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都挺好》到《小歡喜》，關於原生家庭與教育的議題總能引發熱議。教育作為一種公認的實現階級跨越的途徑，一直都是中式家庭的關注焦點。社會學家謝宇認為，家庭背景影響教育成就，進而促進社會流動。在這個過程中，他特別強調了中國文化的作用。

近日，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社會學家謝宇在南京大學舉辦了一場以“家庭背景、教育成就與社會流動：中國文化的作用”為主題的講座，探討家庭、教育對社會階層流動的影響，以及跨國對比研究中所發現的中國文化的特殊性。謝宇指出，在中國，文化對社會分層影響極大。

謝宇，社會學家，美國密歇根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終身教授，《知識分子》主編。主要研究領域包括社會分層、統計方法、人口學、科學社會學和中國研究，代表著作有《分類數據分析的統計方法》、《美國亞裔人口的統計描述》等。

教育如何通過階層流動改善社會不平等？

在社會學的範疇中，關於社會流動的界定，通常以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為起點、以子女的政治經濟地位為終點。從起點到終點的距離便是社會流動的程度，社會流動程度越高，也意味著社會開放度越高，對整個社會的發展也更加有益。

美國社會學家布勞與鄧肯的地位獲得模型則指出，父母對子女社會經濟地位的影響，主要通過教育得以完成。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社會公認的機制。而關於社會不平等，社會學家庫茲涅茨的倒U型曲線，很直觀地闡明瞭其中的發展規律。他指出，在不發達地區，社會不平等程度相對較低，隨著發展的加速，社會不平等程度也隨之增加。而當發展到較高水準後，福利制度隨之完善，便形成了福利型發達國家。這個發展過程，正好是一個倒U型曲線。

謝宇在講座現場用數據展示中國收入不平等程度。

具體到中國而言，謝宇認為，近幾十年中國社會不平等程度急劇上升。但他於2010年發表的論文《認識中國的不平等》中同樣指出，“社會不平等的問題本身在當今中國不太可能造成社會和政治的不穩定”。他列舉出了以下原因：中國的不平等大多由集體力量導致（或緩解），而非個人。傳統中國的話語體系促成了以業績為基礎的不平等，業績被定義為增進民眾的集體福利。換言之，中國人信奉業績，以此為基礎的不均分配，並不會引起太大的異議。高考、國考等選拔方式中的成績決定論便是如此。

除此以外，當今許多中國人認為，不平等是經濟發展中不可避免的後果。或者說，國人關注的焦點不在於機制本身的不平等，而是具體分配過程的不平等結果。同時，社會流動有利於促進社會穩定。在當下的中國，依靠個人努力對社會做出貢獻，從而實現階級上升這一公認機制仍然可以有效運行。其中，主要便是代際之間的流動，父母通過對下一代的投資，幫助下一代實現階級上升，而這種投資又主要體現為教育。

因而，教育便成為不平等社會中突破階級壁壘的主要手段，這也是寒門狀元等相關話題在國內總能引起熱議的重要原因。不過，在另一方面，對於新興中產階級而言，教育亦是幫助子女維持精英地位的重要手段。正如《小歡喜》中的父母們，即便擁有了北京戶口和學區房，面對子女的高考，依然毫不鬆懈。

熱播劇《小歡喜》中，陶虹飾演的母親一心想讓女兒考上清華、北大，不理解女兒為何要選擇南大。

原生家庭如何影響子女的教育成就？

眾所周知，東西方文化從起源到發展都存在極大的差異。在教育領域同樣如此，從教育成果上看，東西方之間差異顯著。簡而言之，東方學生的成績相對好於西方學生。

根據PISA、TIMSS、PLRLS等多項評估項目，東亞學生的成績普遍優於歐洲、北美等西方地區的學生成績。而在美國、英國等多種族國家內部，亞裔學生的學業成績則優於同國家的白人、黑人等族裔。

從結果上，東西方學生在教育成就上差異顯著，那麼，影響教育成就的因素又有哪些呢？謝宇給出了兩種可能的路徑：

一種是家庭（即父母）的政治經濟地位影響了他們在面對子女教育時的態度及行為，進而對最終的教育成就產生影響。又或者，家庭政治經濟地位直接作用於教育成就。而家庭對教育態度和行為產生影響的過程中，文化發揮了作用。在家庭（或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投資中，可分為物質性與非物質性的。謝宇指出，在研究過程中發現，相比於物質性的投資，父母的非物質性投資往往對最終的學業成績有更為直觀的影響。這種非物質性的力量，如教育期待等，正是文化在教育中的影響之所在。

