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个月后, 正德皇帝凯旋而归, 得胜回朝。他非常得意, 下诏加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朱寿”, 并下令把缴获的武器装备陈列于皇宫门前, 命令宫中银作局特制纪念银牌, 穿上各色彩带。然而这一切却并没给正德皇帝的臣僚们带来丝毫的欢欣鼓舞, 相反, 翰林院全体官员拒绝向皇帝祝贺, 因为在他出关的 4 个多月里, 京城的官员们几乎完全同皇帝失去了任何联系。

第二年秋天, 鞑靼军队再次侵犯边关, 正德皇帝让大学士草拟圣旨, 命令“威武大将军朱寿”再度出征, 遭到了 4 位大学士的集体拒绝。有一位大学士匍匐在地, 泪流满面, 说宁可让皇帝赐死, 也不能做这种不忠不义之事。正德皇帝对此依然置之不理, 一切都在按照他的原有计划进行。行军途中, 正德皇帝又降旨加封“朱寿”为“镇国公”, 不久又“自封为太师”, 这样正德皇帝就变成了他自己手下的“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太师镇国公”。

这次御驾亲征由于鞑靼人避免接触, 提前退却, 正德皇帝只好无功而返。所以他刚刚回到北京, 群臣们就纷纷上书奏陈, 说京城无主, 随时可能发生变化。有位大学士公然质问正德皇帝说:“陛下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做而自封为公爵, 照此推理, 如果追封三代, 岂非要使先皇三代都同样降级吗?”首辅大臣的抗议则更为直率:“所谓的威武大将军朱寿究竟何许人也? 如果并无此人, 就是伪造圣旨, 依法当处以死刑。”而正德皇帝对此照样置若罔闻。

打造游乐场

在日常生活中, 正德皇帝也往往显示出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来。他刚刚登上皇帝宝座就下令让人在皇城中为他修建“豹房”,“豹房”修好后他立即就搬出了紫禁城, 住在“ 豹房”里, 直到 1521 年“崩于豹房”, 他再也没回过紫禁城。“豹房”里设有“猎房”及游乐场所。在这里, 正德皇帝除了处理日常政务外, 更多的时间和兴趣则是在游猎方面。

正德皇帝还常常不顾自己九五之尊的身份, 经常十分随便地和臣下们混在一起。有一次, 他和臣下们在一起喝酒, 因为座位不分上下, 正德皇帝的席位上忘记了放筷子。事情发生后, 负责设宴的巡抚吓得面无人色, 慌忙跪地请罪。而正德却满不在乎, 认为这只不过是个笑话而已。

他还曾多次扔下饰有皇帝标志的专车、专舆不坐而去和别人同挤一部民用大车。他为祖母举行葬礼时候, 因为下雨, 满地泥水, 就下令文武百官免于磕头。文武百官们只好抗旨不遵,“扑通、扑通”地跪在了泥泞的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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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好出巡

微服出访对正德皇帝来说也是家常便饭。1517 年, 他“微服如昌平”, 大臣梁储、蒋冕、毛纪等追及于沙河, 苦苦地“ 请回跸, 不听”。直到御史张钦不得不在居庸关“闭关拒命”后,“乃还”。但正德皇帝并没有因此放弃出走居庸关的念头。不久后的一天深夜, 他“ 微服出德胜门, 如居庸关”, 并“ 出关, 幸宣府”。为了防止官员发现后横加阻拦, 他特地命令心腹大臣谷大用亲自把守居庸关, 严禁任何“出京朝官”从居庸关经过。

正德皇帝这种过于放纵的举动与臣僚们的传统观念所形成的巨大反差终于导致了一场君臣之间的激烈冲突。这场冲突的导火线是 1519 年正德皇帝准备以“威武大将军”名义到南方各省巡视。为了劝阻皇帝南巡, 全体监察官员联名书谏诤。修撰舒芬等“百有七人”列队跪在午门外, 要求正德皇帝答应他们的请求。因为正德皇帝对此置之不理, 官员们跪地的时间竟然长达 5 天之久。

金吾卫都指挥佥使张英竟然“ 自刃以谏”, 即用自杀的方式来规劝正德皇帝不要南巡。幸亏卫士及时发现, 夺下了他手中的刀, 他这才因此而“ 得不死”。其他官员也纷纷递上奏本, 名为劝阻, 实则大有集体示威之意。紧接着, 掌管朝政中枢的文渊阁及大学士全部辞职, 后来经过正德皇帝“温旨慰留”, 他们才勉强答应继续留任。

面对群臣的极力劝阻, 正德皇帝大为震怒。他下令将兵部郎中黄巩、下寺正周叙、行人司副余廷瓒、主事林大辂等 39 人下锦衣卫狱。对不听劝阻长期跪在午门外的一百多名官员每人廷杖 30, 结果有 11 人当场被打死或事后因伤势发作而死亡。张英虽自杀未遂最后却被正德皇帝“杖杀之”。最后这场冲突的胜利者当然还是正德皇帝, 只不过他南巡的时间因此而向后推迟了几个月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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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里点评正德皇帝, 说他“耽乐嬉游, 暱近群小, 朝纲紊乱, 至自署官号, 冠履之分荡然矣”。

的确, 作为皇帝, 正德怪异行动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王公贵族们纷纷强占民田。他在位期间, 皇庄增至 300 多处, 他南巡给沿途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当地百姓纷纷弃业罢市, 逃匿山谷。由于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终于爆发了刘六、刘七领导的农民起义, 明王朝的统治从此更加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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