击他。此后东林党和浙党是朝廷斗争的两个主要方面,你方唱罢我登场,只要一方当权,就尽排挤对方之能事。

先看看万历时期的商业是如何繁荣的:

  “国家盐课,淮居其半,而长芦、解池、两浙、川井、广池、福海共居其半。长芦以下虽增课,犹可支吾,而淮则窘坏实甚。淮课初额九十万,而今增至一百五十万。使以成、弘之政,隆、万之商,值此增课之日,应之优然有余也。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万历盛时,资本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而以三百万充无端妄费,公私具足,波及僧、道、丐、佣、桥梁、梵宇,尚馀五百万。各商肥家润身,使之不尽,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见其盛也。”

万历驾崩,然后到了天启初年,东林君子们借三大案之机篡夺朝政后,就变成这样:

“商之衰也,则自天启初年。国则??祸日炽,家则败子日生,地则慕??之棍徒日集,官则法守日隳,胥役则奸弊日出。为商者困机方动,而增课之令又日下,盗贼之侵又日炽,课不应手,则拘禁家属而比之。至于今日,半成窭人债户。括会资本,不尚五百万,何由生羡而充国计为?尝见条陈私盐者.一防官船,再防漕舫。夫漕舫自二十年来,回空无计,则折板货卖,典衣换米。旗军有谁腰镪馀一贯者,迤逦临清道上,买盐一二百斤,资本罄矣。官船家人夹带,一引入仓,万目共见,冠绅一惩而百戒焉,岂复有裂闲射利之人,不绳其仆者哉?”

  明代的财政在万历之前以农业税为主。而张居正改革重在税收,重点从征收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的税收。这自然大大触动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团,在这个背景下,东林党开始形成。   

  张居正一死, 东林党人就废除这个税收制度。想逃税,没那么容易!万历皇帝心知继续征收微薄的农业税,不但国库不够用,而且农民也无法忍受。万历仍想方设法从江南的资本家中收入税收。由于管理外库的的户部不接受工商税,只收农业税,万历便把工商税收到内库。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正是内库的工商税。

  当时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发达,而几乎不用交什么税。北方各省的农民则难以忍受高高的税收,一遇到天灾更是食不果腹。辽东战事吃紧,国库空虚。怎么办!?

  

  正是这种背景下,魏忠-贤出现了。怎么做的,当然是找东林党人交税。经过几年时间,国库开始又充足起来。各地开始出现魏忠-贤的生-祠。东林党怎么坐得住呢!

在《明:景山的晚风》中,作者说一九六几年,曾经有一位伟大人物,呵呵,是谁就很明显了,他这样点评明史,说明初两位皇帝,几乎不识字,但是国家治理得很好;一到了明末,“知识分子”当政,国家就开始走下坡路。尽管这是特定历史时期说的话,但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东林党人最大的弱点。不得势的时候对当权者口诛笔伐,掌权的时候却又摆下读书人的面子,自恃清高,不懂得官场之道。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和阉党相比,东林党里面不乏能人力臣,清官廉吏。但他们却无法在党派的斗争当中占半点上风。他们没有坚定的核心,没有统一的思想,没有强硬的政治手腕。最终不是在党派之争中消耗殆尽,就是为魏忠贤残忍迫害至死。

东林党人的下场相当之惨。不仅大部分被驱逐出朝廷,而且魏忠贤还借“三案”之名,对他们展开诬陷和迫害。不单单自己遭来杀身之祸,而且还被诬陷贪污巨额赃款。既然是贪污,那就要把贪污的钱财交出来。可是东林党绝大部分是清廉官吏,他们又如何拿得出来。尽管他们自己先行一步,但他们可知道,这捏造出来的罪名给他们的家人,族人带来多大的苦难。

