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逆行者”这个词汇常被提起，除了今年的疫情中被指代医护人员外，其他时候更多地是对消防“蓝朋友”的最高赞誉。
众所周知，消防官兵是和平年代伤亡率仅次于警察的一个群体，他们利用科学技术、先进设备，在面对火灾的时候很多时候还很吃力。
而古代人面对频繁发生的火灾，防范基本靠迷信，救火幸好有专人，只有到晚清民国时代，中国人的消防才真正现代化。
防范基本靠迷信
中国古人深知，救火不如防火，“防患于未然”才是正理。
因此，在周朝就有专门提醒人们注意用火的官员，《周礼·天官》记载，当年掌管宫内用火安全的“宫正”，“春秋以木铎修火禁”。即在每年易发火灾的春秋两季，宫正要摇动木铎，提醒大家严防火患：“半夜三更，小心火烛”、“寒冬腊月，火烛小心……”
另外，对于天灾，古人们自然发展出一套“防火厌胜术”，最典型的是北京紫禁城，如太和殿上的屋脊两端各有一个对称的龙形物——古代建筑学上称“正吻”或“大吻”，其设置即是出于镇火减灾的设计和考虑。
厌胜(yā shèng)之术是指古代的一种巫术。“厌胜”意即“厌而胜之”,系用法术诅咒或祈祷以达到制胜所厌恶的人、物或魔怪的目的。
除了迷信厌胜之物，“五行防火术”怎么能缺席，直接体现于“门不带钩，阁必有水”，这在皇家建筑防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
明代的马愈在《马氏日抄》里记载：“宋都临安（今杭州）玉牒殿灾，延及殿门，宰臣以门字有脚钩，带火笔，故招火灾。遂撤额投火中乃熄。后书门额者，多不钩脚。”古人认为 “门”字上的钩与“火”有关，带钩即带“火”，此后皇家建筑上“门”字一律不带钩。
严刑厉法惩纵火
古人虽迷信，但不糊涂，明白杜绝火患要靠制度。
从商周时期起，中国已开始了“依法防火”。《韩非子·内储说》记载，殷商时有“殷王法”规定：“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防火法规条款。但因为指向不明，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其应属于“环保法”条款。
真正意义上的“防火消防法”始于周代。《周礼·夏官·司爟》》记载：“凡国失火，野焚莱，则有刑罚焉。”这也被看成是中国有明确文字记载的最早的火灾刑罚条例。
春秋战国时期，更明确了“失火”与“纵火”的概念，强调对火灾责任人的处罚。《墨子·号令》中称：“慎无敢失火者，失火者斩其端；失火者以为乱者车裂；伍人不得，斩；得之，除。”对引起火灾的首犯处斩，如果故意纵火，则以谋乱罪处以车裂之刑；与纵火犯同伙，知情不报者，也要处以死刑，对积极举报的可免死。
晋代，对火灾责任人的处罚又有了进一步的细则。《晋书·刑法志》记载：“贼燔人庐舍积聚，盗赃五匹以上，弃市。”故意放火烧私人或官府房屋的，都要处以死罪，并弃尸街头。
十六国时期，后赵君主石勒在火灾管理方面更为严厉。《太平御览》引《后赵录》称：“石勒禁火，百鼓之后燃火者，鞭之一百；延火烧一家，斩五部都督。”“百鼓之后”，即夜间起更之后；“五部都督”指有不同区域和行政分工的“一把手”。
隋唐以后，中国的防火法规已相当规范和具体了。如《唐律·杂律》中曾明确规定，对故意纵火行为严惩不贷，即便最轻的也要“徒三年”，最重的“绞”。见火不救也要治罪：“诸见火起，应告不告，应救不救，减失火罪二等。谓从本失罪减。其守卫宫殿、仓库及掌囚者皆不得离所守救火，违者杖一百。”
此后的宋、元、明、清各代，在处理火灾责任人上大多都是“死罪”。如在完颜亶当皇帝的（金熙宗）皇统九年（公元1149年），燕京（今北京）发生火灾，一连烧了9天，最后有243人因“失火和不救火罪”被杀。
古有“救火兵、消防兵”
最早的消防员要追溯到黄帝时期。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在安排国计民生的时候就已经明确指出要有节制的使用明火，用以防范火灾，为此，黄帝还设置了专门管理用火安全额官员，被称为“火政”。传到周朝的时候这一官职又被称为司煊或者叫司耀。
