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買辦是近代中國民族資本產生的一種形式，是近代中國一種新的生產關係。近代中國的經濟中心在上海。在由地緣關係形成的各商幫中，廣幫是其中的大幫。本文旨趣，在探討廣幫買辦是如何由廣東區域性商人群體發展為買辦的主流的，探討以唐廷樞、徐潤、鄭觀應等人為代表的廣幫買辦所從事的諸方面的活動，以及這個群體在中國近代化過程中所起的作用，併力圖作一些適當的評價。
近代買辦產生於鴉片戰爭之後，但在廣州一口通商時期，買辦即已有之，其職能且在中國官方文書中得到確認。（注：清嘉慶十四年（ 1809年）五月，訂外洋商人貿易章程，規定：嗣後“夷商買辦，選擇殷實之人，始準承充”。按粵督百齡等原議是：“嗣後夷商買辦，應令澳門同知就近選擇土著殷實之人，取具族長保鄰切具，始準承充，給與腰牌印照”，由地方官吏“就近稽查”。（見姚賢鎬《中國近代對外貿易史資料》第1冊，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24頁））
對於近代買辦的歷史地位，極而言之者，列買辦、通事、娼妓、流氓為一類，屬社會敗類，最卑鄙無恥之徒。章太炎論“革命之道德”，按社會職業分道德人品高下，將洋行之“僱譯”歸入末位（第16位），貶之為“白人之外嬖”。（注：所引陸康《買辦》及章太炎文，見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59—760頁。）有的學者明確指出，它是“侵略擴張的產物”；有的學者認為，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裡替外國資本家在中國進行經濟侵略活動的代理人。當然，也有人稱它是“中國與西方的橋樑”；（注：郝延平的一本英文著作（有1988年李榮昌等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中譯本（即取名《19世紀中國買辦：東西間橋樑》。）或者認為買辦是一種通商口岸制度，是土洋混合的經濟、商業體制，是西洋文明一切實際方面的靈巧而富有希望的學士。（注：〔美〕羅茲·墨菲著《上海——現代中國的鑰匙》，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頁注。）有的學者在指出買辦附股外國企業，買辦資本代表反動的生產關係的同時，認為買辦由附股外國企業轉向自辦企業，“這是中國民族資本產生的一種形式，它代表著進步的生產關係，至少在中國資本主義新式企業發生時期是這樣”。（注：汪敬虞著：《唐廷樞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143頁。）還有學者指陳：買辦的活動，促進了中國經濟的近代化：“買辦積累的資本，投資近代工礦業和商業，逐步轉化為民族資本，起了抵制洋商和‘稍分洋商之利’的作用，亦有歷史進步的意義”。（注：黃逸平著：《近代中國經濟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5頁。）更有學者指出：“買辦投資創辦民族資本企業轉化為民族資本家，擴大了中國資產階級的來源。應該說這是歷史的進步”。（注：朱英著：《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概論》，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40頁。）凡此均說明，實事求是地評價近代買辦的產生、發展及其作用與歷史地位，是必要而且可能的。
近代中國經濟中心在上海。近代買辦的活動中心也在上海，並由此伸展到全國各地。由於地緣關係，近代買辦又分成許多幫，其中，廣幫是近代買辦群體中的大幫，並且曾經是居首要的大幫。
