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人類歷史上排名前三的傳染病
在短短一年多時間內，殺死幾千萬人
如今，102年過去了
當我們又面臨新一輪危機和挑戰時
再回過頭去看看那場大傳染
能夠得到什麼經驗和教訓？
1
1918年3月11日，美國堪薩斯州，芬斯頓軍營（Camp Funston）。
列兵阿爾伯特.吉特切爾來到了軍醫91號大樓。這位連隊的廚師向護士說自己感冒了，並抱怨“發冷，咽喉腫痛，頭疼並且肌肉痠痛”。
護士給阿爾伯特量了體溫：39.4度。
這確實是感冒的症狀，護士隨後按照規定，將阿爾伯特轉入隔離病房進行隔離。
此時，離原本宣佈中立的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經過去了11個月了，大批的美國士兵已遠赴歐洲參戰，而國內的各個軍營也進入了戰備狀態——一個士兵的感冒發燒，並沒有值得引起重視的理由。
但情況似乎很快就發生了變化：
3天之內，芬斯頓軍營內感冒的士兵就增加到了500多人，3周內增長到了1100人——這還只是到醫務所來求助的統計數字。最終，其中有230名士兵發展成了肺炎，38人死亡。
不過，考慮到駐紮在芬斯頓軍營的軍人接近4萬人，相對於在炮火連天的歐洲出生入死的同胞們，再參考季節性流感的死亡率，這樣的情況並沒有得到相關方面的重視。
有資料顯示，其實在1918年1月到2月的農閒時節，位於堪薩斯州西南部的哈斯克爾（Haskell County）就已經出現了“感冒流行”的情況，並且有過一天之內18人感染，3人死亡的記錄，但後來人們追根溯源，還是更願意把確切的時間定為1918年的3月11日，而地點則鎖定在芬斯頓軍營。
美國堪薩斯州的地理位置
那位以為自己只得了普通感冒的列兵阿爾伯特，並不知道這種“感冒”其實是人類文明史上罕見的一種致命傳染病：
在1918~1920年短短兩年不到的時間內，這種傳染病造成全世界約5億人感染。據最保守估計，至少有4000萬人，最多有1億人被奪去生命——當時全世界的人口才17億。
這場災難性的傳染病，被稱為“西班牙大流感”。
但事實上，在目前已知記錄中，1918年3月11日的美國芬斯頓軍營，是所能確定的最早傳染病爆發地。
2
當致命的流感在美國蔓延之後，歐洲很快也被捲入。
至今沒有確切的證據表明，當時正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尾聲的歐洲是何時何地開始被病毒攻陷的，但如果以有據可查的第一例美國病例來看，不排除是由增援歐洲的美軍參戰官兵把病毒帶過了大西洋。
後來西方另有一種說法，說中國才是這場致命傳染病的發源地，歐洲的大面積爆發是因為一戰期間14萬到歐洲支援的華工將病毒帶過去的（他們認為之前在美國出現的病例也是由華人帶來的）。
考慮到一些西方人始終帶有優越感地認為中國人是“骯髒、不講衛生的低等民族”，所以他們能有這樣的論調倒也並不意外。但從時間上來看：第一批大約1000名華工在1916年8月就抵達了法國馬賽港，在1917年就達到了人數巔峰，而一直都歲月靜好的歐洲直到1918年春季，也就是美國出現病例之後，才開始大規模爆發流感——這種推斷邏輯似乎很難成立。
一戰期間，在一家法國火藥廠工作的華工（關於一戰華工的故事，請參看【延伸閱讀 一】）
不過，感冒病毒並沒有閒情雅緻等待人類去追根溯源。從1918年4月開始，流感病毒如同被點燃的野火一般，瞬間席捲歐洲大陸，從英國到法國，從德國到意大利，病毒首先在各國軍隊的軍營中爆發——擁擠、悶熱、潮溼、空氣不流通是病毒傳播的理想溫床——隨後開始蔓延到普通平民。
但這一波感冒病毒的流行，雖然波及面很廣，但殺傷力卻不強：得感冒的人一般三天後症狀就消失了，雖然有人因此死亡，但致死率和普通的季節性流感相差得並不是太多，所以各國政府並沒有引起重視，更沒有什麼媒體進行報道。
當然，這裡面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一戰的炮火聲依舊在歐洲大陸隆隆作響。
無論是同盟國和協約國的政府，雖然不斷接到關於軍隊流行感冒症狀的報告，但都不約而同地選擇“秘而不宣”——戰爭時期，比控制感冒更重要的，當然是不能讓對手知道自己的弱點。
但有一個國家，卻因為在一戰期間屬於中立國，所以並沒有媒體方面的管制。