春秋时期，诸侯互相征伐，天下大乱。各个国家的君主都十分诊视自己国家的财富，更不会轻易的让大火给毁掉。越国就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越王为了检验老百姓肯不肯为自己卖命，有一次曾下令将宫室点着，自己坐在一旁等待老百姓前来救火，但是等了半天，无一人前往。在这种情况下，越王只得下了一道命令：“救火而死的，可以与杀敌而死得到同样的奖赏。”于是，老百姓才有的用防火物质涂抹身体，有的披着用水浸湿的衣服奔走而来，总算把火扑灭了。这说明，当时的统治者已开始意识到在火攻管理中运用法的威力。也看得出来当时的老百姓对于火场逃生技巧也有一定的认知和掌握。不过也不得不说这个越王也有点作。
到了秦朝，《秦律十八种》中就有府库防火和仓储防火的明确记载，里面规定专职人员的职责和日常巡视的制度，并且还规定了十分详细的追究问责制度。对于火灾的肇事者也有着非常残酷的惩罚制度。
宋朝称军巡铺、防隅，这也是中国最早意义上的专职消防队，宋仁宗即位制定了严密的防火措施，挑选精干军士，建立军巡铺。主要任务是“夜间巡警”，督促居民按时熄灯，消防火灾隐患。发现火警及时报告；扑救中各支部队配合密切，有的警戒弹压，维持秩序：有的救护，安置受伤居民；有的抢救财产；有的运水灭火，纹丝不乱。
到元明时期称救火兵丁，清朝初年称防范火班。
据史料记载，晚清时期南京地区火灾频发，从1875年到1903年，全城共发生了513场火灾。为了应对火灾多发的局面，时任两江总督的李鸿章先后从上海洋炮局购进4架新式洋水龙，以备应急之需。当时负责操作水龙的“消防员”每救一次火，就能领到赏金一千四百文。当时，绿营军、湘军、淮军等驻宁军队也参与灭火，他们主要负责维护火场秩序，协助水龙局运水，或是将着火建筑用铙钩拉倒防止火势蔓延。
消防工具变迁
古代灭火的设施较为简单，主要就是一些水缸之类的。
同时还有一些形状长圆、备有提梁的水桶，同时，较为先进的还有一些水袋和水囊之类的。水袋是用马和牛的皮做成的，可以装三四百斤水，袋口绑起来，插进一根去了节的竹子，水就可以通过这根柱子流了出来，出现火线的时候由三五个壮丁抱着袋子抓住竹子向着火点注水，完成一次灭火。囊是用猪或者牛的膀胱做成的，里面装满水，起火的时候把水囊扔向起火的地点，等到囊袋烧破了里面的水就能流出来灭火了。
到了明代，更先进点的灭火设施出现了，它叫做“唧筒”，唧筒的特点就是用一根长长的竹子，把上下两头都打通，“以絮囊水杆，自窍唧水”，它既能出水，又能自动吸水，并且射程能达二十多米。目前在故宫里面还有着这样装置供人参观。
另外还有太平缸、水龙等工具。
古代着火太难救
如果在古代着火，一般来说就自求多福了。
即使是清朝康乾年间的天津卫也几乎没有办法。
当时天津卫因地处漕运要地，商贾聚集，人口激增，火灾也随之频起，很多士绅便牵头创办了水会。水会又称救火会，从康熙到咸丰年间，天津先后成立了近50个水会。由于是民间组织，水会使用的器械也很有民间特色——用来通报火警的是梆子、大小铜锣；救火设备是水机、水桶、扁担；破拆房屋用的是挠钩、铁锚、斧子等工具。
但在那时，因设备简陋，一遇火警，需远去各河取水，加之城厢街道狭窄，交通不便，每次火警发生，火焰乘风而起，多会形成大面积火情。
最惨的一次火灾是“粥棚大火”，发生在1878年冬季。当时，河北省一带受灾饥民逃难到天津，一些被救济的妇女、儿童寄宿在粥厂席棚中。这个粥厂占地长不足33米，宽只有26米，搭建了四排席棚，棚内铺有许多稻草。1878年1月6日黎明，粥厂起火，火借风势立即燃烧。火起时，粥厂主管不仅不尽力相救，反而将仅有的一扇门反锁。大火烧死妇女、儿童2000余人。
民国时着火天津能用自来水
作为民国早年的模范城市，天津是中国现代消防队最早建立的城市，迄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
1902年，袁世凯将保定新军3000人改编为巡警，派驻天津，组建天津南、北段巡警局时成立了南段巡警总局消防队。
1、鼓楼大钟曾为消防警钟
消防瞭望杆上的“警钟”
当时，为及时发现火情，消防队利用高层建筑瞭望火警，还修建了瞭望塔。1904年，南段巡警总局制定的《天津巡警救火章程》中规定，将鼓楼之钟作为警钟，一旦发现火情立即击钟报警。位于官银号和府署后两个瞭望杆上的消防队员听到报警钟声，分别变换旗（白天）、灯（夜间）颜色，来通知失火地段方向，便于迅速组织扑救。
