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深層結構》是美籍華人歷史學家孫隆基先生的著作，孫隆基將中國文化在深層結構的層面上與世界其它文化作了比較，用於解釋中國文化現象。
中國人的“身”
與西方人或是拉丁人不同，國人把個人看作是一個“身”，也就是一個身體，對於國人來說，身體比心靈或是靈魂都更加重要，所以中國人特別注重養身。中國人的語言當中對個人的描述也充滿了這樣的概念，例如，描述自我，便可稱為“自身”、“本身”，講一個人的所有，叫“身家”，講一個人的來歷，叫做“出身”，講一個人改變了命運，是“翻身”，講一個人的感覺，叫“體會”，“身體力行”，對一個人的攻擊，叫做“人身攻擊”，等等。古代中國士人也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可見，對於中國人來說，對一個人的描述，完全是身體性的，一箇中國人，就是一個“body”，而他的心靈與靈魂，就不那麼重要了。而對中國人來說生活最大的主題，就是保存這個身，就是“明哲保身”。
國人的心
國人也有心理活動，但是國人的心不是用在自己身上的，而是用於關照他人。上一輩的中國人總會教導年輕人“先人後己”，“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中國人講與“心”有關的詞，總與他人有關，如“關心”、“傷心”、“寒心”、“操心”等。中國人講究人與人之間的“合和”性，認為只有自己先關心了他人，他人才會關心自己，於是在不太熟悉的人相見的時候，先要將自己的“心”作用於他人身體之上，然後別人才會將他的“心”交給你，作用於你的“身”之上，雙方“交心”之後，於是都“安心”，這樣就變成了自己人。
中國人的人性設定
對中國人的人性的設定，為作對比，特引入西方人與拉丁人的人性。
西方人的人性是以獲得圓滿的“靈魂”為中心的，“靈魂”這個東西是超自然的，是超越物質與精神，乃至是超越今生今世的。
西方人把肉體和精神看作是一個整體，認為肉體就是一部機器，許多時候，他們只是粗茶淡飯，把肉體填飽了去實現自己的精神需要和“靈魂”需要。這就是為什麼許多西方人義無返顧地去挑戰自我，遊海峽的，坐熱氣球環球旅行的，到中國農村來支教的。很多是出於“靈魂”的完善，覺得自己這樣做是“靈魂”的驅使，有時候在這種問題上的有意無知和有意迷信，往往會讓人覺得更加快樂。
總之西方人對待肉體是最粗略的，對待精神要好一些，而最重要的，個人都是統一於“靈魂”的。社交中不太在意他人的看法。
再說拉丁人，拉丁人的人性設定中，重點是“精神”，“精神”包括其激情、感情和精神認知。所以拉丁人對於生活的熱愛通常以“歡歌、美酒、佳人”的方式來表達，這是他們追求激情的具體表現，而在社會生活中，拉丁人也非常重視自己的精神追求，所以他們的政府當中的反對派也是最多的，政府經常倒閣。
在社交中，拉丁人把宗教中講到的“靈魂”作為自己“精神”認同的參考，而對於世俗的評論他們一方面要顧及，而另一方面也非常顧及自己的精神追求。
中國人就不一樣，中國人生活的中心是“肉體”，凡事皆以照應肉體為主，要求“吃飽穿暖”，注重飲食文化，講究安身靜養。在社交中，對於世俗的在意是最多的，對於精神的關心則很少，對於“靈魂”更是聞所未聞，中國不存在超越現世的宗教，一切都是要求現世就有報償的。
所以如果有一個女兒與男友交往受到父親的反對的話，西方人的做法一般就是拉開架勢與父親對著幹，大吵大鬧到離傢俬奔，都是很有可能的。而拉丁人的做法則是陽奉陰違，表面上會跟父親說我們不來往了，下來還是偷偷摸摸地自己按自己的意思幹；而中國人則會非常在意地，真的斷絕與男友的來往。
