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981年）12月19日晚，时针刚过9点，一架银灰色波音747班机，从星光闪耀的天幕中徐徐降落在台湾省台北机场。从舷梯上走下来的旅客中，有一位头发花白，脸色微黑，十分精神的老先生，此时此刻谁能想到，这位老先生是北京市人大常委、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赵荣琛教授。
赵教授本来买的是新加坡航空公司从美国旧金山飞往香港的班机票。由于飞机超员，新加坡航空公司请没能上去的旅客改乘台湾航空公司班机去香港。就这样，13个小时以后，赵荣琛便飞到了台北机场。飞机一着陆，他心里想：没想到在我赴美讲学回北京的途中，还发生了这么一段意外的戏剧性插曲。
想到这里，他不由得笑了。赵教授走进候机室，等着换乘开往香港的班机。这时，四个年轻的机场工作人员走到他面前，请他拿出机票和证件检查。赵教授非常平静地拿出机票和证件，微笑着递给他们。他们一看是来自北京的证件，而且是公务护照，一个个感到惊奇。赵教授笑了笑说：“怎么害怕吗？”那位30来岁的人怔了一下说：“不不不，您是贵宾，请您稍等一下。”
赵荣琛之《荒山泪》
赵教授泰然自若地等候。几分钟以后，进来五个人，走在前边那位50岁左右的人，看来是位负责人。他们走向前一一同赵教授握手问好。那位50岁左右的人握着教授的手，非常抱歉地说：“事先不知，叫你久等了，实在对不起，请进客厅！”把教授请进了摆满鲜花的贵宾室。
桌上已为赵教授放满了茶点、糖果。几名服务员跑来跑去，忙得不可开交。周围的人有的为教授端茶，有的为教授递烟，有的请教授吃点心和糖果。端茶的说：“这是台湾最好的乌龙茶，不能不喝。”递烟的说：“这是台湾生产的最高级的长寿烟，不能不抽。”赵教授说：“作为一个旅途经过的普通旅客，你们招待得太周到了。”那位50岁左右的人说：“哎！很难得来一次，应该热情招待如有招待不周，还得请先生多多包涵哟！”教授接过长寿烟，说：“我先抽烟，再喝茶、吃……”在场的人都高兴地笑了。递烟的人说:“这盒长寿烟就送给先生了，祝您健康长寿！”教授快地笑着接过烟，说:“那我就不客气了。”在场的人都快活地笑了。
赵荣琛
他们围着教授交谈、提问题、说笑。有人问：“听说北京的演员工资很低，每月只发三四十块，是不是这样？”赵教授微笑着说：“是的，学员的工资是三四十块。不过还有多的。”又有人问：“有挣100块钱的吗？”赵教授说：“有的。”这人又接着问：“先生能拿100元吧？”赵教授爽朗地一笑说：“你说少了，我每月拿……”伸出三个指头，“300块。”“啊呀？您拿那么多呀！”在场的人都感到惊奇，似乎感到不可思议。
赵教授又马上坦率地说：“看来我们隔离得太久了，彼此都很不了解呀！如果我们实行‘三通’了，彼此就可以渐渐了解了。”在场的人都点头说：“对！”正谈得热烈时，又进来四个人，也都是首先同教授亲切握手问好。其中一位上了年纪的人格外亲热地握着教授的手说：“乡长（这是对同乡长辈的尊称），我也是北京呀！您能来这里，我们很幸会。”这位上了年纪的北京人看来是戏迷。开口就问：“乡长，吉祥、广和楼、哈尔飞这些老剧场都还有吗？”“有，有！”教授回答说，“不过就是变样了。吉祥、广和楼都在原来的地方翻建扩大了。哈尔飞扩建后现在叫西单剧场，原来在一个小胡同里，小胡同早成了宽敞的大马路，西单剧场就在西单大马路边上。过去的西单你已经找不到了。整个北京是马路纵横，高楼林立，面貌大变了。你再回到北京恐怕许多地方也不认识了……”
这位北京人听后非常高兴。他又非常关心地问北京还有没有豆腐脑卖？切糕、豆汁还有没有？对他所关心的这些北京风味小吃，赵教授都详细地作了介绍。
梅兰芳、程砚秋、杨畹侬、赵荣琛1946年之《四五花洞》
真是一家人，骨肉亲，本来谁也不相识，可初次相逢，就有那么多的话要说。整个贵宾室里，谈笑风生，充满着骨肉情谊。他们正交谈得带劲时，一位身穿白大褂的服务员托着一大餐盘牛奶、面包、鸡茸汤、火腿等进来了请教授吃夜餐教授实在不饿，可在场的人都非让他吃不可，他只好饱着肚子再加餐。
吃完夜餐，人们恳切要求这位来自北京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自拉自唱一段京戏。盛情难却，教授说：“这样吧，这几天嗓子不太好，今天我就先拉一段吧！”于是，他拿起随身带的胡琴，拉了一段“小开门”。动人心弦的琴声，飞出了贵宾室，回响在台北的夜空……
“小开门，好！真叫人大饱耳福。”人们使劲鼓掌。不过，他们还是为没能听到教授的唱，感到非常惋惜。
赵教授看了一下表，时间过得真快，马上就到零点了。他站起来说：“谢谢诸位先生的热情款待，该休息了。”在场的人把教授送到机场一套高级客房休息，说了声“晚安”，才恋恋不舍地离去。20号早餐后，他们希望教授能参观一下机场，于是他又在众人的陪同下参观了机场。
上午10点30分开往香港的班机快要起飞时，旅客都在排队等候上飞机。教授也要求去排队，可陪同他的一位负责人说：“用不着了，用不着了，您是贵宾，我们请您第一个上飞机。”他们请赵教授第一个登上舷梯，并在舷梯旁挥手致意，大声连呼“欢迎您再来！……再见！”
（《北京日报》1982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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