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12日下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研究所、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以线上直播的方式联合发布《开放银行全球发展报告》。IMI副所长宋科主持发布会，并以“开放银行：让银行无处不在”为题介绍报告核心内容。IMI联席所长、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院长、互联网金融研究院院长贲圣林教授受邀参与本次发布会直播活动，就开放银行与金融科技发展等问题在线发表了观点并回答了观众提问。
以下为发言实录：
首先，祝贺宋科教授和团队在这样一个非常适当的时机与时代发展大背景下发布这份《开放银行全球发展报告——让银行无处不在》报告。17年前的非典疫情，推动了电子商务以及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发展，之后随着支付宝在杭州起步，互联网金融也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如今，我们正处于新冠疫情大背景下，疫情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对金融尤其金融科技的发展也将再一次产生深远的影响。
以开放银行为例。目前，英国和欧洲的开放银行发展比较快，在顶层设计、制度创新与规则完善方面走在了前列；而美国的开放银行则更多地秉承市场化运作的趋势；中国的开放银行由于在监管方面的指引还没有完全清晰化，因此未来还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也有较多的发展空间。开放银行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三种不同的金融科技发展模式。在中国，金融科技的发展更多地是依靠市场需求拉动；美国的金融科技则倾向于通过核心技术驱动；而在英国和欧洲，更多的则是注重制度的创新，包括开放银行规则、数据保护条例等等。
对中国来说，银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意义非凡，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将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这是因为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银行体系，总资产规模达到了近300万亿人民币，差不多是3倍GDP的规模。也就是说，每1块钱的GDP就对应了3块钱的银行业资产，因此中国的银行体系对GDP的影响也是深远的。目前中国有将近5000家银行，但从今天银行业上市公司的估值来看，大多数都处于跌破净值的状态，市净率小于1，而市盈率一般来说也不到10，一些时候只有5左右。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银行业未来转型的道路还很长、机会还很大、也面临着较强的迫切性。《开放银行全球发展报告》的发布，可以说是代表了金融科技下半场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对于中国来说，不仅仅是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包括我们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在内的很多传统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都是迫切而意义非凡的。
银行和金融科技企业之间如何实现相互赋能与合作，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个重要的难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机遇。从银行的角度来说，传统银行需要保持较为开放的心态和理念，充分认识到银行业转型的大势所趋而不是单纯地限制在技术转型的思维里。传统银行如何转型，我认为要根据银行自身的情况坚持“知己知彼、扬长避短”的原则。中国有近5000家的银行，每一家银行自身的能力、资源的禀赋都各不相同。像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这样的大型银行，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客户基础与科技能力加以合理借助外力，更好地打造以自身为中心的一个新型生态。而中小型银行可能就更多地需要借助外部金融科技企业的实力，必要的时候实现抱团发展，而金融科技巨头如何引领中小型金融机构转型发展也将成为一个非常大的机遇。
从金融科技企业的角度来说，我认为需要始终保持一个对行业、对金融发展敬畏与负责的心态。我们的金融科技企业在市场上相对而言比较激进和任性，而传统银行又一直以来比较谨慎和理性，两者合作时在文化观念、发展理念和技术能力等方面需要进行很好的平衡。那么，正如报告中提到的账户层、空间层和生态层，在金融科技企业与银行进行双方合作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确双方各自的能力边界、责任边界、利益边界和合作范围。只有将这些都厘清和思考清楚，才能够消除目前处于相对弱势的很多中小银行与大型金融科技企业合作时的顾虑，双方才能够更好地实现扬长避短、协同创新。总结来说，我认为在中国银行业转型发展过程中，传统银行与金融科技企业的合作需要双方的相互欣赏、相互成就和相互赋能。同时，监管也需要扮演起关键角色和重要作用，中国在开放银行这一领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何鼓励和包容传统银行在金融科技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能够更好地创新发展、更好地协同监管、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更好地提升自己，这也是我们大家包括监管机构面临的一个重要的机遇。
观众提问：商业银行在开放银行过程当中应该怎么做？中国金融科技的发展在全球走在前列，审视中国的市场环境，银行与金融科技平台应该如何合作，特别是消除传统商业银行的顾虑？如何引导银行积极与金融科技公司合作做好优势互补和利益共享？请您就这个方面谈谈您的想法？
贲圣林：首先，我认为银行数字化转型是没有退路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需要探讨更多的是如何更好地实现转型的问题。在全球范围内，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桑坦德银行（Santander）和荷兰的ING银行等在银行数字化方面都做得比较好，也具有较为成熟的经验。最近，像高盛这样的传统银行巨头也在推出Marcus这样的平台，类似于模仿中国的网商银行和微众银行。这些都代表了整个传统金融主流机构走向数字化、大众化、民主化进程的发展。
在国内，银行本身相对来说是顾虑较多的。当然，这也包含了历史惯性的原因。因为在十几年前，中国的银行业整体还处于国有企业的心智阶段，并没有较强的市场化、科技化、智能化的动力、能力和经验；而突然到了今天的金融科技时代，科技进步、行业变化太快，而我们的银行从业人员和管理人员可能还没有完全转过神来，所以在思维和理念上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滞后性。对于像建设银行、工商银行这样大型银行，本身是具备数字化能力和潜力，那么如何从市场或者制度的角度去激发和鼓励他们数字化转型的意愿，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讨论的。
对于大型金融机构来说，如果不能尽快地走向数字化转型，那么未来的发展前景是非常堪忧的。目前，在数字化转型方面实践比较好的招商银行，其市值就比交通银行多了一倍多。而华夏银行目前市值只有1000亿元左右，甚至低于宁波银行这样的城商行。当然，股价市值还由其他不同的原因导致，但是可以看出，像交通银行、华夏银行这样的传统银行在数字化转型方面还是任重而道远的。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如何解决传统银行的一些疑虑？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考虑。首先是文化与观念因素。当前，一些传统银行的领导和管理人员行政级别意识较深，很难真正地从市场角度去实现转型，这一现象在北方以及中西部地区表现较为明显。文化和观念的束缚是当前银行市场化程度不够和未来数字化转型中一定要解决的问题。其次是能力与边界因素。一些传统银行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有和金融科技企业合作的意愿，但是又担心最终被蚂蚁金服、腾讯这样的金融科技巨头吞并了。这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能力与边界的问题。传统银行在技术能力方面相对较弱，但是在金融管理方面更加规范、更有经验，如何建立一个互信机制来帮助银行和金融科技企业了解各自的长处与短板，帮助我们的传统银行拉长长板、弥补短板，从而真正地在与金融科技企业的合作过程中实现优势互补、相互成就，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是监管因素。近几年来，我们在推动金融科技的可持续创新发展的同时，也发现了金融科技业态中的一些问题，暴露了我们在监管的规则、标准方面以及规则的制定、执行中的不足。银行属于强监管的金融领域。那么，明确什么业务可以做、什么不能做尝试，清晰银行监管边界设立的合理性与适用性，鼓励银行处理好创新与安全二者之间动态的平衡关系，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好这一问题，那么银行由于自身机制和能力的问题，在自主追求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也就会产生动力不足的现象，未来发展的压力就会更大。 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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