這個國家，就是西班牙。
西班牙也是這一波流感病毒傳染的重災區，雖然一開始死亡率不高，但受感染人數極多，連國王阿方索十三世也在5月的馬德里年度慶典後宣佈被感染。而作為中立國的西班牙並沒有戰時的新聞管制，所以無論國內還是國外的媒體，都開始大規模報道這場在西班牙發生的“奇怪流行性感冒”。
阿方索十三世
然而，這也造成了一個客觀事實：整個歐洲大陸都緘默不言，只有西班牙“流感盛行”的新聞在不斷見諸報端（西班牙人其實稱這場流感為“法國流感”，因為當時在法國也已經爆發）。
於是，一個西班牙人自己也沒想到的結果發生了：
這場後來肆虐人間的感冒病毒，就此被很多人稱為“西班牙流感”(Spanish Flu）。
而西班牙的媒體報道預警，卻並沒有換來想得到的結果——當然，這也不是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
從1918年夏天開始，經過變異的流感病毒向人類發起了第二波攻擊。
在第一波攻擊中，死神只是揹著雙手在閒庭信步。
第二波攻擊，他終於揮舞起了寒光凜凜的死亡鐮刀。
3
關於第二波大流感病毒侵襲的起源地，現在還有爭議。
一種說法是在英國人中爆發的。1918年8月，一艘從西非國家塞拉利昂離港的英國船上發生了致命的流感，在這艘船抵達英國之前，船上75%的船員被感染，其中7%的船員死亡。而另一份資料顯示，在更早之前，駐紮在法國埃塔普勒（Etaples）港的一個英軍軍營內，就已經爆發了不知名的流感病毒。
另一種說法，說爆發的源頭是在當時蘇俄的阿什哈巴德（今屬土庫曼斯坦），但由於當時蘇俄處於內戰時期，缺乏有效的統計數據，所以無法確定。
雖然源頭無法確定，但第二波感冒病毒的巨大殺傷力，卻是各個國家一致公認，乃至是心有餘悸的：
在西班牙，至少有800萬人感染了這種感冒病毒，有些省份甚至10%的人口全部病死，報紙前4、5頁往往都是密密麻麻的訃告；在法國，每週因流感死去的人超過了1200人；在英國的英格蘭地區，每週因流感死亡的人數超過4000人；在德國，流感奪去了超過40萬人的生命。
先是發燒，喉嚨痛，然後渾身疼痛，速度快的話當天症狀爆發，當天就死去——這樣的場面出現在歐洲各國的各個城市。
流感爆發時，收治感染病人的“方艙醫院”
到了此時，這場降臨到人間到瘟疫開始顯示出它猙獰的真面目：
從歐洲到亞洲，從英國到印度，全人類都陷入了這場浩劫之中——在短短6個月之內，居然有至少2400萬人被這場所謂的“感冒”奪去了生命。事實上，限於當時各國各地區統計的能力不同，比如在亞洲的重災區印度，至少就有1200萬人死於這場流感病毒。
如果要比“殺人效率”，這場大流感在短時間內的致死率已經超過了曾經讓歐洲人聞風喪膽的“黑死病”。
在這樣的情況下，那場席捲歐陸的戰爭也打不下去了。
到了1918年秋季的時候，儘管各參戰國都高度保密自己軍隊都“染病”情況，但因感冒造成的“非戰鬥性減員”已經成了大家共同面臨的問題：
英國和法國的軍隊往往是一整個團一整個團地因感冒而完全失去戰鬥力，英國至少有20萬士兵因為這場流感而喪失了戰鬥力；美軍在9月與法軍協同對德軍發動“馬斯河-阿爾貢戰役”，在一個半月的戰鬥中，美軍有近10萬人的傷亡，但流感造成的傷亡數字是7萬；德軍的統帥魯登道夫天天接到麾下各個軍團因流感而減員的報告，德軍的步兵師在6月後的平均患病人數達到了2000人，某些師有近一半的人喪失了戰鬥力。
在各國都已經打到油盡燈枯的時候，這場突如其來的流感，成了壓垮各國——尤其是德國——的最後一根稻草。
流感爆發時期，所有人都戴上了口罩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式宣告結束。
這場歷時四年到戰爭浩劫，一共造成1000萬人左右的死亡。
而這個數字，還不到1918年大流感造成人類死亡數字到一半——而流感只花了半年的時間。
更糟糕的是，隨著戰爭的結束，各國的軍人帶著病毒，歡天喜地地回到了各自的國家、城市、鄉村、家庭。
一場更大的感染隨即爆發。
4
接下來，我們從歐洲暫時抽身而出，聚焦兩個非歐洲的國家。
一個國家，是亞洲的中國。
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不可能在這場病毒狂歡中倖免。