为便于识别，旗、灯用各种颜色进行了区分。如果是东路有火情，则昼悬绿旗，夜悬绿灯；南路是昼悬红白旗，夜悬红白灯；西路是昼悬白旗，夜悬白灯；北路则昼悬红旗，夜悬红灯；各国租界昼悬白黑旗，夜悬白黑灯。这样就能通过变换旗语和点灯熄灯的方式指挥救火了。
当时，消防队的组织和构成也参照了租界的消防队。在一份1921年出版的报纸上，详细介绍了市内设置的两个消防分队、五个消防派出所（又称消防驻在所）的具体位置。其中一消防分队分驻东北角菜市，二消防分队分驻大悲院，第一派出所在北门内，第二派出所在城隍庙街，第三派出所在鼓楼，第四派出所在广益大街，第五派出所在市政府。
早期的消防第一派出所，此时称驻在所
2、从水会到消防队
全国第一支消防警察队是在天津建立的，迄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
天津开埠通商后，西方列强在此开辟租界，随之而来的就是各国在租界内建立各自的消防队。当时租界的消防队开始在街道两旁埋设消火栓。这些消火栓能够出现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自来水厂的建立。有了自来水，就不用像从前那样靠人力为水机供水，使用消火栓，灭火时供水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要比使用水机好得多。
天津英租界内的消防队
在天津市公安消防总队提供的老照片中，有一张英租界消防队队员在消防车前的合影。据介绍，这张照片的拍摄地在当时的维多利亚公园（今解放北园），照片的背景建筑物是戈登堂。虽然照片中的消防车看起来很简陋，但在当时，这些消防车极大地提升了消防队出动的速度，可以说是相当先进的。
1902年，清政府在本市金钢桥以南地区，成立南段巡警总局，救火会开始从外国人手中移交我国监管，改称南段巡警总局消防队。
3、置办泡沫灭火机灭火
1904年，《天津南段巡警总局现行章程》对火灾现场指挥、火情处理、非常火灾需设特别警报等都做了具体规定。清宣统年间的《直隶省城警察救火章程》又进一步细化了专业消防警察的职责，尤其针对火场组织指挥中出现的新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这些《章程》的制定与实施，对近代中国的消防事业做出了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城市发展，天津消防队的人员数量和灭火装备也随之提升。1910年，消防队开始在老城厢装设消火栓。日本侵华期间，基于社会客观环境需要，天津消防机构已经分设八个分队，五个派出所，三个瞭望台，共有官警三百四十四名，机车二十辆。上世纪四十年代，还置办了可以使用药沫的机枪一架，用于扑灭汽油火灾等。
上世纪30年代天津消防警察救火的情形
4、“救人先于救火”延续至今
《北洋公牍类纂》记载了天津消防警察的职责，比如，火灾现场警察如何救护难民；大火熄灭后派员在火场检查，查明起火原因呈报总局等。据史料记载，当时失火现场就设有警戒线，线内不准车马及闲人进入，为的是保全受难者性命并及时搬运财物。规定火灾发生，人命与财物不能两全情形下，必先人命而后财物。今天，消防队出警，依然遵循“抢救人命重于救火”的原则。
那时还规定，夜里失火，凡一里以内居民必须在各自门首点灯以便救援者奔走救护。上风半里下风一里的居民，必须在各自门外备置木桶盛水备用。为了阻断火势蔓延，凡处在下风口的房屋，一经消防队审定必须拆除的，不论官产民产皆立即拆毁。
我国古代消防管理，称为火政管理，经历了先秦的初创阶段，汉代至隋唐五代的发展阶段，宋代和明代的高度发展阶段，直至清代鸦片战争为止，有二千多年的历史。
古人设“水龙会”，六月二十三火神生日，或在腊月冬日，都举行水龙操演，水龙喷射，众人助之；救火之人从不赴宴，不做“趁火打劫”之事。救火器材的最高境界是“备而不用”。民国消防队代替了水龙会，救火良俗该继承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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