廣幫主要由原先生活在廣州、肇慶兩府，包括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商人所構成。廣幫商人中的買辦，即本文所要討論的近代買辦群體中的廣幫，是如何由廣東區域性的商人，而成為買辦中的主流的呢？這與鴉片戰爭以後由一口通商改為五口通商的狀況有直接的關係。在當時的大環境下，廣州口岸的衰落和上海口岸的迅速崛起都是不可遏止的。長江中下游，特別是以上海為中心的東南省份，是中國財賦之區，是中國出口大宗生絲、茶葉主要的生產地，外商的貿易，尤其是鴉片貿易，也比廣州口岸具有更可觀的前景。所有對西方國家的進口業務，均與外國洋行有關，而洋商所依賴的，起初便只有隨洋行北上的廣東各幫買辦，其中又以廣幫買辦為主。他們既是為外人服務的洋行買辦，有的買辦隨著資本增加也開展自己的業務。他們的活動，除了進出口貿易之外，還參與航運、錢莊、電訊、礦業、典當、保險業、鐵路、紡織業等各種行業的創辦與運作。由於各種原因，廣幫買辦又以香山人為多，故香山被稱為“買辦的故鄉”。香山不僅湧現了大批買辦，而且他們中的一些人還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重要角色。例如，唐廷樞（景星）、徐潤、鄭觀應等幾個家族、吳健彰、林欽、容閎、葉廷眷（顧之）等人，他們以上海為基地進行活動，業務活動涉及南北各省及長江內地。在天津，怡和洋行的正副買辦梁彥青、陳祝齡，太古洋行買辦鄭翼之，仁記洋行買辦陳子珍，華俄道勝銀行買辦羅道生，德華銀行買辦嚴兆禎，都是廣東香山人。據金鉞《天津政俗沿革記》卷七《貨殖》所載，在60年代初，僅廣幫商人來天津的就有五千人之多，“環貨日至，闐城溢郭，旁輸百釐，諸賈人往往僦屋居積”。在漢口某俄國洋行任買辦的容開（星橋），更是一位著名人物。據載，迄上世紀70年代，上海洋行買辦仍是“半皆粵人為之”，（注：王韜著：《瀛壖雜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頁。）到20世紀， 寧波籍買辦在滬的勢力，才超過粵籍買辦。可見，粵籍買辦，尤其是廣幫買辦，是值得注意的近代買辦群體之一部分。本文擬對此作若干探討。
首先，廣幫買辦相互提攜，異地生根。澳門、香港為珠江三角洲之一隅，近代以來，為中西文化交匯之區，粵人得風氣之先，與此二地固有關係密切。做買辦必須通曉英語。香山人之較早產生一批買辦，是因為香山與澳門密邇，學習外語具有利條件，如唐廷樞、容閎均曾在馬理遜學堂讀書。買辦起初職位並不高。根據1832年瑞典人龍思泰所著《早期澳門史》記述：“一個人要在廣州籌辦一家商行，必須先找一名買辦。買辦就是得到特別許可執照，充當僕役頭目的人。他對商行的內務有總的監督權，按僱主的願望介紹其他僕人，購買食物及日用品，等等”。（注：〔瑞典〕龍思泰著、吳義雄等譯、章文欽校注：《早期澳門史》，東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317—318頁。）戰前的買辦雖然事實上是洋行的總管、帳房和銀庫保管員、大班的機要秘書，但他們被禁止從事進出口貿易。而且，其活動範圍僅限於廣州一地。鴉片戰爭以後，五口通商，英國人可在各口岸交易，特別是1844年《中美五口貿易章程》又規定美商“其僱覓跟隨、買辦及延請通事、書手，……均屬事所必須，例所不禁，各聽其便”，“中國地方官勿庸經理”。（注：梁為楫等編：《中國近代不平等條約選編與介紹》，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頁。）公行制度既已廢除，地方官又不再管理，外商便可自由選擇代理人了。由於通商初期的實際情況，洋行進出口貿易必須華商居間，這批華商作為洋行代理人，也成為近代買辦。這樣，近代買辦的職能，便由總部總管延伸，參與洋行的業務經理，包括推銷、收購商品、簽訂合同、報關、納稅、運輸等活動。買辦在一定程度上還受到條約的保護。買辦溝通洋人，交通官府，又與市場有廣泛接觸，這些人作為一個新興的群體，其社會作用愈來愈顯得重要。
