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12期，原文标题《“雨水飘打过我的墓志铭 春天悄悄地逝去”》，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3月13日下午，诗人杨牧在台北市国泰医院去世，享年80岁。诗人弥留之际，他的夫人夏盈盈在耳边轻轻读了他的《云舟》：“凡虚与实都已经试探过，在群星/后面我们心中雪亮势必前往的/地方，搭乘洁白的风帆或/那边一径等候着的大天使的翅膀/早年是有预言这样说，透过/孤寒的文本：届时都将在歌声里/被接走，傍晚的天色稳定的气流/微微震动的云舟上一只喜悦的灵魂”。
记者/孙若茜
诗人杨牧
诗人痖弦曾经对杨牧说：“我最喜欢你的两句诗：‘我从海上来，浪声满袖。’”
是花莲的海让诗人写出这样的诗句。杨牧是台湾花莲人，他1940年在那里出生，写作也从那里开始，用他的话说，花莲是他的“秘密武器”。在他的记忆里，那儿是“一个几乎不制造任何新闻的最偏僻的小城”。在那儿，抬头看得见高山，山之高，让他感觉中国东半部没有一座山可以比得上。夏天很热，但抬头就可以看到山上的积雪。住在山下，感觉很近，会感到壮观和威严。另外一边，街道远处是太平洋，向左或者向右看去，都会看到惊人的风景，感受到自然环境的威力。有如此的景色，正如美国加州大学汉诗研究者奚密所说：“自然风物在杨牧的诗作里发挥着重要作用也就不足为奇；它不仅作为诗的场景，更是诗人情感与心灵认同的主要泉源。”
当然，杨牧从未将题材局限于花莲。他曾在与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副教授翟月琴的访谈中说，虽然在写作中不惜笔墨地提及花莲，但“其实花莲，就是一种象征”。他说自己写花莲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是他认为“应该抓住一个乡土，渲染它的特异性，从中不断地扩大，变成不只是写这个乡土而已”。他并不是做报告文学，也不是研究花莲，而是“在写一个土地跟人、跟individual（个人）的关系”。
同样不惜笔墨书写花莲的还有诗人陈黎，很多人对花莲最初的向往都来自他的散文集《想像花莲》。陈黎比杨牧年轻十几岁，与他的弟弟从小就是同学，那时他们住得很近。2014年，我到花莲参加“太平洋国际诗歌节”。空闲时，陈黎曾带着我们几人在花莲的街道之间游走。路过一扇锃亮的银色大门时，他说，那个院子里面曾经是杨牧的家，他在那里一直住到高二。想向内张望，但院中的日式房屋几乎全被院墙遮挡，只能看见房顶、高大的龙眼树和其他一些植物。
后来，我在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里见到了院内的面貌。片中，杨牧的弟弟杨维邦带着杨牧的夫人夏盈盈回到这所老房子参观。那棵龙眼树是他们小时候就有的，每逢地震，兄弟姐妹六人就会从屋里跑出来，抱紧它，繁茂的根系让人觉得它是安全的避难所。院子里有很多植物和鲜花，那时院子并没有围墙，屋子前面是一片芭乐园。杨维邦说，他们兄弟姐妹挤在一个房间住，只有大哥杨牧享有自己的房间，那间屋子因此非常神秘，杨牧去学校时，他就溜进去看墙上的挂画，印象很深的是一幅苏格拉底。杨牧那时就非常不爱出门，因此还被别人笑称“恐门症”。
可见，杨牧是素来就不喜与人交际的。1985年时，期刊《花莲青年》近100期时，杂志的主编邱上林给杨牧写了一封信，想请他写篇文章。他的姐夫与杨牧是同学，因此对杨牧的性格早有耳闻，也知道他长时间在美国学习后，对花莲的文艺环境不再了解，就在信中对学界做了详细的介绍，未想竟真的收到了杨牧的回信。杨牧在信中说，邱上林提到的人当中，陈黎是他的旧识。虽然收到的两期刊物里未见他的文章，但看到了中学同学陈东阳谈写字的大作，十分高兴。他坦承已赶不上《花莲青年》百期专刊的投稿。“大函到时，正值本学期匆匆结束之际，忽然大雪纷纷，生活步调乱了，小事大事都忘了两三件，蹉跎之余已过截稿日期，很惭愧。”
两年后，杨牧要回花莲，他写信给邱上林，问他可不可以找些花莲的朋友一起出去走走。于是，陈黎、林宜澐、翁纯敏等人就陪他在花莲转了一圈。此后，回花莲时，杨牧常会找他们一聚。1994年杨牧回到花莲的东华大学，创办人文社会科学院，招揽了各路英雄，也邀请陈黎到学校兼课。邱上林记得他当时曾说：“如果东华大学没有足够的理想和远见，怎么可能把150个博士通通叫到一个甘蔗园里面！”东华大学过去的确曾是片甘蔗园。这片甘蔗园日后竟真的成了台湾年轻写作者的一个摇篮。
