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不應考慮個人政治得失：中國需要顧維鈞這樣的外交家
原創 川上人 川上人曰 2020-03-22
晨霧 / 轉帖
川上人曰：
對於一個新興國家來說，如果沒有以民族利益為重的外交家，只有考慮個人政治得失的官僚，是很可怕的。近日突然想起這位“民國第一外交家”，於是蒐集材料，草成此文。
顧維鈞（1888-1985），著名外交家
外交官不應考慮個人政治得失
中國需要顧維鈞這樣的外交家
著名史學家唐德剛先生曾說，近代以來中國有“兩個半”外交家，李鴻章、周恩來之外，顧維鈞就是那“半個”。能夠與李、周並列，當然已經很了不起，不過著名國際問題專家資中筠先生認為，這種評價有欠公允，“顧維鈞無論如何當得起一個外交家，而且是傑出的外交家。”
顧維鈞是江蘇嘉定人，哥倫比亞大學博士。1912年，24歲的顧維鈞回國，先後擔任袁世凱總統英文秘書、內閣秘書、外務部顧問和憲法起草委員等職。3年後他開始了職業外交官生涯，先後擔任北洋政府駐墨西哥、美國公使，歷練成為一名嫻熟的外交家。
1919年，剛過而立之年的顧維鈞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來到巴黎。在“巴黎和會”上，他以出色的辯論才能闡述中國對山東的主權，要求把德國在山東的特權收回，有力地批駁了日本的無理要求，一舉成名。1921年顧維鈞參加在美國舉行的“華盛頓會議”，繼續要求日本交出原來德國在膠州灣的租借地。在美、英壓力下，日本終於與中國簽訂《中日山東懸案條約及附約》。雖然彼時的中國是一個弱國，但是由於顧維鈞的奮鬥，通過談判桌，中國收回了山東主權和膠濟鐵路利權。著名民國史專家汪朝光高度評價這一外交勝利，“可謂是近代以來，中國在弱勢和不利地位下，通過外交努力挽回局面的經典一役。”作家餘世存先生稱讚說，“弱國幸有顧維鈞”。
此後，顧維鈞曾一度短期擔任北約政府的外交總長、財政總長、代理國務總理等職。但是這位矢志“改變中國屈辱的對外關係，維護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尊嚴”的志士，最後還是回到外交事業，他的外交事業也在1945年達到了另一個高峰。那一年，顧維鈞代表中國出席了一系列關於籌備聯合國的活動、會議，參加《聯合國憲章》起草工作。1945年6月26日，作為中華民國代理代表團長，顧維鈞代表中國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作為中華民國政府代表，並代表中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由此，中國成為聯合國的創始國，並與美、蘇、英、法並列，躋身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列。從此，中國在世界舞臺上“站起來了”。顧維鈞也成為當之無愧的 “民國第一外交家”。
1945年以後，顧維鈞歷任民國政府駐聯合國代表、海牙國際法庭法官、國際法院副院長、臺灣國民黨總統府資政等職。晚年他息影美國紐約，完成了長達12卷的《顧維鈞回憶錄》，是中國外交史的珍貴參考資料。1985年，顧維鈞與世長辭，享年97歲。
在晚年的回憶裡，顧維鈞回顧一生的外交風雲，提出了許多寶貴的外交建議。他最有名的一句話就是：國家是不能玉碎的。他認為，在外交上不能用“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原則，“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的成功，如果你想達到百分之百的成功，而對方也這樣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為那就無法達成協議。”
這是顧維鈞的畢生經驗總結。誠如資中筠先生所說，在上世紀前半葉，顧維鈞“面對無法抗拒的內外勢力，與列強周旋，善於提出在當時客觀條件下對我國最有利的方案，有時強硬，有時妥協，一般說來審時度勢，進退有據。其特點是知己知彼，重實際而不憑意氣，在內憂外患中保持清醒的頭腦。”顧維鈞的所言所行對今天仍然有啟示意義。因為外交就是妥協的藝術，沒有妥協就沒有外交。所以外交官吳建民說：“我們做外交的人要考慮國家，本國老百姓的情緒，也考慮對方的情緒……在出現僵局的時候，你要謀求一個雙方能接受的妥協方案。”
顧維鈞還說，“當辦理重要交涉時，唯一影響你的考慮的應當是民族利益，而不是黨派和政治利益，更不應考慮個人政治上的得失，否則，要末是犧牲民族利益實現政治野心，要末使談判完全破裂。如果一個外交家有了政治考慮，他的外交就很危險了”，“由於離不開公眾輿論和大眾的支持，一個人很容易做一些討好公眾的事，而不是光考慮民族利益。如果是民族利益，那就是永恆的，不因時間、輿論或黨派而改變。”
顧維鈞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直追求獨立於黨派，只代表中華民族。所以他可以先後在北洋政府，南京政府任要職。他在籌備第一屆聯合國大會時，不顧各方面的反對，將中國共產黨人納入代表團，並且由董必武擔任代表。今天雖然世界變化很大，但是外交官的根本使命沒有改變。在民族國家組成的現代世界上，外交官代表的是國家，必須以民族利益為重。假如以個人政治上的進退得失為重，發言表態考慮的是討好國內民眾或上級，那麼他就不配做外交官。特別是在民族主義高漲的時候，外交官不能迎合社會輿論，更不能推波助瀾。否則，必然導致國家外交被動，國家利益受損。
顧維鈞舉止莊重自信，是一個真正的紳士，態度溫文，靈活機智。早在20世紀30年代，一家英國報紙的專欄作家就對他非常推崇， “中國很少有比顧維鈞博士更堪作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養，無比耐心和溫文爾雅，沒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著與和藹方面能夠超過他。”當然，像顧維鈞這樣傑出的外交家是很少的，不過作為外交人員，拋棄狹隘、偏激、極端，保持風度同時又不辱國威是基本素養。如果一定要表現強硬，動輒懟人，甚至說一些極端的話，那就不是合格的外交官，更談不上外交家了。
顧維鈞是位功不可沒的愛國外交官，他本身也是現代中國的一部外交史。希望今天的外交官們多學習歷史，多向這位先賢多學習，做一個具有基本文明素質的現代外交官；希望今天的中國人也向這位紳士學習，做一個理性、謙虛、包容、自信的中國人。
注：本文參考了資中筠先生的《外交家顧維鈞的幸與不幸——重讀《顧維鈞回憶錄》有感》、餘世存先生的《弱國幸有顧維鈞》等文章，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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