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法律”這個詞，你會想到什麼？
“強制力量”？“懲惡揚善”？“秩序”？
或者說，法律就是一種“為了維護社會正常秩序、懲惡揚善而產生的強制力量”？
可是在上述對法律的常識性理解中，我們似乎在不經意間創造了更多的問題，比如，什麼才是正常的社會秩序？誰有資格宣稱這樣的秩序才是正常的？善惡的標準是如何產生的？又比如，我們怎麼能夠保證這個“強制力量”能夠做到懲惡揚善而非助紂為虐？
如果沒有社會契約思想做基礎，這些問題永遠懸而不決。如果因為嫌麻煩，想打個哈哈把它們糊弄過去，我們遲早會付出代價，並且在付完代價之後又老老實實回到座位重新補課。
盧梭告訴我們，在“政府”這個東西出現之前，我們一直生活在一種叫“自然狀態”的境地中。說白了，這就是一種無政府狀態。在其中，我們每個人都充分地享有自己的權利，但是這些權利卻沒有任何意義，因為它們都得不到充分的認可和保障。你說你有獨佔這塊土地的權利，因為你在其上傾灑了汗水，但是別人卻可以揮著拳頭把你趕走；你說你的生命不可侵犯，任何人都不可以無緣無故威脅你，但就是有人在深夜趁你不備時將你殺死或虜為奴隸。
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
我們需要一種公眾的力量，它可以維護我們基本的權利，進而維護由這些基本權利交織而成的社會秩序——每個人要想維護自己的權利，就必須認可別人相應的權利。這種對共同權利的共同認可就是“正常秩序”，這是回答第一個問題。
從以上論述中，我們會發現，這個正常秩序不是某個人或某個社會團體敲定的，而是經過所有人點頭的，善惡的標準也是經過長年累月的共同生活，所有人都一致認可的道德準則，這也不是某個人或團體能夠為我們制定的。這是回答第二個和第三個問題。
法律作為對共同準則的文字性表達，他需要強制性力量來加以維護，保證法律不會淪為一紙空文，這個力量包括一整套國家機構。為了防止超乎個體之上的國家機構為非作歹、反過來欺壓百姓，法律中除了規定個體的權利與義務之外，還必須規定對國家這個龐然大物的約束。比如官員由民主選舉產生、公共權力需要分割和制約。對於國家機構而言，法律不僅是它們存在的意義——它們生來就是為維護法律而存在的——而且是它們的鐐銬。舉一個“放肆”但很恰當的例子，政府就像公民的忠犬，一方面替我們看家護院，另一方面，我們需要鎖住它們。
而這一切都是以法律為依據的。
所以，盧梭說得好：
“法律只不過是社會公民得以聯合的條件。”
一項法律如果是如此產生的，它就不再是一種外在的約束，而是一種內心的秩序，只不過是這種秩序見諸文字的形式而已。因為它的形成是經過我們每個人的認可的。我們之所以要遵守它，不是因為它會按刑定罪，而是因為你內心不認可相反的行為，因為你不願意別人也這樣對你。如果僅僅是因為忌憚違法的後果，我們是生活在枷鎖中的；但如果我們的理性認可法律的內容，那麼你是自由的，因為你只是按照你認為合理的方式在生活，沒有人在強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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