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如何在大量不平等條約與鉅額賠款下撐到了 1912 年？

反動也意味著鎮壓能力。

清朝最後幾年，如果不是載灃為首的載字輩行事過於操切，弄不好大清帝國還能堅持，堅持個三五年不成問題。

晚清時代，內憂外患，割地賠款，但左騰右挪，用盡各種手段，能堅持到1912年，確實是不簡單。

從國家戰略層面上講，確立基本戰略方針。早在辛酉政變前後，主政的恭親王奕訢就明確上走到今後的國家戰略方針：就今日之勢論之，發捻交乘，心腹之患也。俄國壤地相接，有蠶食上國之志，肘腋之憂也。英國志在通商，暴虐無人理，不為限制則無以自立，肢體之患也。故滅發捻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這個戰略方針明確了清政府的內外政策，也確定了清政府的政策取向。通過兩次鴉片戰爭，尤其是第二次鴉片戰爭，清政府判斷英法列強沒有，起碼是暫時沒有直接滅亡清政府的打算。所以確立了先剿滅內部各種匪患，然後逐漸自強，首重防俄，注意英法美的戰略舉措。其後，隨著日本的崛起，將防範日俄確立為首要對外目標，對英法美盡力聯絡媾和。這種戰略方針不僅為清政府所延續，也為日後的國民政府所大體繼承下來。

從具體實施層面上來說，不惜一切代價平定內部各種叛亂。

首先以剿滅東南財富重地的髮匪（太平軍蓄髮故被清廷稱為髮匪）為主，次之剿滅魯豫兩地的捻軍（捻軍是一個活躍在長江以北皖、蘇、魯、豫四省部分地區的反清農民武裝勢力，與太平天國同時期）為主，這樣京畿周圍和東南財富之地便可保全，一切尚有可為。然後剿滅陝甘回匪，使得京畿西部和外圍得以安全，也可以打通進入新疆的通道。與此同時，繼續清剿雲貴和東北一帶的匪患。因為確定了較為正確的進攻順序，加上不惜一切代價，到1880年左右，瀰漫全國近三十年左右的各種匪患終於得到平定。此後幾十年間雖然各地仍有不斷的大小起義，但無論是規模還是實力，都遠不如當年的發捻回匪之亂，基本都被迅速的平定。

從對外層面上來說，親英美而防日俄，以夷制夷。以夷制夷是清政府自辛酉政變以來一直所採取的外交政策，雖然總體上來說以夷制夷常被夷所制，但在某些具體事務和細節問題上，卻也並非不無收穫，只不過是得失的程度問題。晚清五十年裡，清政府面臨的最大外患先是俄國割佔外東北外西北，有雄踞北方之勢，接著日本佔琉球，奪臺灣，與俄國爭奪滿蒙。這是晚清時代所面臨的最大對外隱患。除了日俄外，英國欲染指滇藏，法國窺視滇桂，都不得不防，但總體而言，邊防壓力主要是北方。實力方面，清政府自然無法單獨與任何一個列強抗衡，但在具體地域，可以利用各國的矛盾，盡力爭取一些權益。就是儘量的把水攪渾，只要領土主權不丟失，其餘都好商量。而各國也鑑於自身實力以及整體國家對外戰略，起碼在一些次要問題上也不得不對華讓步。

從經濟層面上來說，開源節流，避免經濟崩潰。從辛酉政變後，清政府開始了洋務運動，在最後十年又進行了清末新政。在這幾十年的變革裡，如何的開源增加收入，是重中之重。通過洋務運動和清末新政，清政府的收入確實是提高了。從年收入四千多萬兩增加到甲午前後的八千多萬兩，再到辛亥前的兩億多兩。雖然鉅額的賠款和外債，給清政府造成了極大的財政壓力，但清政府的官員還算騰挪有術，勉力維持這財政不至於全面的崩盤。