所以，中國人從來不是一個人，而是通過一個基本的“二人結構”來完成社會結構的。一個人把自己的“心”，關照到另一個人的“身”上，而另一個人也同樣這樣回報，雙方都在對方的關懷之下達到了“安身”的目的，而同時，雙方因為“交心”，也同時“安心”了。所以一般來說中國人之間的互相問候就是“你身體可好？”或是“你別來無恙？”講的都是對對方身體的關心，而另一方則回答：“你有心！”“謝謝你的關心！”這一問一答，正是對中國二人結構的最好描述。中國人最常見的二人結構，就是中國人常說的“五常”，即“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儒家說：“仁者，人也”，就是這個意思，“仁”這個字拆開就是“二人”，也就是說，一個成功的為人，就要講究“二人”的相對性。所以中國人都講究“相對”，兩個人當中的另一方稱為“對方”，相適合的事情稱之為“對”，否則就是“不對”，有什麼錯誤就是“對不起”。中國人的這種相對性的“二人結構”，是檢驗一箇中國人成功與否的標誌，中國人在社交場合喜歡問：“你工作在哪裡？”“你結婚沒有？”“你生孩子沒有？”都是在確認對方是否已經具備了君臣、夫妻、父子這樣的二人關係。特別地，在中國，一個人哪怕已經三十幾歲，只要是沒有結婚，就會被當作不成熟的個體，被當作沒有長大的半成人來對待，而結了婚又沒有小孩的，則又會被有小孩的當作未成熟的個體來對待。相對的，在中國沒有具備“二人關係”的個人，都被認為是一種可憐、失敗、不能自理的狀態，大凡是描述“一人”的詞，多是貶意的，如：“孤獨”、“孤單”、“寡人”、“孤立”、“形單影隻”等。
中國人的“吃”文化與“口腔化”傾向
中國人對“身”的關“心”，最重要的一個表現就是“吃”，吃飯，是對身體最直接最簡易的關心。所以中國人為了表達自己對他人的好感，必先要請客吃飯，客人吃過之後，便是領了情，雙方一交心，就成了自己人。“吃”，為中國人的人際關係拓展創造了一個契機。而西方人往往不管這些，吃便吃了，情還是不領的，並且西方人不願意接受他人的好意，害怕對方利用賣人情從而達到對自己的控制。
中國人於是發展出一套與“吃”有關的，用於描述人際關係的語言。沒有交往的人，是“生”人，不能“吃”；相互有交情的人，是“熟”人，可以彼此依賴；在人群裡是不是好過，稱之為“吃得開”或是“吃不開”；對於看不慣的人，叫做“不吃他那一套”；對於不好相處的人，稱之為“孤寒”、“冷淡”，都有艱澀難“吃”之意。
圈子
中國人通過不斷重複的二人關係，聯結出一個又一個“圈子”，在“圈子”內部，人們形成了一種奇特的關係，個人要在某一個圈子裡面成為中心，則必須壓抑自我，“多吃虧”，關心他人無微不致，往往這樣做了的人，會被大家認為是圈子裡的“仁義”之人，獲得尊重。在這樣的文法規則之下，形成了中國人獨特的權謀之術。
在圈子內部，既然大家都已經“交心”，於是便可以在圈子裡面“安身”，也可以通過關心他人來使自己“安心”。所以中國人多不習慣西方的環境，因為西方沒有中國這樣的圈子，中國人到了美國，大多數是先來到唐人街之類的地方，進入中國人的圈子以求“安身”，中國人在國外的事情，也是致力於安身下來，而不是更廣闊地接觸社會，開放自己，發展自己的心靈與靈魂，國內的中國人，終身致力之事，也是車子房子妻子孩子之事，“安身”而已，至於海外華僑，只做兩件事，一是如何在海外安身，二是通過“關心祖國建設”之類的事務來使自己“安心”而已。
所以中國人的圈子的文法規則與二人結構是一致的。
“腔門化”與“他制他律”
中國人深諳對於與他人相處之道，然而對於自己的一個人的世界，就不那麼在行了。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論，人最早懂得對自己的控制，就是對於自己排洩的控制，西方小孩很小就被要求形成自己的排洩習慣，這便是對自己的控制，而中國的孩子基於父母的“關心”，小的時候要“司尿”，父母通過吹口哨等方式來控制小孩的排洩。最早的對自己的身體器官的控制都在二人結構中失去了，更不論其它。
