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古老命题，现代所讲的认识与实践的统一与知行合一基本上是相同的，而知与行、认识与实践结合得好就能有助于提高人的行动力，因为知行统一能使“知”针对性和实用性，同时，使“行”更有智慧和目的性更明确。中国古代哲学理论非常重视知行合一，重视知与行结合，重视“知”对于“行”的指导意义，也重视在“行”中总结“知”和对“知”的检验。中国的这种哲学理念与西方哲学是有很大不不同的。
中国古人更注重于将认识、知识、修养直接结合于行动中，指导行动，使行动更有智慧的成分，同时，也更注重在实际行动中去体验、感悟、总结，提高认识，使行动更有成效。
一般说来，西方人更侧重于先掌握知识，先做好计划、规划，先做好论证，先进行可行性的分析，拟出仔细的行动方案，然后再付之于实施行动，即“知”先“行”后非常很明显。也就是说，在西方哲学理念中，认识与实践是分离的，先认识，而后再去实践，先有知识而后再运用知识去做行事。西方的哲学理论、观点、范畴离实际行动比较远，比如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康德、黑格尔哲学体系，很抽象、晦涩，距离实际活动是很远的，其理论缺乏明显的实用性。与此不同，中国古代哲学理论常常是与实际活动紧密联系的，“知”在“行”中，“行”中有“知”，“知”与“行”是统一的，理论是实际活动的直接结合的。在中国古代哲学的视野里，实际行动中蕴含着直观的哲理，而与行动紧密联系的哲学理论更多地体现了体验、感悟、领略、总结，而不像西方哲学理论那么具有系统的理论行和抽象性。在中国哲学中，知与行被认为是统一的。
在中国传统哲学里，“知”与“行”是非常重要范畴，在《尚书》与《左传》等早期典籍中，就已经有“知”“行”概念。《尚书》讲“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左传》讲“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已经是在讨论知、行关系了。
中国古人很早就注重知行统一问题，重视以“知”指导“行”，使“行”更有理性，更有目的性；同时，也重视“行”中的“知”，注重从行中总结知的经验，提高智慧。知行统一使行动更有智慧，更有明确的目的性，更有实际效益，从而也是行动力更强。
知行合一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明确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范畴，强调“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王阳明在他的哲学历程中，有一段特殊经历叫“龙场悟道”，说的是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后谪贬至贵州修文县的龙场当驿丞，在边缘区域艰难而安静的环境中，王阳明对他过去的奋争、遭遇和理论认识进行认真的反思，忽然，有一天夜里，他豁然开悟了，他悟出了心为万物之本的道理，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参看王阳明的《传习录》）他由此而总结出“心即理”的哲学命题。这命题的基本含义是“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他解释说：“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同上）
龙场悟道
后来，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时提出“知行合一”说。从他“心即理”的基本理论前提出发，来批评和革新当时理论界对知行关系的认识，王阳明分析说：“今人却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功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功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王阳明《传习录》）王阳明认为：“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圣学只是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同上）王阳明反复强调知与行的统一性。