關於中國的首個大規模感冒流行報告，可以追溯到1918年的5月，地點是浙江溫州，當時的情況是有超過1萬人感染了“奇怪的感冒”。
在此之前，江蘇鎮江和山西都有過疫情報告，但因為死亡率很低，所以並沒有成氣候。更早的一份報告曾追溯到1918年的1月，綏遠第一師的輜重兵在由綏遠返回豐鎮時帶來疫病，導致30餘名士兵病死。曾經經歷過清末鼠疫大爆發的中國人很有經驗，這部分士兵立刻被檢驗隔離，並與其他部隊斷絕交通。
不過，根據美國《傳染病雜誌》主編喬丹（他受美國醫學會贊助來審查1918年大流感的證據）的考察，他認為當時在綏遠一帶爆發的是“肺鼠疫”。
1910年東北鼠疫大爆發時，在伍連德博士主持下修建的疑似症狀病人隔離區。（關於這場東北鼠疫，參看【延伸閱讀 二】
和歐洲一樣，這場流感在中國開始造成巨大殺傷力，也是從1918年秋季的第二波開始的。
1918年10月，大流感的第二波已經向中國發起全面攻擊，全國各地的疫情不斷上報，光上海就有400多人染病去世的記錄。
10月19日，上海的《申報》刊登了一封署名“屠子香、裴麗生”的讀者從浙江紹興的來信，信中稱當地人都感染上一種奇怪的感冒，表現類似“傷風”，稱如果伴有咳嗽症狀，還可能有活命機會，“否則一經腹瀉，旋即斃命”。這封讀者來信描繪的場景，描繪了當時中國流感肆虐的情況：
“甚至一村之中，十室九家，一家之中，十人九死。貧苦之戶，最居多數。哭聲相應，慘不忍聞。蓋自發現是疫以來，死亡人數己佔百分之十。棺木石板，所售一空。枕屍待裝，不知其數。災區延袤，刻己漸度餘姚，西達甬界。”
10月26日，在上海的河南人金策澄的信再次出現在了《申報》上，河南當時的情況也被記錄了下來：
“鄙人等近接家信，均言豫南七屬，因秋旱過久，瘟病大作，輕則寒熱，重則死亡。家家如此，莫能倖免。無棺殮屍者遍地皆是，誠數十年來未有之大疫也。”
必須承認的是，儘管中國也是這場大流感的受害者之一，但除了一些報載記錄外，因為時代和環境的關係，沒有精確的統計數據，政府和媒體甚至主流醫界對流感也缺乏正確的認識和定性。
不過，按照喬丹的觀點，雖然中國也深受1918年大流感之害，但在1918年3月之前，在中國爆發的流感規模很小，所以都不應該看作是“歐洲流感爆發的真正預兆”。
那麼，有案可查的第一例流感案例爆發的國家，又是怎樣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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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把眼光放到另一個國家：美國。
事實上，在堪薩斯的芬斯頓軍營爆發流感之後，“得益”于軍營寬鬆的休假制度，在短短一個月時間內，全美36座軍營中就有24座報告發現了流感爆發的跡象。
但真正的悲劇是在第二波的時候到來的，首次爆發地還是在軍營。
波士頓以西約30英里的德文斯（Devens）軍營，被認為是流感發動第二波“死神攻擊”的首發地。這個實際駐紮了4.5萬名士兵的營地，在9月初出現了第一例受感染的士兵，隨後病毒迅速蔓延，平均每天有100人到營地醫務室就醫，幾天後，這個數字增加到了500名，然後是1000名，直到平均每天死亡的人數超過100人。
也正是在9月初，擁有170萬人口的費城也開始出現了大規模的感染。惶恐的人們傳言是德國裝載細菌的潛艇帶來了瘟疫，但經過排查，擁有4.5萬名船員的費城海軍造船廠可能才是病毒的傳染源——9月7日，這個基地接待了300名來自波士頓的換乘水手。兩週後，船廠近1000名船員染病。
美國軍營內收治病人的場景
然而，當時正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收尾的階段，美國作為決定這場戰爭走向的關鍵國家，全國上下需要的是一種歡慶的氣氛，而不是疫情帶來的惶恐和焦慮。
1918年初，美國國會通過了《聯邦反煽動叛亂法》，法案規定：
凡“散佈、印刷、撰寫或出版任何對政府、憲法、美國國旗或軍服不忠的、褻瀆的、暴力的、下流的、蔑視的、醜化的或者辱罵的言論”，均構成犯罪，最高處罰金2萬美元及最長20年刑期。
這項法案為極端民族主義者和舉報者打了一針“強心劑”。比如一位來自蒙大拿的地產商人，只是因為沒有買戰爭公債和沒有扛美國國旗，就被人辱罵為“德國鬼子”，並被捕入獄。