天启的死是好机会。崇祯站在了东林党一边。东林党欲杀魏忠-贤而后快,然而崇祯只免除了他的职务,令其守陵。魏忠-贤忧愤而死,崇祯厚葬之。

   东林党又掌权了,当然,废除工商税是第一步。

至于辽东,怎么少花钱怎么搞。辽东缺饷,愈演愈烈。加上各层军官的层层盘-剥,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气及为低下。明军的将领天天写奏折要钱,崇- 祯皇帝一筹莫展。东林党则指责辽东军官指挥不当,作战不力,贪污军饷。节流往往流于道德说教;不开源怎么行!当然,东林党不会增收工商税,负担自然又落到农民身上。

  终于李自成进了北京,崇祯自杀。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悲剧开始。





易述浮生


东林党人,最开始以无锡的东林书院为中心,讲学传道。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影响力,以道德为信条,重建道德权威,并试图建立一个以道德为标准的社会秩序体系。这就是所谓的道德主义者。然而,任何团体,一旦它有了政治上的追求,那么驱动它的就不是原先的信仰和教条,而是自己团体的政治利益。随着东林党人的影响日益扩大,成为有势力的团体和党派,有了党派的利益和追求,他们自己也很清楚的意识到:如果单单依靠所谓“道德”,根本就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这样一来结果只有两个:一,利益在和“道德”的斗争中占据上风;二,使所谓“道德”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借道德之名,谋党派之利。这样,东林党人就成为明末党派之争的主流。万历初年张居正独揽大权的时代,东林党人已经开始上书攻击他。此后东林党和浙党是朝廷斗争的两个主要方面,你方唱罢我登场,只要一方当权,就尽排挤对方之能事。

先看看万历时期的商业是如何繁荣的:

  “国家盐课,淮居其半,而长芦、解池、两浙、川井、广池、福海共居其半。长芦以下虽增课,犹可支吾,而淮则窘坏实甚。淮课初额九十万,而今增至一百五十万。使以成、弘之政,隆、万之商,值此增课之日,应之优然有余也。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万历盛时,资本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而以三百万充无端妄费,公私具足,波及僧、道、丐、佣、桥梁、梵宇,尚馀五百万。各商肥家润身,使之不尽,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见其盛也。”

万历驾崩,然后到了天启初年,东林君子们借三大案之机篡夺朝政后,就变成这样:

“商之衰也,则自天启初年。国则??祸日炽,家则败子日生,地则慕??之棍徒日集,官则法守日隳,胥役则奸弊日出。为商者困机方动,而增课之令又日下,盗贼之侵又日炽,课不应手,则拘禁家属而比之。至于今日,半成窭人债户。括会资本,不尚五百万,何由生羡而充国计为?尝见条陈私盐者.一防官船,再防漕舫。夫漕舫自二十年来,回空无计,则折板货卖,典衣换米。旗军有谁腰镪馀一贯者,迤逦临清道上,买盐一二百斤,资本罄矣。官船家人夹带,一引入仓,万目共见,冠绅一惩而百戒焉,岂复有裂闲射利之人,不绳其仆者哉?”

  明代的财政在万历之前以农业税为主。而张居正改革重在税收,重点从征收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的税收。这自然大大触动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团,在这个背景下,东林党开始形成。   

  张居正一死, 东林党人就废除这个税收制度。想逃税,没那么容易!万历皇帝心知继续征收微薄的农业税,不但国库不够用,而且农民也无法忍受。万历仍想方设法从江南的资本家中收入税收。由于管理外库的的户部不接受工商税,只收农业税,万历便把工商税收到内库。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正是内库的工商税。

  当时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发达,而几乎不用交什么税。北方各省的农民则难以忍受高高的税收,一遇到天灾更是食不果腹。辽东战事吃紧,国库空虚。怎么办!?

  

  正是这种背景下,魏忠-贤出现了。怎么做的,当然是找东林党人交税。经过几年时间,国库开始又充足起来。各地开始出现魏忠-贤的生-祠。东林党怎么坐得住呢!