從軍事層面來說，逐漸裁汰舊軍，編練新軍，維持基本統治力量。通過兩次鴉片戰爭和髮匪之亂，八旗綠營已經徹底腐朽，清政府先發展勇營武裝，再編練新軍，還曾組建了一度亞洲第一的北洋艦隊。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鞏固了清政府的基本統治力量，並多少抵禦了一些外侮。但是軍事層面雖然一直是清政府改革的重點，可是清政府的軍事改革力度還是比較小，而且先失之於緩，後失之於操切，還疏於防範，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軍事改革的失敗，使得清政府在辛亥年之時雖有可戰之軍卻幾無可聽命之軍。

從柱國重臣來說，晚清五十年大部分時間內有一批警覺還有才幹之人。自發捻之亂平定後，直到庚子前，清政府是慈禧掌握最高主導權，而在具體行政、外交和軍務方面，尚有一批老臣勉力維持。宗室方面，恭親王和醇親王才具突出；滿族大員中，文祥、榮祿最為傑出。而真正的柱國大臣則主要依靠漢族官僚。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是這幾十年裡真正的國之重臣，而且其手下的門生故吏和驕兵悍將，也都算是為敢作敢為的有才之人。如折衝外交的薛福成、許景澄、楊儒等，戰場作戰的張樹聲、劉錦棠、劉銘傳、聶士成、宋慶、馬玉昆、董福祥等。清政府人才的最後斷檔以1903年榮祿去世為標誌，以後幾年裡，經歷過風風雨雨的老謀深算的柱國大臣都已經去世，袁世凱又難以放心，年輕的載字輩缺乏歷練，行事操切，難當大任。中樞缺乏領軍人物也成了辛亥年清政府面對危局時手足無措的一個重要原因。

個人認為，以上幾點使得清政府能在內外交困的局勢下一直維持到了1912年，但是同樣是以上原因的後繼乏力，使得清政府到了1912年時候，已經難以維持了，面對武昌一隅引發的全國動亂，清政府無法重現當年剿髮匪時舉國一致的程度，最後走向了滅亡。

如果單從不平等條約和賠款角度來說，那麼就比較好說了。

發動戰爭是容易的，但如何結束戰爭是很難的。戰爭的發起可以其中一方單獨決定，而要結束戰爭可必須兩方都有意願才能。要麼你徹底擊敗對方，要麼你被對方徹底擊敗，這是你死我活的戰爭。如果不是這種戰爭，那必須作戰時候都留有餘地，邊打邊談，既要自己獲利，又不能讓對手死去，這需要軍事、政治、外交等多方面的作用才能產生。甲午戰爭後期，清政府不願再戰，而日本也打不下去了，但日本必須要做出一副不怕繼續打下去的樣子，這樣才能獲取利益的最大化，很顯然，後來的馬關條約實現了日本的目的。至於賠款和外戰，馬關賠款、三次大借款和庚子賠款成了清政府嚴重的財政負擔，但是無論是在還錢還是借款方面，各國和清政府都選擇了一種可以接受的方式。馬關條約的賠款方式有兩種，要麼三年一次性結清，要麼慢慢還，每年付利息。清政府不想付利息，也不想讓日本藉著賠款賴著不走，最後選擇了一次性三年還清，但自身實力根本無法一次性還清，所以三次都以借款為還錢的主要來源。同樣，為了借款，海關這個最穩定的稅收來源成了擔保品，每年都要抽出一定的比例來還款。

本來已經是捉襟見肘了，但庚子賠款又成了鉅額的財政負擔。每年庚子賠款約在兩千萬兩左右，加上每年的三次借款還款數額也在兩千萬左右，再加上一些零散的各地還款以及磅虧等因素，每年的債賠數額接在五千萬兩左右，佔清政府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接近於一半。但清政府竟然還能撐下來，確實也不簡單。

一方面是因為清政府畢竟是全國的唯一合法中央政府，對地方還有著比較強的統御力，各地雖然時常欠解京餉，但大體上還是上繳了相當一部分的；其次中央政府畢竟還控制著關稅、鹽稅等主要穩定性來源，擁有著對這些收入的保管權和使用權，使得能夠在危難時候可以應急一下。再次，通過新政和一些近乎於竭澤而漁的手段，清政府最後幾年裡確實收入大幅度的增加了。總體上清政府在辛亥年間的財政收入已經接近於當時日本的財政收入了。不過這些手法已經是竭澤而漁了，清政府在辛亥前後已經是財政難以為繼，再好的騰挪之術也難以維持了，已經在醞釀新一輪的五國大借款，只是因為辛亥革命而止，後來演變為民國初年的善後大借款了。不過清政府因為種種原因，在晚清時代，清政府的外債國際信用還算湊乎，能借回來錢，而到了民國時候，北洋政府的外債國際信用非常之低，想借錢也借不來，想飲鴆止渴都得不到。