在這樣的背景下，任何對流感的預警都有被舉報者舉報成“散播消極論調”和“破壞戰爭勝利氣氛”的風險，所以美國的公共衛生官員幾乎不約而同地開始或多或少地隱瞞流感爆發的真相。
1918年9月28日，費城舉行了“自由債券”(Liberty Loan）的大型銷售遊行，成千上萬的人在街上摩肩接踵，擁擠前行。事實上，費城的醫生們在事先曾試圖說服該市的衛生主管威爾默·克魯恩(Wilmer Krusen)取消這次集會，但克魯恩並沒有這麼做，而是宣稱已經“將這種疾病限制在目前的範圍內，在這方面我們肯定會成功。目前還沒有人員傷亡的記錄。不要關心有什麼感覺。”
1918年的費城大遊行
大遊行過後三天，流感開始在費城大面積爆發。此時的克魯恩下令關閉所有學校，禁止所有公共集會，但為時已晚：費城的疫情導致1天內有759人死亡，在之後的6周時間裡，病魔奪走了1.2萬費城人的生命。
根據事後的估計，從9月第二波流感侵襲開始，美國光在9月就有超過10萬人死亡，10月翻了一倍，整個疫情期間有近70萬美國人因此死亡。
1918年，美國人的平均壽命直接降低了12歲。
大流感造成很多城市的棺材全部脫銷
事後，曾有無數美國的學者和專家對這場肆虐全美的大流感進行反思，其中得出的一個重要的經驗教訓就是：
在疫情到來之際，一定要說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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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們再回到這場大流感的本身。
這場大流感是何時終結的？是怎樣被終結的？
這是一個困擾無數科學家的問題，也是一個讓自詡為“萬物之靈長”的人類感到無比尷尬的問題：
人類自始至終沒有找到解決這種病毒的疫苗或方法，這場流感是在1920年春天到來的時候，莫名其妙地就消失得無影無蹤的。
不到兩年的時間，殺死幾千萬人類，然後就消失了，就像從來沒有來過一樣。
事實上，從1919年的冬季開始，流感還進行了第三波的攻擊，這次甚至擴展到了美國阿拉斯加的愛斯基摩部落。不過就致死率而言，第三波高於第一波，但低於第二波。
但這也是人類感到尷尬的地方：病毒想來就來，想走就走，來去自如。
事實上，當時人類對“病毒”的研究還只是處於起步階段，所以醫學界普遍認為，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是一種細菌造成的傳染病。直到1933年，英國科學家史密斯·安德伍斯（Smith Andenwes）第一次從人身上分離出這種病毒，並命名為“H1N1”。
1997年，美國科學家傑弗裡·陶貝格爾（J. Taubenberger）在《科學》週刊上發表了他與同事利用遺傳學技術得出的研究成果，認為1918年的流感病毒與“豬流感病毒”十分相似，是一種與甲型（A型）流感病毒（H1N1）密切相關的病毒。
1998年2月，美國國防病理中心（AFIP）轄下所屬的分子病理部門，通過一具被冰封近80年的愛斯基摩女子屍體，得到了1918年流感病毒的一些基因物質。
2002年10月，美國國防病理中心在一次試驗中成功製造出了有兩個1918年流感病毒基因的病毒。
2004年2月6日，英國國家醫學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和美國斯克利普斯研究院（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重建了1918流感的紅血球凝集素（hemagglutinin；HA 糖蛋白）。
2005年，科研人員宣佈1918年流感病毒的基因序列已被重組。
如今，102年過去了，人類科學家依舊在探索這場百年前病毒的奧秘。
而新的挑戰，正接踵而來。
（正文完）
饅頭說
去年上線的《饅頭說論語》課，其中有挺重要的一個環節，就是如何向孩子們解釋《論語》中的一個精髓詞：“仁”。
《論語》中有100多次提到“仁”，古往今來，大家對“仁”的解釋也有很種，可以說是見仁見智。我選擇了我認為的“仁”的一個重要表現來向孩子解釋：對其他人要有“同理心”，要能“換位思考”，要學會“感同身受”。