在《明:景山的晚风》中,作者说一九六几年,曾经有一位伟大人物,呵呵,是谁就很明显了,他这样点评明史,说明初两位皇帝,几乎不识字,但是国家治理得很好;一到了明末,“知识分子”当政,国家就开始走下坡路。尽管这是特定历史时期说的话,但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东林党人最大的弱点。不得势的时候对当权者口诛笔伐,掌权的时候却又摆下读书人的面子,自恃清高,不懂得官场之道。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和阉党相比,东林党里面不乏能人力臣,清官廉吏。但他们却无法在党派的斗争当中占半点上风。他们没有坚定的核心,没有统一的思想,没有强硬的政治手腕。最终不是在党派之争中消耗殆尽,就是为魏忠贤残忍迫害至死。

东林党人的下场相当之惨。不仅大部分被驱逐出朝廷,而且魏忠贤还借“三案”之名,对他们展开诬陷和迫害。不单单自己遭来杀身之祸,而且还被诬陷贪污巨额赃款。既然是贪污,那就要把贪污的钱财交出来。可是东林党绝大部分是清廉官吏,他们又如何拿得出来。尽管他们自己先行一步,但他们可知道,这捏造出来的罪名给他们的家人,族人带来多大的苦难。

天启的死是好机会。崇祯站在了东林党一边。东林党欲杀魏忠-贤而后快,然而崇祯只免除了他的职务,令其守陵。魏忠-贤忧愤而死,崇祯厚葬之。

   东林党又掌权了,当然,废除工商税是第一步。

至于辽东,怎么少花钱怎么搞。辽东缺饷,愈演愈烈。加上各层军官的层层盘-剥,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气及为低下。明军的将领天天写奏折要钱,崇- 祯皇帝一筹莫展。东林党则指责辽东军官指挥不当,作战不力,贪污军饷。节流往往流于道德说教;不开源怎么行!当然,东林党不会增收工商税,负担自然又落到农民身上。

  终于李自成进了北京,崇祯自杀。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悲剧开始。


文章是自己的好


东林党人,最开始以无锡的东林书院为中心,讲学传道。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影响力,以道德为信条,重建道德权威,并试图建立一个以道德为标准的社会秩序体系。这就是所谓的道德主义者。然而,任何团体,一旦它有了政治上的追求,那么驱动它的就不是原先的信仰和教条,而是自己团体的政治利益。随着东林党人的影响日益扩大,成为有势力的团体和党派,有了党派的利益和追求,他们自己也很清楚的意识到:如果单单依靠所谓“道德”,根本就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这样一来结果只有两个:一,利益在和“道德”的斗争中占据上风;二,使所谓“道德”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借道德之名,谋党派之利。这样,东林党人就成为明末党派之争的主流。万历初年张居正独揽大权的时代,东林党人已经开始上书攻击他。此后东林党和浙党是朝廷斗争的两个主要方面,你方唱罢我登场,只要一方当权,就尽排挤对方之能事。

先看看万历时期的商业是如何繁荣的:

  “国家盐课,淮居其半,而长芦、解池、两浙、川井、广池、福海共居其半。长芦以下虽增课,犹可支吾,而淮则窘坏实甚。淮课初额九十万,而今增至一百五十万。使以成、弘之政,隆、万之商,值此增课之日,应之优然有余也。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万历盛时,资本在广陵者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而以三百万充无端妄费,公私具足,波及僧、道、丐、佣、桥梁、梵宇,尚馀五百万。各商肥家润身,使之不尽,而用之不竭,至今可想见其盛也。”

万历驾崩,然后到了天启初年,东林君子们借三大案之机篡夺朝政后,就变成这样:

“商之衰也,则自天启初年。国则??祸日炽,家则败子日生,地则慕??之棍徒日集,官则法守日隳,胥役则奸弊日出。为商者困机方动,而增课之令又日下,盗贼之侵又日炽,课不应手,则拘禁家属而比之。至于今日,半成窭人债户。括会资本,不尚五百万,何由生羡而充国计为?尝见条陈私盐者.一防官船,再防漕舫。夫漕舫自二十年来,回空无计,则折板货卖,典衣换米。旗军有谁腰镪馀一贯者,迤逦临清道上,买盐一二百斤,资本罄矣。官船家人夹带,一引入仓,万目共见,冠绅一惩而百戒焉,岂复有裂闲射利之人,不绳其仆者哉?”