早期買辦，“多系舊日洋商行店（按指“十三行”）中散出之人，本與該夷素相熟悉”。（注：《籌辦夷務始末》（道光朝），卷七九，總三一五五頁。）廣幫買辦隨洋商轉移到上海，最早為19世紀40年代。幾個著名洋行，都在上海設立分行，如怡和洋行在上海設立分行，伍浩官即前往開闢，阿三（Asam）、阿陶（Atow）、阿福（William Affo）等也是在1845—1851年間先後到上海充任買辦的。（注：郝延平：《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東西間的橋樑》， 附錄三， 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89頁；附錄四，第290頁。）旗昌洋行到上海設立分行，最初從廣東帶去三名買辦，其重要股東唐廷樞、唐茂枝、徐潤等均為粵人。寶順洋行由徐鈺亭任上海分行首任買辦，其弟徐榮村、侄徐潤繼充該分行買辦。該行在香港、天津、九江、漢口等處的分行，1861年任買辦者俱系粵人。（注：郝延平：《十九世紀的中國買辦：東西間的橋樑》，附錄三，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89頁；附錄四，第290頁。）另外，上海美商貝德福（Badford & Co）和萊特（Wright & Co ）洋行僱用的買辦乃至廚司等華籍職員全系廣東籍貫之人。（注：馬士：《太平天國時代》，轉引自黃逸平《近代中國經濟變遷》第138頁。）在鄉誼與利益驅使下，致使介紹同鄉擔任買辦成為一種普遍的現象。林欽在1863年辭去怡和洋買辦時，舉薦唐廷樞接任。唐的兄弟唐瑞枝、唐國泰，均是著名的買辦。唐廷樞在1872年離開怡和，任招商局總辦時，則由其兄唐茂枝接替其在洋行中的職位，且為其權益的代表。鄭觀應進招商局時，也保薦同鄉楊桂軒任太吉洋行總買辦。楊梅南任太古洋行買辦，則是徐潤在經濟上作部分擔保的。稍後，1919年鄭伯昭為推銷英美煙公司而開設的永泰和煙行，總、分行200餘職員，直接由香山鄉下招來， 非親屬即為同鄉。粵籍買辦僱用同鄉作僱員，使各通商口岸粵籍人數眾多。他們不但稱職，收入也豐厚。粵籍買辦更多的是活動在上海。廣幫買辦在上海的發展，隨之引來了大批粵人，到清末，旅滬粵商達17—18萬人，上海曾一度被稱為“小廣東”。（注：朱英：《商業革命中的文化變遷——近代上海商人與“海派”文化》，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4頁。）1879年9月5日《申報》記述：“廣幫為生意中第一大幫，在滬上尤首屈一指。居滬之人亦推廣幫為多，生意之本惟廣幫為富”。（注：朱英：《商業革命中的文化變遷——近代上海商人與“海派”文化》，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4頁。）隨著廣幫勢力的發展壯大，廣幫的同鄉會——廣肇公所也於1872年成立。除了成立廣肇公所之外，還購地設立了厝柩的廣肇山莊，讀書的多所義務小學、中學及廣肇醫院。（注：有關廣肇公所、廣肇山莊及其所屬學校、醫院的變遷，可參見薛理勇著《上海灘地名掌故》的相關條目（同濟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廣肇公所是上海具有巨大影響和相當實力的工商團體。與之相適應，是做宣傳工作。“半系粵人”任執事的輪船招商局成立後，1873年，經唐廷樞、鄭觀應、葉廷眷、容閎等人策劃，粵商集股一萬兩，創辦了華東地區第一份由中國人控制的日報——《彙報》，與英商控制的《申報》相駁難，為發展民族經濟作積極宣傳。（注：例如《彙報》1874年7月14日《論絲茶宜出洋自賣》中寫到， “各國皆有輪船公司，在華人亦應會合公司，專造輪船運貨出進，自取其利，無庸附搭他國也”。汪敬虞先生認為，這個論點反映了唐廷樞當時的要求。）《彙報》的創辦得到署理上海知縣葉廷眷的支持，唐廷樞助成之，鄭觀應為之起草章程與辦報宗旨，由容閎負責，經理是鄺容階，它可以說是廣幫的宣傳喉舌。章程中規定，“本局專以翻刻中外新聞，逐日傳報，以期改良社會之習慣，周悉外人之風尚，考較商業之良窳，增進國民之智慧，尤要協力同心，公正辦理，以圖生意暢旺”。（注：《創辦上海彙報章程並序》，夏東元編《鄭觀應集》下冊，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第1174—1175頁。）這份報紙一年之後在與《申報》競爭中失敗、停刊，不過它的民族資產階級傾向的政經訴求，是應當予以適當評價的。
