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龙》
作者 ｜ 林 波
孤寡老人、留守儿童、重疾人员难以照顾，异地复工租户难进社区……疫情期间，各地的社区管理出现很多问题。
当人突然被社区严格管控时，个体在生存、生活、异地流动等方面的权利需求，却未得到完全满足，受尊重程度也远远不够。
一、入住之难
3月2日，重庆巫山的李静和男友回北京复工，当他们抵达北京回到所在的北京朝阳常营民族家园社区时，已经是晚上11点。但是，他们却无法按规定居家隔离十四天。
原因是，她所居住的房子是合租房，里面已经住了一个室友，他已经隔离完14天。
按照常营乡的规定，异地来京需隔离十四天，且隔离单位以户为计。如果李静和男友住进去，那么，该室友就需要陪同他们继续隔离十四天。但该室友并不同意。所以，社区将他们挡在了门外。
在这个特殊时期，合租房里的先到者掌握了后到者能否入住的权利。例如，后到者入住需要先到者的配合。
对于李静来说，剩下的唯一的办法是寻找可以接收隔离人员的宾馆。
但是，这样的宾馆并不容易寻找。目前，官方指定的隔离地点主要针对湖北籍以及其他密切接触者，而没有照顾到其他省份人员；包括携程、去哪儿等平台上也并没有标记能否接收隔离人员的宾馆。
他们只能一遍遍拨打电话确认，“我来自重庆，刚到北京，需要隔离，可不可以接收”，附近的宾馆都拒绝了。
最终，一家通州7天连锁酒店接受了他们。回到酒店已是凌晨，他们度过了一个艰难的晚上。
按照计划，他们将在酒店隔离十四天，由酒店出具隔离证明。但据了解，该酒店管理十分松散（也正是这一原因，他们才被接收），从不限制人员出入，也没有主动对房客量体温等管理措施。
事实上，按照常营乡的规定，拿到酒店的十四天隔离证明，也不意味着可以复工。例如，如果遇到其他返京复工的室友回到出租房的情况，他们即使入住也还需要继续陪着隔离。无奈之下，他们选择了新租一个房子。
记者拨打12345北京市政府便民热线，工作人员对此的解释是：政府只要求所有来京人员都需要隔离十四天，但对各个区县、社区的具体措施未做指导。据《锐问》了解，目前北京各个社区政策并不相同，隔离单位主要分为两种，以户为计和以个人为计。
二、隔离之难
1月31日，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印发的《通知》中，提出要求对有成员接受隔离治疗的家庭加强关心帮扶；3月6日，民政部《通知》要求，对因疫情影响在家隔离的孤寡老人尤其是特困老年人，各地要每天至少开展一次走访探视。
疫情期间，隔离人员封闭在家，从家到社区门口“最后一公里”的需求难以满足，相应的服务也几乎停滞。由此也产生了孤寡老人、留守儿童、重疾人员难以自理的社会问题；社区物资采购过程中的“权力寻租”问题。
一般来说，不同小区的自组织水平往往决定了社区的管理水平。自组织水平较高的社区能够快速响应，调动社区人员或志愿者，负责孤寡老人、留守儿童、重疾人员等看管问题，以及物资集中采购并分发。
目前，大多社区的自组织水平并不高。3月5日，中央指导组在武汉某社区考察期间，不少居民反映物业假装让志愿者送菜送肉给业主，实际并不存在；3月12日，湖北孝感一小区，100多位居民聚集，抗议小区配送菜品质低、价格高。
王刚是武汉郊区某小区的居民。疫情在家期间，他们小区的物资采购主要是通过居民团购群，物资到达小区指定地点以后，再由家庭成员代表排队取货。
一开始，菜品单一，“不管要不要，就那三样菜”；后续，菜品更丰富了，并多了很多“团长”。
所谓“团长”，一般是与生鲜平台存在雇佣关系、且被社区认可的社区住户，他们会在团购群发布各种需求，由他们负责从生鲜平台集中采购并完成分发，从中收取一定分成。
“一个愿卖一个愿买，价格都告诉你了，你想吃就得买，政府哪里管的着”，据王刚观察，这些菜品的价格要比平时贵1.5—2倍。偶尔有免费菜，具体去向也令他糊涂。一次，他接到物业的电话，让他去拿免费莴苣和藕，去了以后却没拿到，对方称“都给了孤寡老人”。
三、出入证之难
一般而言，隔离满14天后，才能获得一张居住证。——作为出入社区的唯一证明，居住证牵动了无数人的心。
目前，全国多数小区社区采用的是纸质出入证。程序来看，不同社区的办理要求不尽相同。
以北京部分社区为例，办理出入证需提交租房协议原件和复印件，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居家观察知情书、健康码截图复印件、在京14天轨迹截图复印件等；但在上海、深圳的一些社区一般只需要隔离14天的证明，或者是身份证和复工证明。
北京某小区
从使用情况来看，纸质卡对于部分年老群体更方便；但同时存在容易折损、丢失等问题，由于纸质卡为临时制作，仿造成本较低，以售卖假证为主的灰色产业也应运而生。
比如在此次疫情爆发地武汉，因为城市施行封闭式管理，不少居民都没有出入证。据一位武汉居民透露，在他们当地，只有医生和干部拥有出入证，一般人如果想要获得，“一张出入证1万元以上”。