  明代的财政在万历之前以农业税为主。而张居正改革重在税收,重点从征收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的税收。这自然大大触动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团,在这个背景下,东林党开始形成。   

  张居正一死, 东林党人就废除这个税收制度。想逃税,没那么容易!万历皇帝心知继续征收微薄的农业税,不但国库不够用,而且农民也无法忍受。万历仍想方设法从江南的资本家中收入税收。由于管理外库的的户部不接受工商税,只收农业税,万历便把工商税收到内库。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而实际上,万历三大征所用的钱,正是内库的工商税。

  当时中国各地区的发展及不平衡。江南工商发达,而几乎不用交什么税。北方各省的农民则难以忍受高高的税收,一遇到天灾更是食不果腹。辽东战事吃紧,国库空虚。怎么办!?

  

  正是这种背景下,魏忠-贤出现了。怎么做的,当然是找东林党人交税。经过几年时间,国库开始又充足起来。各地开始出现魏忠-贤的生-祠。东林党怎么坐得住呢!

在《明:景山的晚风》中,作者说一九六几年,曾经有一位伟大人物,呵呵,是谁就很明显了,他这样点评明史,说明初两位皇帝,几乎不识字,但是国家治理得很好;一到了明末,“知识分子”当政,国家就开始走下坡路。尽管这是特定历史时期说的话,但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东林党人最大的弱点。不得势的时候对当权者口诛笔伐,掌权的时候却又摆下读书人的面子,自恃清高,不懂得官场之道。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和阉党相比,东林党里面不乏能人力臣,清官廉吏。但他们却无法在党派的斗争当中占半点上风。他们没有坚定的核心,没有统一的思想,没有强硬的政治手腕。最终不是在党派之争中消耗殆尽,就是为魏忠贤残忍迫害至死。

东林党人的下场相当之惨。不仅大部分被驱逐出朝廷,而且魏忠贤还借“三案”之名,对他们展开诬陷和迫害。不单单自己遭来杀身之祸,而且还被诬陷贪污巨额赃款。既然是贪污,那就要把贪污的钱财交出来。可是东林党绝大部分是清廉官吏,他们又如何拿得出来。尽管他们自己先行一步,但他们可知道,这捏造出来的罪名给他们的家人,族人带来多大的苦难。

天启的死是好机会。崇祯站在了东林党一边。东林党欲杀魏忠-贤而后快,然而崇祯只免除了他的职务,令其守陵。魏忠-贤忧愤而死,崇祯厚葬之。

   东林党又掌权了,当然,废除工商税是第一步。

至于辽东,怎么少花钱怎么搞。辽东缺饷,愈演愈烈。加上各层军官的层层盘-剥,士兵拿到手的很少,士气及为低下。明军的将领天天写奏折要钱,崇- 祯皇帝一筹莫展。东林党则指责辽东军官指挥不当,作战不力,贪污军饷。节流往往流于道德说教;不开源怎么行!当然,东林党不会增收工商税,负担自然又落到农民身上。

  终于李自成进了北京,崇祯自杀。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悲剧开始了!


西安年货会


笔者认为,东林党没有必要为明朝的灭亡而埋单,怎么说呢,东林党只是明史上的一个小党派,并未对朝政起什么大的作用,而且,在魏忠贤时己将其解散,受到重创,为明朝埋单的应是崇祯皇帝,1644年,闯王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灭亡,要不是明帝杀了不少忠臣,武将,何致于让闯王轻易攻入北京,后明将吴三桂降清,闯王与之在山海关鏖战,清军突然杀出,清朝建立满清,李自成兵败,从始至终,与东林党并无太大关系,历史潮流不可挡也


内蒙农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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