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城市周邊可以進一步放鬆落戶限制，引導人口向中心城市周邊集聚。中心城市、中心城區有很強的創新能力，周邊地區有勞動力和製造業，兩者結合帶動產業的高質量發展。同時，中心城市進一步做大，也會產生更強的消費能力，進一步促進經濟增長。 ]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到轉型升級新階段，經濟發展的空間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由中心城市帶動的大都市圈經濟崛起。
東莞市委書記梁維東近日在該市2019年度工作總結大會上稱，去年東莞實現地區生產總值9482.5億元，東莞還將全力衝刺，爭取實現GDP破萬億元的歷史性突破。
而佛山已經趕在東莞之前，在2019年完成地區生產總值10751.02億元，成為廣東省繼廣州、深圳之後，第3座GDP超萬億元的城市，也是全國第17個GDP萬億俱樂部城市。
如果今年東莞突破萬億大關，那就意味著四大一線城市北上廣深均有一個萬億級搭檔城市，分別是北京-天津、上海-蘇州、廣州-佛山、深圳-東莞。有媒體將這些搭檔城市稱為“副一線城市”，這些副一線城市緊挨著一線城市，工業製造業較為突出，而一線城市的服務業更為突出，二者絕配。
“這樣的空間分佈，絕對不是偶然。” 廣東省體制改革研究會執行會長彭澎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四大一線城市都有一個萬億級的搭檔城市，是市場經濟規律發揮作用和產業結構調整的結果。
完美的產業分工
從一線城市與副一線城市的GDP比值來看，深圳-東莞的比值最大，達到2.84，上海-蘇州的比值最小，2左右。總體上看，這種比值關係大多介於2到3之間。
從產業結構來看，一線城市現代服務業十分發達，第三產業佔比都超過70%，北京更是超過80%。相比之下，四個副一線城市工業製造業十分突出，三產佔比要比臨近的一線城市低不少，差距都在20個百分點上下甚至接近30個百分點，其中廣州-佛山這對組合差距最大，達到29.32個百分點。
四個副一線城市中，天津的行政級別最高，為直轄市，其他三個城市都是普通地級市。天津的三產比例也最高，達到63.5%，甚至超過了一線城市深圳。不過天津與北京的三產比例還是差了20個百分點。
這種產業結構的差異，恰好構成了完美的互補。
先看上海-蘇州這對組合，蘇州作為一個普通地級市，GDP高居全國第六。我國目前經濟實力最強的4個縣級市中，有3個屬於蘇州，其中領頭羊崑山是臺商投資集中區，曾以“筆記本電腦之城”聞名，高峰時期全球新上市的筆記本電腦每三臺就有一臺產自崑山。
江蘇省社科院研究員田伯平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蘇州的製造業十分發達，所依靠的服務業如現代金融、港口、創意等則都在上海。上海不僅是我國對外開放的窗口，而且綜合性現代服務內在質量高，門類體系齊全、層次高。上海服務業的支撐，以及蘇州本地製造業成本相對較低的優勢，在改革開放後，兩者形成了很好的分工，這也是要素與服務合作半徑的完美分工。
廣州-佛山更堪稱“絕配”。目前，廣州總部經濟、金融保險、商貿會展、港口航運、現代物流、中介服務、科技文化等現代服務業經濟優勢明顯；佛山裝備製造、家用電器、陶瓷建材、金屬製品等工業經濟實力突出。立足兩市產業比較優勢，廣州現代服務業和佛山先進製造業齊頭並進、互補互促格局基本形成。
深圳的金融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十分發達，但由於深圳本土面積較小，發展空間已近飽和，導致產業尤其是製造業外溢，而外溢的首選就是臨近的“世界工廠”東莞。典型的如1993年和1994年，深圳的很多加工貿易企業往東莞轉移，由此成就了東莞加工貿易的快速發展，與此同時深圳也開始了轉型升級之路。近年來，深圳的電子信息等產業向東莞轉移，如華為選擇性遷移部分業務到東莞松山湖，這也是東莞近幾年高新技術產業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
由於城市中心空間距離較遠，北京-天津的產業互補雖然相對沒有其他三對強，但是近年來隨著京津冀區域產業協同發展的推進，京津之間的互補也日益增強。
打造大都市圈