不难看出，王阳明说的“知行合一”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讲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与行不可分割。他说：“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同上）知必表现为行，不去行非为真知；而真知即是自觉之行，行即是知。第二层意思讲的是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王阳明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同上）显然，在他看来，知比行更具有主动的意义，心中有知，行才有意义。
当然，王阳明所说的“知”即是他的心中“良知”，而圣学功夫即是“致良知”，他所讲的“知行合一”，即是说知与行统一于“良知”，是同一个“功夫”。值得注意的是，王阳明很重视“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即“行”一开始就有“知”了，行动不是盲目的，不是蠢笨的行为，而是有“知”作指导的；而“行”是“知”的展开、实行、成果，“知”靠“行”来实行、检验和实现实际效用。“知”“行”的结合是如此紧密，人的行动效果当然就更强了，行动不盲目，认识有实效，行动的成效也就更大了。
王阳明：知行合一
朱熹虽然主张知为先行为后、知为轻行为重，但是，他也强调“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
其实，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主要是针对朱熹的知行理论而提出来的，朱熹对知行关系有一句名言：“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卷一，第148页）这一直被看成是朱熹关于知行关系的基本观点。很明显，朱熹这种知为先行为后、知为轻行为重的观点是建立在他的“格物致知”理论的基础上的，在朱熹看来，对事物的认识就是把握事物中的理，而具体事物的理与宇宙普遍之理是一个理，他说：“格物者，欲究极其物之理，使无不尽，然后我之知无所不至。物理即道理，天下初无二理。”（《朱子语类》卷一，第294页）“格物”既是对具体事物的认识，也是对普遍之理的把握，是“穷理”，所以“格物”与“致知”是一致的，他说：“理之在物者，既诣其极而无余；则知之在我者，亦随所诣而无不尽矣。知无不尽，则心之所发可一于善而无不实矣。意不自欺，则心之本体可致其虚而无不正矣。”（《朱熹集》第二卷，第579页）显然，“穷理”即是认识达到极致，对事物之理能了然于心，“格物”即是“致知”，“格物”又是以“致知”为目的的。朱熹说：“致知者，推致其知识而至于尽也。将致知者，必先有以养其知。有以养之，则所见益明，所得益固。欲养其知者，惟寡欲而已矣。欲寡，则无纷扰之杂，而知益明矣；无变迁之患，而得益固矣。”（《朱子语类》卷二，405页）这就是说，“致知”是需要排除杂念才能完成的，若带着欲动的心，是无法达到致知境界的，所以，知的过程也是修养过程，而修养是一种行为，知与行是统一的。
朱熹说：“所谓行事者，内以处己，外以应物，内外俱尽，乃可无悔。古人所贵于时中者，此也。不然，得于己而失于物，是亦独行而已矣。”（《朱熹集》第四卷，1908～1909页）这即是说，行事，既要有内在道德修养又要对外去处理人际关系，心性修养与待人礼数内外兼备，这其实是知结合于行中。
虽然朱熹认为知先于行，但在“格物”过程中，他也认为知与行是不可分离的，犹如目与足之间的关系，他说：“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朱子语类》卷一，第148页）
朱熹
显然，在朱熹看来，知与行有先后与轻重的区别，但在具体格物时，知与行之间有统一性，二者统一于“穷理”，统一于体现理的道德修养。王阳明与朱熹的区别在于，朱熹将知与行统一于“穷理”，而王阳明却将知与行统一于“知良知”。对于朱熹，事物之理是天之理，道德修养即是“穷理”，“尽性”（道德修养）与“穷理”是一致的；而对于王阳明来说，“良知”即在心中，“致良知”就是人心自悟。朱熹与王阳明虽然一个讲“天理”，一个讲“良知”，但从理论本质上看，两人在知与行关系上都是主张二者的统一，都统一于德性，反对将“知”与“行”分割开来，反对盲目行为，没有德行的行为，同时，也反对离开“行”的知，没有与认识、修养结合的纯知识推演，朱熹和王阳明都是不喜欢的。
朱熹和王阳明所强调的“知行合一”虽然主要强调的一方面是修养的自觉，要求人认识和修养好内在德性，在道德认识上下功夫；另一方面是道德行为的重要性，十分重视修养实践。在朱熹看来，格物、致知是统一的，都是为了穷理，知与行是合一的；在王阳明看来，人的认知，“一念发动处即是行，知即是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行也是合一的。
虽然说无论是朱熹还是王阳明，在论述知行合一时，所侧重的都是从认知事物和道德实践修养方面去阐述的，而他们所论述的知行合一理论从中国古代哲学的角度论证了“知”与“行”的不可分割，强调了“知”对于“行”的内在性和“行”对于“知”必要性，在中国古代哲学的理念里，认知与修为、体悟与亲为、境界与行为、理念与践行、认识与行动等等都是统一，冯友兰先生强调中国哲学“极高明”与“道中庸”是统一的，这也揭示了中国古人所强调的“行”的智慧性和“知”的实践意义，这就是行动力强的哲理渊源。