廣幫商人之所以能在上海辦成一些公共事業，與廣幫買辦起倡議與核心作用是分不開的。其中，又與唐、徐、鄭等買辦家族所起作用尤其有關，而這幾個家族關係異常密切。夏東元教授清理了他們之間的關係，指出：“鄭觀應的家族和他的親朋中當買辦的人就不少。他的叔父鄭廷江（秀山）是上海新德洋行買辦。他的親戚曾寄圃是上海寶順洋行高級買辦。他家和有名望的買辦唐廷樞（景星）也是姻親，而與買辦商人家庭出身、十五歲（1852年）就到上海寶順行學藝的徐潤（雨之），是‘兩代相交近百年’的世交。而鄭觀應的同宗哥哥鄭濟東，已與徐潤同在寶順學藝了”。（注：夏東元著：《鄭觀應傳》，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3頁、第284頁注1。）中國人歷來重鄉誼， 鄉誼中加上姻親關係，在異地圖謀生存發展，條件便更為有利了。上述例子是廣幫買辦關係網的典型事例。鄉誼不但存在於經濟活動中，即使在政治生活中也不難發現其實際作用。廣東香山人、上海廣東天地會首領劉麗川，在1853年上海小刀會起義中是重新組織的小刀會的領袖。他從40年代起定居上海，因為能說英語，曾充上海商行的經紀人和絲茶糖業棧夥，並通過行醫等活動在上海擴大天地會的影響。小刀會起義後，逮捕了寶順洋行買辦出身、捐官而任上海道臺的吳健彰。但不到一星期，吳便在美國人幫助下逃出了縣城。（注：唐振常主編：《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頁。）根據另一種記載， 是劉麗川礙於同鄉人情面以及廣東人對他的感情而不敢殺他，同時又怕小刀會的另一幫派——福建幫會對他下手，於是暗中將吳健彰“放”了出去。（注：《上海灘地名掌故》，第31頁。）廣幫中的人際關係，事實上形成了網絡，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存在一種凝聚力。
其次，是廣幫買辦的角色轉換，由商入官，亦商亦官。
近代以來，買辦雖已“於士農工商之外，別成一業”，不過他們在長時間內仍然“恥言身份”。為何如此？蓋“曏者中國士大夫視洋行買辦，不過為洋商之奴隸，唯知奔走奉命，攘同胞之利益。以孝敬其主人，…鄙夷不屑道”。（注：所引陸康《買辦》及章太炎文，見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59—760頁。）寶順洋行買辦曾寄圃要容閎去日本長崎任買辦， 他婉拒不就：“買辦之俸雖優，然操業近卑鄙。予固美國領袖學校之畢業生，故予極重視母校，尊之敬之，不敢使予之所為於母校之名譽少有辱沒。以買辦之身份，不過洋行中奴隸之首領耳。以予而為洋行中奴隸之首領，則使予之母校及諸同學聞之，對予將生如何之感情耶？”他拒絕了做買辦去日本任職，但“代表公司以收買絲茶”，結果從浙江到江西、湖北、安徽、江蘇等處產茶區調查及收購茶葉。（注：容閎：《西學東漸記》，刊鍾叔河主編《走向世界叢書》，嶽麓書社1985年版第79—80頁。）他不願居買辦之名，卻行買辦之實，原因正是買辦地位、名聲之不佳。儘管如此，好利之徒，仍趨之若鶩，因為從事這一職業，有政治、經濟利益可圖。就經濟上而言，業此者“頃刻間，千金赤手可致”。（注：王韜著：《瀛壖雜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頁。）廣幫貨殖華洋，從行商制度中吸取了經驗，建立了聯繫網絡，又有新式經營的知識與技能。他們不但為洋商所倚賴、信任，官府方面，也往往借重他們。買辦與一般商人同樣進行資本積累，用在工商發展方面。他們充任買辦，逐漸以附股形式加入洋行經營，逐漸轉為合營，最後脫離，自行經營，成為民族資本企業。