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文獻辨析與史前史研究利用


始祖文化濟寧探源 | 兩漢文獻辨析與史前史研究利用


兩漢文獻辨析與史前史研究利用

漢代是中國思想學術文化史上獲得輝煌成就的時代,繼往開來,早已被公認為是中國文化史上通古達今的里程碑。漢代文獻也是我們研究先秦史無法替代的範文資料,特別是研究史前史,除考古發掘資料外,都必須走進漢代文獻中去。然而,漢文獻資料的繁雜與不確定因素,又給先秦史研究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因此,從事先秦史特別是史前史的研究,就不得不首先研究漢代文獻。

漢代文獻的形成,有其自身的特點,它是在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爭鳴趨向於統一、又經秦“焚書坑儒”的背景下,通過官方的誘導,逐形成一個文化群體,其學術文化特點是以經學為外殼,以整理和註解經書為主,編撰講解相結合。儘管在這個學術群體當中又有著門派之分,甚至派別之間也曾進行過相當激烈的鬥爭,但作為地主階級的意識形態,它們又都尊孔子為聖人,把儒家經典看做神聖不可侵犯的教條,都以經書為思想資料來闡發自己的全部理論。在政治上,它們都諂媚於封建統治者,鼓吹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大一統理論,維護封建皇朝政治上的統一和封建帝王的權威;在社會倫理思想上,它們又提倡三綱、五常、六紀等封建道德信條,使儒家宗教化,經學神學化,孔子教主化。再加上讖緯迷信思想的貫通,便形成了漢代學術文化的主流色彩。這個文化群體中,無論是在朝在野,都積極興辦教育,聚徒講學,傳授各種知識,通過他們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經生,形成了一個較為穩定的知識分子群體。他們在國家的政治生活和文化學術活動中起著絕對的主導作用。因此,經過他們之手編撰、整理、註解的各種文化典籍,也就無不打上歷史的烙印。翻開先秦的文獻典籍,幾乎毫無例外地都能看出漢人思想的影子,亦可證一斑。

在這裡,筆者絕非是受疑古思潮的影響,更不是否認漢代文獻的真實性和利用價值。而是想說明在利用漢代文獻資料時應作具體的分析。應該說漢代文獻典籍是我們研究歷史最珍貴的文獻資料,特別是研究先秦及史前史,離開了漢代文獻將是空洞的假想。然而,漢代文獻又確有不實的成分,既是先秦文獻也大都經過漢人之手,在追述先秦史時,其思維模式大都比較固定——以漢代大一統的專制國家去比附以前的歷史,這本身就是時代的印痕。漢代學術思想文化給中國先秦歷史的研究打了一個大結,使人們不得不在漢代文獻裡迂迴,這也是疑古思想產生的根源。漢代以後,思想上統一到孔子,政治上認可到秦制,學術上歸正於儒術,社會倫理上則極力提倡仁義道德,在思想、政治、社會倫理之上又加上天命,將封建統治者的意志神聖化,從而也使學術思想僵化。對於秦朝以前的歷史,也就在漢文獻或漢人經手過的先秦文獻中給固定下來了,對於商周春秋戰國及秦史的描述,由於當時文獻較多,所記真實程度較高,而對夏以前的歷史,因不合於漢時大一統的社會狀況而被漢人以時比附,加之文獻資料的最初來源必定是口頭轉述,本身就帶有不確定的因素,因之對古史的描述就必然會出現偏差。以《史記》來說,史記所記歷史的真實程度是相當高的,當然,歷史上學人也曾動搖過對《史記》的信心。甲骨文,證明了《史記·殷本紀》是可信的。周原甲骨文又證明了《周本紀》頗為可信。一系列考古發現在不斷地對《史記》的真實性進行著印證。然而,對於上古史來說,《史記》確確實實存在著問題!如說帝嚳,《史記·五帝本紀》:“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帝嚳娶陳鋒氏女,生放勳,娶娵訾氏女,生摯。帝嚳崩,而摯代立。帝摯立,不善,而弟放勳立,是為帝堯。”《史記·殷本紀》:“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吞之,因孕生契。”這裡出現帝嚳第三個夫人——簡狄。又見《史記·周本紀》:“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為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此處又出現帝嚳第四個夫人,且稱之為“元妃”。由以上三段記載可知“帝摯”、“帝堯”、“殷契”、“周后稷”為兄弟四人,這是否太荒誕了,且在《五帝本紀》中言帝嚳時,僅提陳鋒氏、娵訾氏二女,而在《周本紀》中說姜原為“元妃”,《殷本紀》中言簡狄為“次妃”,元妃、次妃不見於帝嚳本紀中,而三四妃撰於其中,豈不怪哉?對於這樣一類明顯的問題還能舉出許多。因此,研究上古史就必須對漢代文獻進行研究。

當然,這裡所說的漢代文獻包括漢人經手的先秦文獻,也包括考古發掘出土的漢代文字資料。



選自《始祖文化濟寧探源》彭慶濤 彭求實 著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