另一種則是結構性因素的影響，即地域、城鄉、時代、政策、師資等外在客觀因素。這些結構性因素或者直接影響了最終的教育成就，又或者通過對教育態度與行為的直接作用，潛在影響了最終的教育成就。具體就中國而言，這種結構因素主要體現在城鄉與地域之間。就城鄉而言，城市的教育資源、成果等優於農村；而區域之間，大體而言，東部地區優於中部地區，中部地區優於西部地區。在關於中國教育不平等的討論中，這種結構性的差異也往往是討論的核心。

電影《一個都不能少》劇照，該電影展示了中國鄉村教育的種種難題。

以上述這種分析為基礎，謝宇及其團隊針對中國、美國及德國的相關教育數據做了極為詳細的整理與跟蹤調查，試圖分析家庭與結構性因素對子女教育成就影響的跨國差異。具體而言，家庭因素是父母受教育年限，結構性因素則是城鄉、區域、種族等問題。具體測量指標為數學得分與字詞得分。

調查結果顯示，在中國，相比於父母受教育年限所代表的家庭因素，城鄉和地區等結構性因素對學生的學業成績影響更大。而在美、德這兩個西方國家，城鄉、地域的影響相對較小，影響最大的結構性因素是種族，但整體而言，相比於結構性因素，西方國家的父母受教育年限對子女的影響更大。

更具體地講，在中國，無論父母受教育年限如何，對子女教育問題都相當重視，且都願意盡己所能給予物質性與非物質性的投資。因而，在內部比較中，城鄉、地區等結構性因素更容易導致最終教育成就的差異。

而在西方社會，因為相對發達的社會福利制度與教育體制，城鄉、地區等結構性因素不會導向太大的教育差異，父母受教育年限等家庭因素便成為主要的影響原因。父母的受教育年限越低，對子女的教育投資、教育期待也相對較低，因而最終的教育成就便相對較差，反之同理。

由此可見，在家庭因素對教育成就的影響上，東西方呈現出了顯著的差異。謝宇在講座中使用了這樣一個例子來進行說明，同樣在考試中獲得80分（百分制）的中美學生，美國家長可能因子女拿到了優秀的成績感到高興，並以鼓勵為主；而中國家長則更傾向於尋找學生丟失了20分的原因，以鞭策為主。這種差異的背後，正是文化的作用。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教育期望亦是不同

基於以上兩個部分的討論，謝宇認為，文化的作用在家庭教育中的影響極大。因而，他以教育期望作為一種直觀化的文化因素，試圖探討家庭背景對教育期望的影響。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教育期望亦是不同的。

謝宇及其團隊以東亞地區的中國大陸、中國臺灣、韓國和美國、德國、澳大利亞三個西方國家為樣本，探討在東西方文化背景下，家庭背景對教育期待的影響差異，以及美、德、澳等多族裔國家內部，亞裔群體與白人之間在這一問題上的差異。

最終的結果顯示，在東西方的比較維度上，東亞國家或地區的父母受教育程度對“教育期望”的影響較小。無論父母受教育程度如何，對子女的教育期望都相對較高。

在講座中，謝宇特別指出，在東亞與亞裔群體中，新生兒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期望是各個年齡段中最高的。以其團隊進行數據採集的甘肅省某貧困縣為例，根據採集的數據，該地70%的新生兒父母對子女的教育期待是北大。

在西方國家，父母受教育程度對“教育期望”則影響極大。一般而言，父母受教育程度越低，對子女的教育期望亦越低，反之亦然。

在多族裔國家內部同樣有這種差異，對亞裔家庭而言，無論父母社會地位、受教育程度如何，對子女都保有一定的教育期望，大概與白人中產階級對子女的教育期望持平。而在白人及其他族裔中，父母社會地位與子女受教育期望成正比。

謝宇在講座現場展示亞裔學生與白人學生之間的差異。

謝宇認為，這種差異的深層次原因，正是文化的作用。文化心理學家Richard E. Nisbett從文化差異的角度提出了這樣的觀點，相較於西方，東方普遍認為自我是更有可塑性。即東方文化更傾向於認為，人的能力不是天生，而是後天形成，因而強調後天的努力。

Carol S. Dweok在《Mindset》

（心態）

（即mindset）

Harold W. Steveson通過對中美教育的比較研究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即在中國的教育中，普遍認為能力是後天的，而成就是持久的練習與後天的結果。

謝宇將這種文化原因進一步追溯到了孔孟的儒家思想，他指出，孔子的“有教無類”正是這種文化集中體現，即無論家庭出身如何，任何人都可以通過教育獲得功名。在教育面前，機會對於每個人都平等。他並援引中國的科舉傳統佐證這種文化淵源。

然而另一方面，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雖然有“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這種強調後天努力的因子，但同樣有強調出身與血統的“龍生龍，鳳生鳳”等。因而，文化對於教育有一定的作用，但現實情況未必全然符合文化的設想。不過無論如何，正如謝宇所言，這仍然是一種極具吸引力與安撫性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