稍大，西方的小孩常說的話就是“我已經不是小孩了。”而中國的父母卻常說：“你還是小孩，不能如何如何。”西方對小孩叫“培養”，中國對小孩叫“管教”，這些都是迥異的。再往大了，中國人就對自己無法控制，例如隨地吐痰、亂丟垃圾、不自覺地挖鼻孔、無法控制地抖動手或是腳，在公共場所突然做出李小龍一般的動作等。
中國人的“腔門化”傾向是嚴重的，然而在有“二人結構”存在的環境下，中國人卻可以顯示出讓人感動的大度有禮貌。例如，圈子內的人可以相互欠錢，並且在對方相歸還的時候大手一揮說：“算了”；或是自己無意間提及需要什麼東西，再次相見的時候，對方已經為自己準備好了；抑或是對方寧肯自己不去玩樂，也要陪自己去買必須的東西等。然而這樣的禮貌往往與中國人在圈子之外的表現形成鮮明對比。例如坐公交車時，彼此之間不認識的中國人，相互推搡，似乎要把別人擠下車方才甘心，而如果突然遇到一個熟人，則又會將熟人讓到前面，還會替對方買票。中國人就是通過“二人結構”中的另一方來約束自己的，直接地說，就是“做給別人看的”。可見，中國人的“真誠”與“面子”背後，是荒蕪的個性和“他制他律”的人格。
對待外人和外面世界的態度
所以，中國人對待圈子之外的人乃至中國文化之外的人時的態度就是矛盾的。一方面，對於“生人”，中國人採取的是區別對待，因為只能通過打壓外人，才能顯示對圈子內的人的不一般的關心，所以中國到處充滿了內部圖書館、內部規定，對於陌生人的冷漠和對於熟人的熱情；另一方面，對於中國人想要接近的，特別是有一些特別地位的陌生人，中國人又顯得特別謙卑，處處壓低自己，給別人以優待，給這樣的陌生人以特殊的待遇。例如許多到中國來留學的外國學生，中國人都準備了單獨的留學生公寓，讓他們住帶空調的房間，並且不充許中國人進入，以示優待，殊不知外國學生並不習慣這樣的集體管束，反覆與校方發生矛盾，並且在國外，對待留學生，往往只是讓他們和本國學生住在一起。
所以有留學生嘲笑說，以前西方人在中國掛“華人與狗不得入內” 的牌子，而中國人歷盡千辛萬苦終於趕走了洋人，現在卻又把洋人請回來，還是不讓華人入內，真是可憐。最近，中國鐵路為方便幾個日本人乘飛機而臨時停車的特殊對待，也是中國人對外人謙卑的發作。
所以對待外面的世界，中國人有一種一廂情願的想象，覺得他既然是圈外的人，想要獲得我圈內的資源，就理所當然地應該來求我；或是對待想要接近的人，覺得我既然已經對他好了，他就理所當然地來報答我，也對我好。然而這種中國人的文法規則，卻很多時候不起作用。許多外國人對於中國的這種關心並不領情，他們與中國人談生意，對於中國人不談正事卻先要請客吃飯並不理解。即使在中國國內，這樣的情況也時時發生，許多青年追求女友，覺得我已對她好了，為什麼她還不報答我，於是轉而變為憤怒和報復等。
中國人對待圈外人的冷漠，是有圈子內的二人結構為其撐腰的結果；中國人對圈外人的優待，又是利用二人結構期望獲得對方的回應。很多時候，外國人會覺得中國人非常低賤，並且在外國人面前有意地整自己的同胞，這樣的行為更讓外國人不屑。同時，中國人卻像是長不大的孩子一樣，一廂情願地去想像和等待別人來關心自己，不懂得經營，也不懂得浪漫，當外人不領情的時候，就認為別人“不吃自己這一套”，覺得此人“孤寒”，“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中國人對自己“二人結構”的文法規則的依賴，就是中國人個性的壓縮。
兒童化與老年化的並存