清政府晚期大力致力於新政，為的是提升國力。增加收入與練兵是最重要的兩件事。確實清末新政十年取得了許多成就，但因為要辦的事太多，而收入是有限的，雖然想盡辦法增加收入，但花錢的地方太多，而且花錢的速度太快。導致財政入不敷出。軍費和賠款成了最頭疼的兩件事。1909全國收入263219700兩，歲出除協款不濟外，共269876432兩，赤字6656732兩。1911試辦預算，經度支（財政）部核計，歲入296960000餘兩，歲出376350000兩，赤字7939000兩。其中陸軍經費126844326兩，海軍經費10503202兩，共137347528兩，約佔總收入的46%，但仍不夠用。為了籌措鉅額的賠款和軍費，清政府除了發展新政增加開源收入外，也從傳統收入上動腦子。因為畢竟新政要換來錢還需要一個過程，為此不得不在田賦、鹽稅和捐輸等方面上大做文章，還對非傳統商品如肉、酒、糖、油等也開徵稅賦。新政十年間，清政府收入猛增，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從傳統收入上挖掘財源，簡單來說就是從老百姓身上儘量的榨油。確實，榨出了不少，但是壓榨的超過了一定限度，就容易引發問題。辛亥年起事首開武昌，但一系列突發事情又可從湖南搶米風潮和四川保路運動而來。湖南四川正是因為為榨的過了頭，加上清政府處理不當，最後引發了連鎖反應。

胡善恆（1897-1964）《賦稅論》裡這樣寫道：

人民究竟到了某種所得數額，才不致損害工作效能，固不能斷定，但是我們舉眼一望，無論是在哪個國家，大部分人口都只有充裕生活以下之所得。所以我們可以大概的說，凡一般人民所消費的貨物，這種貨物在市場上之銷路沒有彈性者，不宜課稅。不幸，在財政困難的國家，都是靠彈性小的貨物課稅。

遺憾的是清政府尤其是最後幾年為了重整中央集權，已經變本加厲的進行搜刮了。雖然收入是在猛增。比如按照蔣士立《國債輯要》裡的數據，直隸1906年的收入有5747000兩，1908就達到了21568597兩，兩年之間增加了3.7倍；四川同期歲入由4822000兩增加到了15320659兩，增加了3.18倍；湖北同期由2479000兩增加到16545200兩，增加了6.67倍。1906時候全國各省收入上千萬兩的只有江蘇和廣東兩個省，1908年則有直隸、江蘇、湖北、山東、四川、浙江、廣東七個省。到了1909年，隨著東北設省，奉天的收入也達到了兩千萬兩的水平。其實國債輯要裡1906的數據是有不少錯誤的，直隸、四川和湖北是收入大省，兩年間不可能增加那麼多，但收入確實是在增加。看似收入猛增了，增加的背後屬於真正的收入增加的因素是有，但很少，增加的原因主要還是清政府清理財政加強中央集權所從地方和民間搜刮出來的。當然這七個省的實際收入估計還遠不止這些。雖然收入增加了，但是這嚴重激化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激化了官府和民間的矛盾，使得原本潛在的問題被表面化了，導致了更嚴重的後果。