1997年，陈黎开办首届花莲文学研讨会，从那时起，杨牧每年都会到场坐镇。2006年，陈黎开始筹办“太平洋国际诗歌节”，最初的十年，只要身体状况允许，杨牧也几乎年年参加。
受益于他，也受困于他
大概在20年前，陈黎就曾和太太张芬龄合写过一篇题为《杨牧诗艺备忘录》的长文，细致地剖析了杨牧的写作。他说，那篇文章写完之后，他才真正领悟到杨牧是一个在很多方面都开风气之先的写作者——化用、融入中国古典文学；自西方古典与现代文学、文化汲取养分；开拓、实验多种诗的形式，混合诗与散文两文类成新的文体；省视、追索台湾历史、文学史，以后殖民、后现代眼光调理本土元素；以家乡花莲为写作的秘密武器，由眷爱脚下土地扩大为对整个世界、无国界区别的关怀等等。
陈黎说，如果谈及杨牧的写作对他所产生的影响，不得不从两个方面来说：一则自然是受益于他；二则是同时也受困于他。这就像是在田径场上奔跑，如果没有杨牧在场上，像他这样的后辈根本没有办法跑得用力。30年前，大家公认在台湾影响最大的诗人是余光中。但是陈黎认为，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说，杨牧在台湾诗人中无疑是数一数二的，每一个时代，杨牧都在不断地翻新创作的质与量。
《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是杨牧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首诗。新冠病毒的疫情开始后，网上不断地出现了对它的转发。陈黎说，那正是杨牧写作巅峰时期的作品之一。那时，杨牧刚从美国回来，正在台湾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他那个阶段的诗作既好懂又动人，诗集《瓶中信》《北斗行》在当时都受到年轻诗人的追捧。他大可以保持那样的风格，站在优越的位置上。但是他根本不在乎去写什么所谓感人的东西讨好大众，维持高峰，而是继续他对诗歌和语言的探索，向另一个更孤寂的山头走去。
杨牧始终让自己的作品新鲜、陌生化。这一点也是陈黎对写作的追求，他乐于将许多不同的元素混杂在一起，其幅度可以说比杨牧更加狂放。除了同是花莲诗人之外，他们之间还有一些共同之处：都是外文系出身，除了写诗也都写作散文，从事翻译。说回所谓“受困”，很长一段时间，这些“相同之处”，都使陈黎跑在杨牧身后时感到压抑和挫折——同样是写花莲，你能跟他写得不一样吗？很多方面他原本以为自己开了风气之先，却像下围棋一样，发现杨牧早有一颗棋子放在那里了。将近50岁，评论者普遍认为陈黎的书写已经完全树立了自己的风格，他才逐渐摆脱杨牧的“阴影”。这并不是陈黎一人的矛盾，焦桐、陈义芝等等与陈黎同代的台湾诗人都曾谈到过这种来自杨牧的“影响的焦虑”。
杨牧的创作在台湾一直保持着广泛、深刻和持续性的影响。这不是泛泛的影响，而是给台湾现代诗的艺术追求提供了一种尺度。就多方面的成就而言，他堪称一代巨匠，所以像陈黎这样的“中生代”诗人会一方面受惠于他，另一面又处在“影响的焦虑”中。诗人王家新说，想要摆脱这种影响不容易，因为杨牧也在不断“前进”，他像叶芝那样，愈到后来写得愈好。可以说，他是一位中国新诗史并不多见的一生都在“持续成长、成熟”的诗人（这是奥登判断一位“大诗人”的标准）。他晚近的诗作仍充满了动人的想象力，同时又敏锐多思，十分耐读。
在大陆尚未得到应有的认识
奚密曾评价杨牧为当代的华语写作者中最伟大的诗人。她的理由是，从1956年起，杨牧的创作生涯已超过一甲子，作品不但没有间断，而且屡有突破。以“叶珊”为笔名的写作时期，年轻的诗人即沉浸于中国古典诗词、英国浪漫主义和欧美现代主义。60年代中到70年代中，从中国台湾到美国，从大学毕业生到比较文学博士，他将这三股文学资源有机地融为一体。由“叶珊”到“杨牧”的过渡象征了诗人更开阔的视野、更成熟的语言。所谓“杨牧体”，表现在他独一无二的语法、语气、文字、意象等多方面。他擅长“戏剧独白”（dramatic monologue），将这个来自西方的形式带到一个现代汉诗不曾有过的高度。与此同时，由于马悦然的翻译和推荐，杨牧也曾被认为是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诗人之一。
相比这些高调且不断引发争议的评断，杨牧在大陆被接受的情况低调许多。这与他的作品很晚才正式在大陆出版不无关系。直到2012年，杨牧才正式授权《中国新诗百年大典》收录他的诗歌。2014年起，他的散文集《奇来前书》《奇来后书》，诗集《杨牧诗选》才陆续在大陆出版。而纵观其一生的写作，这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陈黎曾说，如果杨牧的书再晚两年“登陆”，“大陆读者们也许都来不及有耐心再读他那些那么幽微、曼妙的东西”。也许就是因为资料的缺乏，在大陆，杨牧写作的研究者极少。而据我所知，虽然喜欢杨牧诗作的大陆诗人有很多，但与之相识的也很少。
