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人韦应物认为茶是高雅圣洁的仙草。他在《喜园中茶生》一诗中写道:洁性不可污,为饮涤烦尘,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
今天，在这样一个疫情满满的春天世界，去无可去。我等普通中年油腻男常闷在家，除了摸摸佛珠，喝茶皮包水水包皮似乎也难有其它雅兴了。
茶叶泡水，简单易做。从元代起也似乎扫除了汉人们喝茶的许多繁文缛节。喝茶，成了一件简单不过的事情。倒是在日本茶道中,饮茶的仪式格外受到重视,从主客对话到杯箸放置都有严格规定,甚至点茶者伸哪只手、先迈哪只脚、每一步要踩在榻榻米的哪个格子里也有定式—为此还衍生出了二十多个流派。
作为茶道概念的原产地,中国在唐宋年间也一度讲究饮茶仪式,但很遗憾，没能发展出具有传统意义的茶道礼仪 。而最终，两种态度上的差别导致了行为走向上的巨大差异。但其实这类分歧早在春秋时期就出现了。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太叔)对日:“是仪也,非礼也”。简子子:“敢问何谓礼?”对曰:“闻诸先大夫子产日:夫礼,天地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在此,礼和仪被看作相对的事物。在太叔看来,礼指的是礼治,而不是外在的仪式。正是这种解读,使得礼的一面压过了似的一面,礼是目的,仪是手段,目的高于手段。《论语》中也保留了此类思考的痕迹。孔子方面肯定管仲的政绩(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另一方面又很不认同他不合礼制的做法(管仲知礼乎?日:“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到了后代,儒学内又有所谓心学的一派,道更不待外求。代表人物之一李贽甚至标出了“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命题。士大夫阶层尚且如此,民众的随意也就可想而知。这类辨析衍生到茶道便成了中国茶道重精神轻形式的特点。或许有人会说,茶道重在精神,外在的形式并不重要,何必弄得那么复杂。可是器之不存,道将焉附?
回顾一下茶道产生的历史或许能给我们新的启示。茶道的源头之一是僧侣用茶来集中自己的思想的做法,唐代赵州从谂禅师曾经以“吃茶去”来接引学人,后来才成为分享茶食的仪式。那些吃茶的仪式想告诉人们做事即是做事,不要带有别的目的。人必须先遵循一些规矩,修炼自己的本质,遏制欲望的目的是使欲望不必遏制,当人达到随心所欲而不越矩时,规矩就不存在了。人只有通过不断地拂拭内心,才能最终令尘埃无可染之处。所以茶道里禅的内涵,不在于什么“直心就是禅”,什么“喝茶去”,而是通过繁琐的规则来磨练人心,当这些定规不再令饮茶者厌烦,当饮茶人信手而为就符合茶道礼法时,才算领会了茶的真谛,才能喝到一杯好茶。繁复而熟练的礼法是为了使人超然物外,浓如苦药的茶汤正如人生,别出心裁的插花显示有限的生命背后人类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棒喝的偈语告诉人处处是真理。
日本茶道，正是用一种仪式来向人讲述禅的思想,正如参禅需要顿悟一样,其中蕴涵的那些人生的经验,需要饮茶者用生命的一段时光来领悟。
现如今，在这段疫情的寂寥春光里，又何尝不能给到爱参禅悟道者以静心平气的启迪契机呢？
在明媚春光下，茶雾袅袅里，品茗间轻叹一声：人间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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