清政府如果要繼續維持下去，必須繼續全方位改革，避免辛亥年那些偶然性的因素導致必然性的因素外。主要是幾個方面，屬於個人見解。

首先是滿漢矛盾問題。眾所周知，滿漢矛盾問題一直是清朝時代的最大問題之首。雖然隨著平發捻之亂後，漢族勢力開始大規模的崛起，但是慈禧晚年重新開始提振滿族勢力，不過尚知道平衡，而載灃上臺後，已經連面子上的平衡都懶得做了，1911年皇族內閣的出臺，更是讓全國的漢族官僚集團大失所望。誠然這裡面的滿族人員有的也有一定的能力和歷練，而且也不是什麼保守派，漢文化以及與漢人的關係有的相當不錯，但這些並不足以讓漢族官僚士大夫所滿意。光緒朝位高權重的全國八大總督中，前 20 年裡僅 5 年（1885－1889）有一位旗人，甲午之後14年不僅旗人年年有，且由一位漸增至最高時4位。（1907年起總督增至 9 人）。巡撫亦由最初的滿 1 漢 14，減至滿 5 漢 10，漢人最低時僅 8 席。光緒朝督撫滿增漢減之趨勢非常顯明。而宣統朝九大總督中，旗人則更是每年至少 5 人，1909 年還出現了旗 6 漢 3 的最高紀錄。在中央，較之同治朝，軍機處及部院的旗人比例在光緒年間皆有大幅上揚，滿人比例分別增加了近 7 個和近 10 個百分點，旗漢比例分別增加了近 30 和 55 個百分點，且在宣統朝繼續上行。宣統時外務部的滿人比例及旗漢比例分別較光緒朝（總署）上漲了近 15 個和近 40 個百分點。內閣中旗人比重儘管在光、宣年間持續下跌，然品級最高的文華殿大學士光、宣朝共 3 人，漢人僅光緒朝李鴻章一席，滿漢比例為 2：1，次一級的武英殿大學士，光緒朝前 28 年無一漢族。

再次是旗民矛盾。除滿漢矛盾外，旗民矛盾也是清政府立國以來的重大問題之一。在慈禧晚年，已經有人建議要打破旗民隔絕的狀態。清末民國著名的憲政理論家也是王闓運的徒弟楊度在《國會與旗人》長文中對國會與滿漢問題有深入的客觀分析。楊度認為，滿漢問題的發生，根源在於八旗制度，它是中國數千年之政治制度中，“一最特別離奇不可以條理之者”。 他反覆論列，八旗制度不但於漢人為害，於旗人亦無利，撤旗乃當下國家之要政之一。他一再委婉提醒清廷高層，“漢人於感情上、利害上，皆欲存皇室以自存，而勢力又足以保之，旗人於感情上、利害上，亦欲存皇室以自存，惟勢力不足以保之。此今日之實在情形也”。楊氏斷言“今日中國若不能撤去此八旗兵制，則君主立 憲之制必不能行，而皇室之安全與人民之安全兩無可望，數千年之古國必自此而已矣”。最後他直接警告清廷時局威迫，“滿漢問題至急”，旗漢應共患難，設若旗人“寧肯亡國而犧牲漢人，漢人鋌而走險，急何能擇，挾其孤注一擲之情，以為玉石俱焚之舉，恣睢憤怨，何不可為?”稍後《中國新報》刊發之來稿言說更加明 確：“夫今日中國，本千鈞一髮之際，存亡危急之秋，以言乎外，則機會均等之政策，並起於列強。以言乎內，則革命排滿之風潮，流行於薄海，禍機已兆，後患難 言。及今不圖，恐三數年後，燎原莫救，即欲行今日之計，亦不可得。”然楊度等人的肺腑之言顯然並未打動清廷，八旗兵制依舊，滿漢畛域如故。很遺憾的是，攝政王和隆裕太后等決策層並沒有聽進去，置之不理。

