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法律”这个词，你会想到什么？
“强制力量”？“惩恶扬善”？“秩序”？
或者说，法律就是一种“为了维护社会正常秩序、惩恶扬善而产生的强制力量”？
可是在上述对法律的常识性理解中，我们似乎在不经意间创造了更多的问题，比如，什么才是正常的社会秩序？谁有资格宣称这样的秩序才是正常的？善恶的标准是如何产生的？又比如，我们怎么能够保证这个“强制力量”能够做到惩恶扬善而非助纣为虐？
如果没有社会契约思想做基础，这些问题永远悬而不决。如果因为嫌麻烦，想打个哈哈把它们糊弄过去，我们迟早会付出代价，并且在付完代价之后又老老实实回到座位重新补课。
卢梭告诉我们，在“政府”这个东西出现之前，我们一直生活在一种叫“自然状态”的境地中。说白了，这就是一种无政府状态。在其中，我们每个人都充分地享有自己的权利，但是这些权利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们都得不到充分的认可和保障。你说你有独占这块土地的权利，因为你在其上倾洒了汗水，但是别人却可以挥着拳头把你赶走；你说你的生命不可侵犯，任何人都不可以无缘无故威胁你，但就是有人在深夜趁你不备时将你杀死或虏为奴隶。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我们需要一种公众的力量，它可以维护我们基本的权利，进而维护由这些基本权利交织而成的社会秩序——每个人要想维护自己的权利，就必须认可别人相应的权利。这种对共同权利的共同认可就是“正常秩序”，这是回答第一个问题。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会发现，这个正常秩序不是某个人或某个社会团体敲定的，而是经过所有人点头的，善恶的标准也是经过长年累月的共同生活，所有人都一致认可的道德准则，这也不是某个人或团体能够为我们制定的。这是回答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
法律作为对共同准则的文字性表达，他需要强制性力量来加以维护，保证法律不会沦为一纸空文，这个力量包括一整套国家机构。为了防止超乎个体之上的国家机构为非作歹、反过来欺压百姓，法律中除了规定个体的权利与义务之外，还必须规定对国家这个庞然大物的约束。比如官员由民主选举产生、公共权力需要分割和制约。对于国家机构而言，法律不仅是它们存在的意义——它们生来就是为维护法律而存在的——而且是它们的镣铐。举一个“放肆”但很恰当的例子，政府就像公民的忠犬，一方面替我们看家护院，另一方面，我们需要锁住它们。
而这一切都是以法律为依据的。
所以，卢梭说得好：
“法律只不过是社会公民得以联合的条件。”
一项法律如果是如此产生的，它就不再是一种外在的约束，而是一种内心的秩序，只不过是这种秩序见诸文字的形式而已。因为它的形成是经过我们每个人的认可的。我们之所以要遵守它，不是因为它会按刑定罪，而是因为你内心不认可相反的行为，因为你不愿意别人也这样对你。如果仅仅是因为忌惮违法的后果，我们是生活在枷锁中的；但如果我们的理性认可法律的内容，那么你是自由的，因为你只是按照你认为合理的方式在生活，没有人在强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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