曾任寶順洋行買辦的徐潤，活動範圍很大，先後創設紹祥字號、潤立生茶號、寶源絲茶土號，做絲茶鴉片生意。其叔父徐榮村還是所謂“蘇州制度”的創造者，即為寶順洋行以鴉片易生絲的經營方式進行貿易。徐潤還開設立順興、川漢各字號，從事菸葉、白蠟、黃白麻、桐油的經營。徐潤在1862—1868年間任買辦，所收佣金約80萬兩。到1883年，其資產已達500萬兩， 其自營收入已佔絕大部分。怡和洋行買辦林欽“為了將全部時間用於個人生意，辭去了買辦的職務”。很明顯，從事個人生意，已經可以“賺取遠遠超過工資和佣金的商業利潤”了。（注：黃逸平著：《近代中國經濟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49頁。）家資殷實的買辦自然不會滿足於現狀， 於是出現“久賈而官”的現象。值得注意的是他們不僅捐官取得官價與官職，而且擔任了重要的實職，擁有政治上的地位，並在政治上有所表現。報捐功名而獲得官銜的買辦，由於政治地位的提高，有利於從事經濟活動，這方面最明顯的例子是唐廷樞。唐在進入招商局之前已捐得同知，隨著他在辦理洋務企業方面的成績，升為道臺。李鴻章甚至保舉他“才堪備各國使臣”之任。唐氏本人雖辭去買辦之職，但他與洋行關係並未切斷，唐氏家族依然是廣幫買辦群體中的龍頭。
在由商入官方面，徐潤、鄭觀應與唐廷樞情況相同。他們追隨李鴻章從事洋務活動都有明顯的成績，而本人及其家族也仍然是買辦群體中有重大影響力的角色。我們還看到，吳健彰到上海之後，捐資獲道員銜，分發浙江差用。在外國人支持下，當上蘇淞太道兼江海關監督。他任職期間，仍“與夷人夥開旗昌行”。葉廷眷兩次署理上海知縣。獲同知銜的容閎曾任洋行代理人，他被曾國藩派往美國，為江南製造總局購買機器，旋以駐美副使兼留學生監督身份任職數年，後來還應鄭觀應之求，代覓上海機器織布局的洋員技師。
就總體而言，買辦捐官的未必佔多數，不過，這批人的官商兼具的身份，在買辦中產生的影響和所起的作用是難於估量的。包括具有官方色彩的買辦（買辦官僚）在內的廣幫買辦，是中國資產階級來源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大概是不爭的事實。
第三，圖謀發展，成為國家近代化的積極參與者。
廣幫買辦在國家近代化進程中，是一種積極因素，他們扮演了非自覺的積極參與者的角色。毫無疑問，從事鴉片貿易，曾經是廣幫買辦勾結洋商進行走私、貿易的罪惡行徑；買辦們分洋商之利，也是事實。但如果人們從近代歷史總的趨向來觀察，買辦群體尤其是廣幫買辦，功過是分明的。
廣幫買辦在洋務運動（自強運動）中起了重要作用。在洋務民用企業四大類，即輪船運輸業、電信電報業、礦業及紡織業中，均積極投入。至於鐵路興建、金融、銀行籌建、機器製造、碼頭修築、土地墾殖、保險業、鹽務、煤氣生產、印刷業及進出口業等新式行業的創建或發展方面，亦都作出了驕人的成績。他們在建立一種新的商業制度方面，明顯起了積極作用。廣幫買辦還幫助政府購買艦隻，培養技術人才。他們幫助洋人開辦英華書館、格致書院，雖然也培養了一些買辦，但是也傳播了西方文化，培養了一批新式人才。
洋務運動從19世紀60年代開展以來，逐步得到發展，到70年代，隨著內外形勢的變化，已從求強轉變為求富，從制內轉變為御外。在洋務派組成方面，顯著的一點是增加了新的成份，包括一批具有發展民族工商業能力的商人、買辦及具有洋務才幹的官吏和知識分子等。買辦出身的唐廷樞、徐潤和鄭觀應等人，成為洋務運動中的佼佼者。他們參與創辦或經營大部分洋務企業。特別是鄭應觀，論者或稱之為“買辦學者”，是早期維新派的重要論家。他寫的《救時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等著作，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綱領。他初則學商戰於外人，繼則與外人商戰，欲挽利權以塞漏厄。他的商戰思想，就是發展民族經濟、在經濟方面與外國資本主義鬥爭的主張。