中國人的“二人結構”的社會，的確給人以人情味十足的感覺，但這樣的感覺有時只是一種表面現象，在“二人結構”的統治下，中國人都無法建立起真正的自我，必須要依賴他人，才能定義自己。問一箇中國人，為什麼要發財致富，他一定要說一是為了“光宗耀祖”，一是為了“蔭澤子孫”，就是不說是為了自己。因為這樣說不符合二人結構，會被指為“自私”、“孤傲”。在香港曾經採訪一位女明星，會不會容忍婚前性行為，結果她說：我不會這樣做，一來我要讓父母放心，二來我要給年輕的未成年人一樣好的榜樣。她就是不願意說，這種事情不符合我的原則！
所以很多時候，對於中國人來說，在壓縮自己的存在，一方面，相對父母，自己永遠是長不大的小孩，常有三十多歲的女兒還向父親撒嬌；另一方面，相對於下一代人，自己又必須與他們相對，成為他們的父母，所以，小小年紀就要有向下一代人“交心”的責任感，於是自己又顯示出老年化的傾向。
所以中國人在來到陌生的環境，面對陌生人的時候，要麼就是像一個小孩子一樣手足無措，誠惶誠恐，要麼就像一個老頭子一樣故作深沉，遠離他人。中國人不懂得如何通過合適的方式去展示自己，不懂得如何用浪漫、幽默、從容的態度與融入。這種兒童化與老年化的並存，卻恰恰擠壓掉了中國人的青春時代，中國人於是沒有反叛，沒有與主流社會和前輩對抗的年齡段。要麼是兒童，要麼是老年，獨獨沒有青春。
這種失去自我，不懂得自我經營的事情在中國人的婚戀問題中特別突出。可以知道為什麼中國有這麼多人熱衷於為他人介紹結婚對像，當人們發現一個人沒有結婚，“形單影隻”的時候，總是生出一種可憐感，認為他是“孤獨”的和不能自理的，於是一定要幫他介紹一個人結束他的單身狀態。而中國人也習慣於讓他人來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定義自己的存在，既然排洩都可以通過他人來定義，那麼結婚亦然，“腔門化”再度發作。而很多中國人對於如何組織去追求異性，往往不知所措，不懂得如何組織，不懂得如何愉悅對方，而往往是把對方嚇壞，如此產生很多畸形的戀情乃至悲劇。
青春的一代往往對社會充滿反叛，而這種反叛往往是社會前進的動力，中國人卻沒有這種反叛，所以社會的進步總是非常遲緩。縱觀二戰後的世界青年成長史，你會發現中國的青年反叛史要比西方的青年落後十年，西方在六十年代有所謂“垮掉的一代”，而中國的六十年代卻是由上至下的“文化大革命”，及至八十年代，西方的青年才走入社會主流，而中國才有了一些反叛的表現。
剷平主義
中國人對於自己在群體中的利益有一個預想，即我能得到什麼，當自己得不到時，也不要他人得到，如果他人要在群體中出頭，則必定要去阻撓，要實現群體的平均性。當一個人太出色時，群體中的他人就以為你擁有特權所以區別對待，不再把你當作圈子內的人。而一個人如果有任何區別於他人的行為，人家就會認為你“自外於國人”，打壓你而把你當作外人對待。所以中國人做事情總是不敢以自己的原則為準，往往要看他人的表現行事。例如許多女孩子到了夏天想穿裙子，卻總是不敢第一個穿，寧願在家裡面換好裙子，畫好妝，自己欣賞一番又把裙子放起來，也要等到他人都穿起裙子來以後才敢穿出去見人。中國人照相也有這樣的習慣，往往帶著漂亮衣服，臨到照相時才換上，照完又換下來。就是因為中國人不敢表現自己，害怕被他人“剷平”使然。
及至今日，中國仍然有“仇富”的情結，有“共同富裕”的情結，還是“剷平主義”的殘留。不能承認自己的侷限，不能承認他人的長處，害怕的是自己無法與他人再結成可以“相對”的“二人結構”，無法使自己“安身”，這也是中國人的“兒童化”使然。
養與教的文化