对于拥有出入证的个人来说，其好处不仅在于行动更加方便，而且他们还可以与生鲜平台、社区物业进行合作，在社区居民的物资采购过程中赚取更多收入。“搞个大卡车送货买菜，不知道有多赚钱”。
由于纸质卡只能写姓名、住址、手机号等，信息承载有效，无法实时更新，还存在各种管理漏洞。现在，为了提升效率，不少小区已经开始使用健康码来代替简单的纸质出入证。
这其中以深圳最为典型。——在全国这么多城市之中，深圳的数字化程度一直相对较高，例如在深圳坐地铁，扫描车厢内的二维码，如果同车厢有人确诊，有关方面就可以联系到车厢内的其他人。
健康码功能被集合在深圳市政府、腾讯联合开发的小程序中，其中包括隔离时间，近日体温等可以实时更新的信息，此外，小程序上还集合全国疫情状况、行程自查、复工复产、线上义诊、肺炎科普等便民功能。
“我们的出入证用了两天，管理员就感觉很鸡肋，第三天直接换健康码”，一位深圳宝安区公寓租户告诉《锐问》。
四、一次对话
以下是《锐问》与清华大学公关管理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教授的对话：
1、疫情期间，为什么有孩子、老人没有得到照顾？
疫情期间社区管理有一定特殊性，毕竟是以前并没遇到过的事情。
尤其是小区封闭以后，像老人或者小孩子，他自己没有能力去走最后一公里的时候，这块就可能会出现问题。
对于封闭隔离的住户，很多社区都提供了志愿者服务，这些服务者有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党员志愿者等，他们帮助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但我们也可以思考，未来是不是可以有更好的，更顺畅的，包括应用了互联网技术的一些管理手段。
2、没有一个官方的机制来做这样的事情吗？
政府在很多年来推行了网格化管理。大部分地方都有，细到楼栋长、单元长、社区网格员等层级，管理得非常细。但是，它的目标和资源倾向主要是监控社区信息变化、维护社会稳定安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机制，很难自下而上自主响应和解决居民的需求，所以也很难在疫情中发挥自治服务的作用。
3、为什么每个小区各自为政？
如果仅仅从宏观考虑城市没有新增病例，那么，在任务“分包负责”的机制下，各社区也会以最大化防止传播为导向。个人的权利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这一方面与政府指导性的意见和方针导向有关，另一方面具体到每个层级的决策者，还会有自己考量的很多因素，有的柔性一点，有的非常刚性，简单粗暴的做法就是反正给我的任务就是没有病例，其他都不管。我们看到很多国家控制相应比较松散，因为它不得不较多平衡到公民的权利。
实际上，我们看到各个省之间也缺乏相互协调。一级响应都是各省自己宣布的，而没有宣布国家的一级响应。实际会存在每个省自己保自己，因此，人员异地流动的时候，就可能出现一省放行出界、一省拒绝入界的情况，或者在一个省获得出行绿码了，到另一个省还要重复隔离等情况。责任一遍遍落实到各个小单元，各个小单元都是自己保自己，可能一个地方流动到另一个地方，中间就会经历十几道坎儿，都有自己的政策。
总体来说，还需要有两个视角的考虑，一是个人权利的视角，再就是，各行政区域之间统一协调的视角。
4、这也是无法实现信息互通和数字化的原因吗？有的城市就做到比较好。
肯定跟城市日常的技术、数字化水平有关。平时更多的用到了，紧急时候它就更容易去采纳，如果它平时都没有，就不太可能在紧急的时候创新，一定还会回到它最熟悉的、最传统的、最有经验的步骤。
实际上，北京也有一些数字化管理。比如机场可以扫码上报信息…… 但具体到小区，平日并没有这么日常的管理。目前数字化手段的应用也是比较狭义的，比如限于纸板内容输入电子版，这是比较形式上的信息化，真正应用到信息技术，应该要解决，数据的共享、动态管理、查询、参与等，可以打通和改进管理，不需要一遍遍的重复录入。
但是，这又跟体制有关系，如果各部门之间都是垂直管理的，一个部门只听上面的，平行部门之间是不互通的，也就不可能整合信息。
5、未来是否可能更加数字化？有风险吗？
从疫情管控的角度，做到精细化管理当然是有利的，比如你去商场，大数据可以告诉你几米内有密切接触者。当然，技术手段来看，可能还是有点差距，但长远来看，是有可能实现的。
不过，它涉及到隐私的问题。比如大数据已经覆盖到我每时每刻的精准定位，那么，谁掌握了这个数据，它实际上就掌握了人们各种各样的权利，甚至人的生命。——如果被滥用，这种危害是很大的。
所以，涉及到这种大数据管理的时候，一定需要平衡到公民权利，一定要有制约机制，或者说一定要有分散的机制，至少不能够由一个主体去这么全面地掌握我们所有人的所有信息，应该是每个主体都能掌握自己的权利，让每个人都有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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