中国古代知行合一理论常常把理论、境界、伦理理想等落实到行动中、实践中，而体现在日常行为中，哪怕是一举一动，也蕴含着深刻经验体悟和精神的理性意味，这使具体行为也蕴含着哲理，使行为是耐人寻味的。
中国当代理论家李泽厚曾提出中国文化中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实用理性”，在李泽厚先生看来，这是一种区别于西方的“思辨理性”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理念，他将“实用理性”界定为：“实用理性正是这种‘经验合理性’的哲学概括。中国哲学和文化特征之一，是不承认先验理性，不把理性摆在最高位置。理性只是工具，‘实用理性’以服务人类生存为最终目的，它不但没有超越性，而且不脱离经验和历史。……‘实用理性’使古代中国的技艺非常发达，但始终没有产生古希腊的数学公理系统和抽象思辨的哲学，所以，它在现代遇到了巨大的挑战。但也因为它的实用性格，当它发现抽象思辨和科学系统有益于人的时候，便注意自己文化的弱点而努力去接受和吸取。”（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285，250，248，76）
显然，在李泽厚看来，中国哲学十分重视“实用理性”，不承认理论先验性和超越性，注重其经验合理性，具有不脱离经验和历史的特征。“实用理性”区别于抽象思辨的理性，“实用理性”不是晦涩、抽象的理性，而是一种不脱离经验的理性，其理论原则与实际行为中的经验紧密结合在一起，十分注重经验的合理性。
李泽厚先生在解释“实用理性”的形成过程时说：“先秦各家为寻求当时社会大变动的前景而授徒立说，使得从商周巫文化中解放出来的理性，没有走向闲暇从容的抽象的思辨之路，也没有走向厌弃人世的追求解脱之途，而是执着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同上）
进入“轴心时代”（ 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所使用的概念，指公元前500年前后同时出现在中国、西方和印度等地区的人类文化突破现象），中国古代哲学走出富有特色的步伐，理性没有走向西方哲学式的抽象，也没有走向宗教式的解脱，而是“执着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这种实用探求，是理性结合于经验，理论付于实践，“知”落实于“行”，所以，“实用理性”也是知行合一的一种突出表现。这也许中国历来行动力强的一个哲理根据。
知行合一观念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使行动力更强。
中国古代哲学理论表现了“执着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在行动中注重经验的合理性；在认知中注重与行动的结合。中国古代哲人似乎大都不喜欢高高在上的抽象理论思辨，不喜欢浮夸地谈理论，而是非常重视理论施行的实际效果，也就是说，中国古人很重视认知、理论、理性的实行效果，同时，重视行动中的智慧，行动中的经验总结和哲智意义。
无论是儒家、法家、墨家、兵家，还是纵横家，也包括主张无为而治的道家，都非常重视认识理论的实际效应，儒家讲“内圣外王”，强调心性修养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实践的统一性；法家把治国谋略具体化为“法”“术”“势”，注重治国谋略实际效果；墨家讲“非攻”“尚同”“尚贤”，并关注非常实际的“节用”“节葬”“非乐”；兵家论“道天地将法”，但也非常注重“奇正结合”的用兵方略等，特别是重视“用间”（使用间谍）对于战争的意义；纵横家关注捭阖之道，讲游说之术，讲伐交策略，都是很注意实效的；在道家创始人老子的《道德经》中，讲了很多权谋策术，如：“将欲翕之，必故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欲废之，必故兴之。将欲夺之，必故与之。”都是很讲究实用的。
中国古代的一些谋大学问家，如王安石、司马光、张居正等，他的学术理论既是认知成果更是政治实践的理论总结，是政治实践的重要成果，知行是统一的。
所以，中国古人强强“执着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注重经验的合理性，讲注重理性的实用性，注重“知”对“行”的意义，也注重“行”对于“知”的重要性，当然，这样对知行合一的重视，日久天长，成了促成行动力强的一种哲理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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