2014年，“太平洋国际诗歌节”结束后，诗人王家新曾与陈黎、陈育虹、陈义芝一行四人到杨牧的家中拜访，那是他第一次见到杨牧。据他回忆，那是一次非常亲切、轻松的会面，所谈大都围绕着诗和翻译。杨牧那时身体已在调养，行走缓慢，话不多，只是很注意地听他们几人谈话，和他诗中那个诚挚、内向、敏感的诗人形象很一致。此后，王家新撰文《我们怎能自舞辨识舞者？——杨牧与叶芝》，就个人而言，杨牧在叶芝翻译中的读解力、古典汉语功力和创造性对他很有启示。他试图在文中通过对翻译的探讨进入杨牧的整个人生和诗歌世界。
文中提到，杨牧版的《叶慈诗选》有着另一种特殊意义，那是用“另一种汉语”译出的叶芝。台湾汉语与大陆汉语本来就有差异，它依然保有传统的文化意蕴和语言质地，而杨牧在译叶芝时，有意以更为“古典”的语言来译，就形成了此译本典雅、沉雄、绵密的语言风貌。这里所指的“有意”，是因为相形之下，杨牧同时期的诗作和散文都更口语化一些。在翻译时采用如此的语言策略，或许与他心目中的叶芝有关。杨牧这样的翻译纵然会有争议，甚或有可能为一些大陆读者一时难以适应，但王家新认为，“它不仅对翻译，对汉语诗歌的语言建设都有着启发和参照意义：如何利用诗的句法和词语淬炼译诗，如何通过翻译发掘汉语言深厚的潜能，如何在中西之间、文白之间达成一种新的语言张力等等，这些都是杨牧的翻译所提出的挑战和诗学课题”。实际上，有关汉语潜能的探索，也是杨牧诗作始终的追求。
王家新认为，总的来看，杨牧一生的创作在大陆并未得到人们充分的和应有的认识。比如说他的散文集《奇来前书》《奇来后书》，他就尚未见到有人专门研究。他认为那是整个中国现代散文的珍品，读到时感到很惊异，其心智的运作、想象力的展开、文字的精妙、艺术表现力的程度，真是鲜有人能及。杨牧中后期创作中一些以历史和中国古典为题材的诗，如《关山月》《续韩愈七言古诗〈山石〉》《秋寄杜甫》《林冲夜奔》等诗篇写得很从容、娴熟，对他也有诸多启发；它们立足于当下而又贯通古今，化用古典而又能出新，把传统重新引入当下而又保持了对“陌生性”的追求。
我很想知道杨牧对更为年轻一代的诗人们的影响是怎样的，他们是否也正背负着“影响的焦虑”。相比获得评论者言辞的褒奖甚至诺奖那样的文学奖项，作品被后辈诵读并产生影响，也许才是对写作者来说最有意义的评断。
“85后”的台湾诗人黄冈和我谈到了这个问题。她是“杨牧诗歌奖”在2015年创立时的首位获奖者，她的诗歌写作同样以花莲作为故乡。她告诉我，写作的时候，她曾刻意不去读前辈作家的作品，希望能以此更完全、更忠实地记录下自己真正想写的东西。得奖之后，她才真正开始研读杨牧和陈黎的作品。但后来她惊讶地发现，她与两位前辈诗人做了类似的事情，她也在努力将历史融入诗歌之中，试图开创一种地质的书写、家乡的书写。杨牧在美国期间所书写的花莲使她极为感动。“每一次见他以一种类似《山海经》的方式把一条条溪流、一座座山罗列出来，见他写自己正搭飞机经过木瓜山、秀姑峦山，作为花莲人，我几乎就像数着自己的肋骨，摸着自己身体的纹路。”黄冈正在美国读博，她的境况使她感到自己能够体会杨牧当时的心境，她觉得杨牧越是用力去写，就会离家乡越遥远，而这种越发遥远的感觉恰恰会使人备感亲切。
她从未感到所谓影响的焦虑。她认为，历代诗人都会不断书写相同的主题，但不同的生活观念、不同的经验以及不同的视野，甚至不同的性别，都会让诗人们写出不同的感受。她的不同之处在于，曾经与花莲少数民族部落一起生活的经历为她积累了很多人类学方面的访谈资料，综合自己的经验，她在诗中得以拉开不同于两位前辈诗人的一条女性视野。
她告诉我，她所受到的杨牧的影响中，很重要的部分在于他的人文精神，比如杨牧的无政府主义，他通过诗歌实行对社会的实践与关怀，但从未真正介入政坛等等。2018年，黄冈曾到杨牧台北的家中探望，那时，杨牧的身体状况已经不佳，几乎只做听众，极少说话。直到由“黄冈”的名字说到湖北，他才忽然开始侃侃而谈，他提到徐复观、牟宗三等人，说他们是真正的哲学家。在他就读台中东海大学历史系时，这些新儒学的代表人物曾在那里教书，对他的写作有着至深的影响。黄冈说，她至今记得杨牧在谈到这些时眼中突然闪现的光芒，那种光，正是她作为后辈必将一生去追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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