在彭澎看來，一線城市與萬億級搭檔城市之間的產業互補性，是市場選擇的結果。一方面，類似佛山這樣的製造業大市，它們的產業發展除了本地創業意識很強之外，還因為旁邊有一個現代服務業非常發達的一線城市。
比如佛山挨著廣州，兩者的直線距離很近。廣州各種展會很多，更有外貿出口風向標“廣交會”，還有各種專業批發市場，這對佛山來說，包括接收訂單、引進生產線、產品信息發佈等與外面接觸的機會就很多且十分方便。
再看上海-蘇州，外向型經濟大市蘇州的招商引資，主要就是依靠上海這一因素，吸引了很多世界500強到蘇州去設廠，在上海“開店”，形成了“前店後廠”的組合。
另一方面，從產業自身發展和城市發展的演進來說，四大一線城市都是中心城區人口超千萬的超大城市，面臨疏解非核心功能問題。
彭澎說，一線城市疏解非核心功能，主要就是製造環節外遷。這個過程中，市場化的選擇就是周邊地區，因為總部、研發、設計等環節還在一線城市。“很多大型製造企業都要依託大城市的周邊，尤其是高端製造業集群，在周邊地區更容易形成。”
這種產業的分工互補，最終帶來“雙贏”的局面，進而形成了聯繫十分緊密的都市圈（都會圈）。
去年2月，國家發改委發佈了《關於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的指導意見》，提出要促進城市功能互補，增強中心城市核心競爭力和輻射帶動能力，推動超大特大城市非核心功能向周邊城市（鎮）疏解，推動中小城市依託多層次基礎設施網絡增強吸納中心城市產業轉移承接能力，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特色鮮明、優勢互補的發展格局。
彭澎說，大城市周邊可以進一步放鬆落戶限制，引導人口向中心城市周邊集聚。中心城市、中心城區有很強的創新能力，周邊地區有勞動力和製造業，兩者結合帶動產業的高質量發展。同時，中心城市進一步做大，也會產生更強的消費能力，進一步促進經濟增長。
武杭南成差距在哪裡
北上廣深之外，還有哪些城市能迎頭趕上，承擔一線城市的部分功能？泰康保險集團董事長兼CEO陳東昇曾在公開活動中表示，北上廣深之後，武漢、杭州、南京和成都將會成為下一輪中國城市經濟的新的發力點。
誠如其言，武杭南成確實是當前最具競爭力的新一線城市。其中，產業結構是衡量一座城市發展水平的重要指標。一線城市正是憑藉高新技術產業和發達的現代服務業，集聚了最優秀的人才。新一線城市中，武杭南成的產業結構也是最具亮點的。
不過，相比一線城市對周邊的帶動引領作用，武杭南成均存在一定的差距。比如，相比一線城市均有一個GDP萬億級、製造業比較突出的搭檔城市，武杭南成的周邊城市以三四線為主，經濟總量相對不大。其中，杭州周邊距離最近的幾個地市中，紹興的GDP總量最大，但也不到6000億元。
在發展階段上，相比北上廣深的溢出效應，武杭南成還處於做大做強中心城市平臺的階段。比如，雖然成都、武漢、杭州的市域總人口都超過了1000萬，但中心城區人口離1000萬的超大城市標準仍有一定距離。這些城市需要加快做大做強中心城市平臺，提升吸引高端要素資源的能力。
比如南京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就提出，南京將重點做好十個方面工作。其中第一個提到的就是“落實國家戰略，著力提升中心城市首位度。在融入國家戰略中奮力爭先，不斷增強城市綜合功能和輻射帶動力”。
湖北省社科院長江流域經濟研究所所長彭智敏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目前武漢還沒有像深圳、廣州等城市的外溢效應，與周邊城市在產業層次上還沒有拉開距離，仍存在一定的競爭，對周邊城市的帶動服務作用不夠，給周邊城市帶來的實惠效應也不夠。
當然，在做大做強中心城市的同時，通過加快軌道交通、市域鐵路建設，加速打造都市圈，形成中心城市與周邊地區的產業分工協作體系，也是武杭南成當前的一個要務。
事實上，這幾個城市當前都在積極打造都市圈，通過加快軌道交通建設，實現研發在中心市區，相關配套在四周的格局體系。比如，南京都市圈的合作就日益緊密。據媒體報道，僅今年3月，滁州市委書記、市長已三次帶隊分別前往與滁州毗鄰的南京江北新區、浦口區、六合區，主動上門對接合作事項。內容涵蓋了頂山－汊河、浦口－南譙兩個跨界示範區，以及汊河大橋、黑紮營大橋、滁寧城際鐵路南京段、寧天城際鐵路二期、金牛湖新區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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