他提出“習兵戰不如習商戰”的理論，同時還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他將民主、科學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指出體用須得一致，國家方能富強。將學習西方科技與學習西方民主議政制度結合起來建設近代國家，鄭觀應的言論實已遠遠超出洋務派思想家們自強、禦侮的變革要求，成為近代維新運動思想家的傑出代表人物。眾所周知，鄭觀應不僅有其改革理論，本身也積極參加洋務活動，在許多方面，他是唐廷樞、徐潤等廣幫買辦的積極合作者；他還得到李鴻章、彭玉麟、左宗棠、張之洞等地方大吏的重視與任用，與盛宣懷、唐廷樞等人長期從事洋務企業的經營。凡此，從制器層次來說，無疑是中國近代化的先驅。至於唐廷樞，在1892年他去世後，鄭觀應致函盛宣懷說：“蓋此公一生精力銷磨於商務洋務之中，數十年來備嘗艱苦，凡事不因仇怨，顧全大局，力圖整頓，洵為吾粵中辦洋務之特出者。弟與之誼屬至親，諸多叨愛，相依最久，亦相知最深。”（注：夏東元著：《鄭觀應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3頁、第284頁注1。）這些評論，大體上是可信的。對於唐廷樞所進行的活動，西方人也有自己的看法。早在1878年6月，上海《遠東月報》即稱， 唐氏“破除舊時之錮習，採用新法，集國人之資，用眾人之功”，“又得國人之信任，所見之明無可及也。伊為中國未經創見最大方略之領袖”。（注：《徐愚齋自敘年譜》，《洋務運動》（八），近代史資料叢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49頁。）他去世後，《北華捷報》認為“他的死， 對外國人和中國人一樣，都是一個持久的損失”，“要找一個人來填補他的位置，那是困難的”。（注：《北華捷報》1892年10月14 日， 第562頁。）
鄭觀應等人也為廣東做過一些好事，如為廣州、佛山等地修築碼頭，以開拓航運；架設粵滬電線，鄭氏曾任粵漢鐵路公司總辦。只是受主客觀環境所限，未能有更大作為。另外，穗、港地區的買辦，與滬、津、漢口等的廣幫有密切的關係，他們與外地的廣幫商人一樣，關懷桑梓，在廣東近代建設事業中，也有過自己的貢獻。故在指出粵籍買辦為西方商人服務的負面作用的同時，也不能不看到，在中國近代化進程中，他們中的一部分人，確曾起過一些積極作用。
第四，廣幫買辦中的若干人物對中國政治改革乃至革命運動，亦有所貢獻。
根據容閎記述，他在訪問天京時，曾向洪仁玕建言七條，作為治國之道。以後，他曾向當道建議開設銀行。他參加了戊戌維新運動和1900年的上海國會活動。晚年在美國，還先後支持康有為、孫中山活動，繼續關懷祖國命運。辛亥革命爆發後，他讓自己的孩子返國，參加共和國的建設事業。如前所述，鄭觀應的《盛世危言》特別強調發展工商，進行商戰；興辦教育，培養人才；開設議院，改良政治。吳廣霈的《盛世危言·跋》稱之為“針膏肓而起風痺，震痴聾而啟昏憒，則此編實醫國之靈樞也”。他幫助孫中山上書李鴻章，有的學者認為《盛世危言》中的《農功》篇，是孫中山的作品。他支持維新運動，儘管他未介入百日維新活動。要而言之，容閎、鄭觀應都是支持社會變革的人。
鄭觀應等人領導的廣肇公所，也為社會變革做過積極貢獻。據上海《蘇報》1903年4月27日所載，當拒法運動興起之際， 粵商在廣肇公所集會討論拒法事宜。會中有一商董發言稱：“公所為廣肇兩府商務而設，國家大事不得干預”。此言甫出，即遭與會諸商不滿，“群起大譁，痛詆該董事無愛國之心”。諸商並爭相演說，謂“人皆知廣西事即廣東之事，救廣西即救兩粵，救兩粵即救全局”。這種言論，反映出旅滬粵商已具初步的民族主義意識。1905年，社會各界掀起要求廢除虐待華工的中國與美國的相關條約的運動，國人自發地進行抵制美貨，上海商會率先發出號召，相戒不用美貨。廣幫商人也在廣肇公所集會，進一步提出幾項措施：中國無論公私，一概不用美人，華人受僱於美機構、企業者，自行辭職；所有華人相戒不用美貨。他們的愛國行動，與全市、全國的反美浪潮相呼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迫使美國政府在對待華工問題上作一些讓步。