再次之是國會問題。晚清新政時代，國會立憲問題一直是爭執焦點的重中之重，同時也是國內立憲派與革命黨爭奪輿論話語權的焦點。如果是慈禧活著的時候，靠著她傑出的平衡之術尚能把持，此外只要不觸動慈禧最高權力，那麼國會可以虛設。但是慈禧死後，最高政治權威已經不復存在，開國會是必須做到的重中之重的問題，也是抓緊最後的時間與革命黨爭話語權的時機了。既然清政府不願解決旗民問題，或者認為旗民問題難以一下解決，那麼開國會多少也能緩解一些社會各界的壓力。楊度認為，若有負責任之國會，負責任之政府，則滿漢問題自然可解，在理論上這是可行的。載灃監國後，在憲政上的姿態相當高，他再三表示堅定不移地籌備立憲，在實際工作中也把立憲放在頭等重要位置，攝政王的態度自然令立憲派大受鼓舞。諮議局是初級形態的地方議會，設立諮議局是清末預備立憲的重大舉措之一。1908 年 7 月清廷公佈諮議局相關章程，限令一年之內成立。同年秋天起，各省按規定陸續進行議員選舉。各省諮議局議員通過選舉產生，這種全國範圍的選舉活動在中國可謂 開天闢地第一遭。至1909 年 10 月，除新疆緩辦外，全國21個行省的諮議局均如期成立，一律開議。諮議局的成立，“為我國人民獲有參政權之第一日”，它“大大突破了封閉式的封建政權結構”， “標誌著人民參與管理國家政治生活的正式開始”。諮議局也為立憲派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活動平臺，一個同滿人專制特權進行鬥爭的合法陣地，請開國會再次提上議事日程。平等自由、依法治國是現代憲政體制的基本要求，而滿漢一體、族群平等乃清末憲政之首要大政，此為彼時滿漢立憲派人士之共識，彼輩亦不遺餘力地 宣傳鼓動。

不幸的是，一個被既得利益矇住了雙眼的滿族親貴集團，對此沒有足夠的認識。他們既想順應民意實行憲政，又不想與漢人集團分享更多權力。他們一次次地拒絕請願開國會等要求，越是搞憲政改革，反而越是把權力往皇族手中收攏。

再次之清政府中央與地方的矛盾。清朝是中國君主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巔峰狀態。雖然發捻之亂後地方權重，但是清政府中央仍然有著相當強的統治力。清末新政實際上也是中央重新向地方收奪權力的鬥爭。無論是清理財政，劃分國地稅，還是編練新軍，都帶有很明顯的中央集權從地方收回權力的背景。無奈當時地方權重自發捻之亂以來已經有五十年了，只能是徐徐圖之，漸進而行。慈禧晚年也在做這些事情，但是還注重於平衡，不敢操之過急，以維持脆弱的平衡。簡單說是放在國家穩定和權力平衡大背景下來進行的。而載灃上臺後，變的非常的激進，從地方大肆攬權，攤派經費。這不僅招致漢族官僚集團的不滿，也使得不管是滿漢蒙的地方督撫也大為不滿。這都使得局勢已經變的難以預料，一顆火苗就能引爆整個帝國。

最後是軍政費用問題。眾所周知，清末新政主要的直接目的就是為了兩個，一個是錢一個是兵，而且二者是相輔相成的。清政府雖然十年新政期間搜刮了不少錢財，但搜刮的速度遠遠趕不上支出的速度。而在支出費用中，軍費、建設費用和債賠費用是最大的開支。債賠費用受制於各種條約和洋人的強勢，自然沒辦法減少。但是軍費確實有必要可以減少，或者挪作一部分他用。按照宣統三年的預算，經常和臨時性的軍費加起來預算就達到9749.87萬兩，其中新軍經費為5876.2萬兩。實際情況下的軍費會更多，佔據了全部收入的近三分之一。一個國家要想走向強大，軍隊的強大自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支撐軍隊強大的並不僅僅是現代化的武器這些最直觀的因素，還包括教育、工業和交通建設。如果清政府能將一部分軍費用作辦教育，或者修路或者搞農業，或許經濟會有較大的一些起色。畢竟當時國內的大局面尚在可控範圍內，而且當時的軍隊即便再怎麼武裝，也難以與列強抗衡，而且當時遠東的國際局勢尚在均衡之中，日本對華侵略滲透還要顧及到列強的反應，所以說還是有時間的。而具體的軍費當中，可以將海軍費用盡量的壓縮，主要保證現有軍艦的日常使用，構建江防為主，引入一部分新式軍艦作為訓練儲蓄人才為主。而在陸軍方面，除去北洋軍外，重點加強東北、川滇邊一帶的軍隊為主，其餘各地可以適時緩辦，以改造現有軍隊維持日常治安為主。東北邊防是當時首要之地，必須得加強，而川滇邊一帶，面對英印威脅，也是僅次於東北的邊防要地。川滇邊藏的安全，事關四川和整個大西南的安全，也關係西北的側翼，確實需要兵力鎮守和防範英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