其實也就是孔子的那句話：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之所以想到這句話，也是因為這次的疫情。
在這場目前已經波及全世界的疫情中，我覺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句話，值得我們每個人拿出來多回味一下。
從對待小區的隔離住戶，到看待所謂“重點省份”的人，從接納境外歸國的華僑，到評價回到祖國的海外留學生，在嚴格做好防疫措施和嚴格遵守法律的前提下，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多一份同理心，做一些“換位思考”，畢竟，都是我們的同胞。
再把格局放大一點，跳出“同胞”這個圈子。
眼下，中國之外的疫情情況正在越來越嚴重，在這樣的情況下，多一些同理心，多一些“換位思考”，其實同樣重要。每個國家有每個國家的國情，每個國家在抗疫的過程中肯定也有疏忽和不足，都有值得檢討和吸取教訓的地方。如果說我們覺得當時一些其他國家的人對我們冷嘲熱諷很可笑，那麼現在也沒什麼必要去對別人幸災樂禍。
如果再上升到國與國的層面，其實也是這個道理。
我想，美國人民肯定也不願意聽到“1918年流感病毒”被稱為“堪薩斯病毒”乃至“美國病毒”，正如西班牙莫名其妙背了一個叫“西班牙流感”的鍋一樣——且不說科學研究的結果尚未證實，即便證實了，以地名和國名命名一種“病毒”，本身就是缺乏同理心的一種表現。
沒錯，西方人未必能夠明白東方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理，但“同理心”，“換位思考”這些概念，相信應該還是明白的——“同理心”（Empathy）這個詞，原本就是1920年代美國心理學家率先提出的。
無論你是否承認，這次疫情其實正在從各方面改寫人類文明史的進程和架構，而且再一次向人類昭示了一個道理：
迄今為止，所謂“統治地球”的人類文明，在一些超級病毒或細菌面前，其實很可能是沒有還手之力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還不能把整個人類看成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如果還在糾結於如何把“鍋”甩給別的國家或別的種族，如果還不能擁有一份全人類共同的“同理心”，還不能大家彼此感同身受，那麼，人類的結局最終會是怎樣的呢？
《人類簡史》三部曲的作者，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最近寫了一篇文章，提出了一個問題：
“人類需要做出選擇。是在不團結的道路上走下去，還是選擇一條團結的道路？”
我相信，好吧，我希望，是後者。
1、《1918年之疫——被流感改變的世界》（【英】凱瑟琳·阿諾德，，轉摘自 “澎湃新聞”：《1918年大流感時期的“費城故事”》，2020年3月20日）
2、《瘟影百年—1918西班牙大流感》（知乎網友：伊利里亞的馬庫斯，“知乎”，2020年1月28日）
3、《致命流感》（【美】 傑瑞米·布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摘選自企鵝號 “鳳凰讀書計劃”：《致命流感來勢洶洶：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2020年3月19日）
4、《反思1918年流感：最重要教訓是"對公眾說真話"》（“網易科學人”，網易，2017年12月14日）
5、《1918-1919，被一場流感擊中的中國》（《經濟觀察報》，2019年5月13日）
6、《1918年，大流感在中國》（胡一峰，《科技日報》，2013年8月3日）
7、《的榮與衰》（宋石男，《看歷史》，2011年5月號）
8、《神秘的世紀殺手：西班牙流感》（丁一，《文史春秋》，2003年08期）
9、《西班牙流感：環繞在人類頭頂的惡夢》（鄧國慶，《科技日報》，2004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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