武昌起義以後，各省震動，紛紛獨立，脫離清廷統治。上海居南北之衝，上海軍政府能否支持下去，尤為革命成敗之所繫。新政權之存續，關鍵在經濟問題的解決。在這方面，旅滬廣幫也盡了自己的一份責任。據載，1911年12月13日午後二時，旅滬廣幫在廣肇公所召開會議，到者約千數百人，由溫宗堯任臨時主席，宣佈大會主旨，略謂“目今時局危急，我國民之有勇者，固應策馬從戎，而有錢者，尤應竭力捐助，俾得購買槍炮，以謀戰事之勝利。我旅滬粵商不下十七八萬人，苟能人人捐助，不難立集鉅款。諸君亦何樂而不為哉？”並議定：“當由各業認定自本月起，凡有家眷及開行號者，如月須開支百元，則以十元助餉。各業夥友及出店僕役人等，概以每月入款捐助十分之一，按月匯送，源源不絕，以捐至軍事停罷為止”。（注：《旅滬廣幫籌助軍費之大會議》，《申報》1911年12月5日第2張之第三版，轉引自《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選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2頁。）旅滬廣幫確實響應號召，用實際行動支持孫中山組織南京臨時政府。據南京臨時政府公佈的《南京財政部收支報告》，在收入部分，“廣幫借款”一項，內“銀1244元，規平421500兩”。（注：見拙文《南京臨時政府的財政與政局》，刊《孫中山研究論叢》（第八集），1991年，第176頁。）這些款項是由廣肇會館、潮州會館共同籌集的，原定四個月內歸還，月息七釐。到1912年12月仍未踐約，於是有向孫中山催還之事。（注：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755—756頁。）
前面提到的漢口某俄國洋行買辦容星橋，是容閎的堂弟。他是興中會成員，作為孫中山的代表，參與策劃漢口自立軍起義，失敗後逃往上海，與在上海的容閎一同前往日本。前述容閎晚年居住在美國，1910年曾幫助孫中山，聯絡美國商人布思等，搞了一個“紅龍計劃”。（注：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492 —493頁。）雖然這個計劃未能實現，但他支持革命，是十分熱情的。他去世之前已得悉民國政府即將成立，歡欣鼓舞，致函孫中山表示祝賀，愛國情殷，可見一斑。
總之，近代買辦集團中的廣東人群體是值得研究的課題。他們除了替外商服務外，也從事本人的商業活動，而且，廣幫中的買辦，並非自成群落，而是始終與普通商人一起活動。廣肇公所是1872年始建的，當1899年葉雨田等人作《廣肇會館序》的時候，仍然強調“滬瀆通商甲於天下，我粵廣肇兩郡或仕宦、或商賈，以及執藝來遊，挾資僑寓者，較他省為尤眾”；當唐廷樞、葉廷眷等主持設公所之後，“由此山莊醫院鼎足而起，斯同鄉裡郡縣之人有賓至如歸之樂”。（注：彭澤益主編：《中國工商行會史料集》下冊，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878頁。）廣幫滬商絕大部分人已落地生根，會館雖然仍有聯絡鄉誼、處理糾紛的作用，但隨著各行業組織的出現，同鄉關係也相對淡化。到1904年上海總商會成立後，商人逐漸已用統一口徑發言。民族資產階級不但是一股經濟勢力，在政治上亦要求分權，廣幫中的買辦也參與其中。民元鄭觀應與盛宣懷為招商局協調政策，似可說明共同的階級利益才是他們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它比日見淡化的鄉情要現實得多。
原文出處：學術研究199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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