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及至整個國家時，就變成了一種“教”與“養”的文化，中國的社會理想就是使“普天之下皆有所養”，問題是，普天之下都被“養”，那麼是誰來“養”“普天之下”的呢？當然就是政府。所以這個時候“政府”與“社會”就變成了一對“二人結構”，在中國，天下被稱之為“家天下”，政府官員被稱之為“父母官”，對官員的評價是“愛民如子”。政府負責對社會進行“教”化，好的政府，往往是使社會上眾人都有所“養”的政府，一旦眾人皆有所養，並且政府採取一些剋制的態度，“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社會便認為政府是向自己交了心，遂向政府“交心”，來表明自己的“忠誠”，不會“作亂”，這樣又使政府“安心”。另一方面，政府要對社會進行教育，這也跟家長“管教”孩子一樣，不是由孩子去自主“發展”，而是規定固定的模式讓孩子去走，中國家長最擔心孩子“動”，因為“動”和“亂”相聯繫，所以，中國社會的最終目的就是防止社會的“動”與“亂”，而這固然要通過“教”與“養”來實現。
中國社會的靜態目標
綜上，可以知道中國社會的運行目標與世界上其它民族的社會的運行目標有很大的不同，一般來說，其它社會一般有一個動態的運行目標，例如日本，講究的是太陽神的子民，要行其“國運”，所以造成了日本國民的國家緊張感，日本歷來在追逐世界強國的腳步，害怕被其它國家所超越，再比如英國，強調其國家的運行目標就是要在全球的範圍內稱霸，成為“日不落”帝國。
而反觀中國，雖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然而整個社會形態的變化是很小的，無非一亂一治，當出現政府與社會相互所不能“養”的矛盾時，社會就趨於“亂”，而當政府和社會相互“交心”，相互能夠“安身”和“安心”的時候，社會就呈現“大治”的局面。當有外於整個中國社會的侵略發生的時候，例如日本侵華，才能調動整個中國人的趨同性，形成對外一致的局面，而事實上，中國內部的大大小小的圈子仍在發揮作用，熟悉中國的外國人會說，其實不只是有一箇中國，在中國的內部還有許多箇中國。例如甲午海戰後，廣州的南洋水師就去找日本人談判，要求歸還其戰艦，理由是戰爭是北洋水師和日本人打的，與他們無關。再比如說辛亥革命後，全國各地紛紛宣佈獨立。
但另一方面，中國人的圈子之間也是缺乏完全的獨立性的，這與中國人的兒童化的相互依賴有關，總要通過他人來證明自己的存在，所以在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軍閥混戰的年代，也沒有哪一個軍閥建“國”，而是非要相互剿滅，這也是中國人缺乏獨立性和相互間的“剷平主義”傾向在作怪。
所以，五千年的中國社會，歸結為一個目標，那就是：鎮止民心，使之少知寡慾而不亂。
不亂，則不能動，不動，則社會不進步，所以，中國社會的目標是靜態的，而這樣的靜態是由於中國人的人性設定和社會深層結構造成的。當年毛澤東為了打破中國這種千年靜態，自上而下地發動了由下級來反對上級，由社會來對政府施加壓力的“文化大革命”，這是一場真正的“文化”大革命，毛希望通過這樣的社會活動，來打破中國的二人結構，覺醒中國人的個人意識，拉伸政府、社會的二元結構，通過串聯的方式來打破狹礙的“圈子”。但中國文化深層次結構的複雜性遠超越了包括毛在內的所有人的預計，最終“文化大革命”導向了中國社會的人性危機，最後只好通過華國鋒等人 “撥亂反正”的方式，迴歸到中國傳統的文化深層結構上面來。
未來的中國，能否打破靜態，走入新局，一要看中國社會的開放與變革，最主要的，要看新的一代年輕人如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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