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天氣晴好，遠處的航空發動機轟鳴聲，一刻不停。
凌晨4點鐘的順義，廣東省政府駐京辦工作組全體成員都見過，每天都見。
我是一個無神論者，但定在兩點半的鬧鈴響起的一瞬間，整個肉身突然彈射而起，木訥的定在那裡，彷彿在等待元神歸位。那是一種嘈雜的虛空、抽離的茫然，彷彿捱了一記重拳。
最早飛廣州的航班一般是8點30分，我們會在4點半出發，組長要在3點半做好任務分配，4家酒店，不同航班批次，不同的人數搭配不同的車輛。所以，最早起床時間在2點左右。
整個送機流程中，有三個關鍵節點：
一是通知。純手動撥號，電話號碼五花八門，國外的、男女朋友的、爸媽的甚至只有微信號，遇到不留號碼的、打不通的、關機的只能到酒店查房號打座機，無人應答還要上樓敲門叫起。到崗後，我平均每天要撥出63個電話。
二是集合。陌生人組成的團體，協調統一行動始終是難題，一群人等一個人的“悲劇”經常上演。
三是放行。分流工作的嚴謹之處在於流程上實現閉環，旅客送到酒店登記入住之後是無法外出的。工作人員必須對旅客的情況逐一核對，然後開出放行單。在120人手工填制的長達20頁的入住單上，以最快速度找出要帶走的30個人並迅速簽上自己的名字、電話和車牌號，似乎找到了限時填字遊戲的成就感。
轉運到航站樓之後，我們帶領旅客到不同的航司去辦理登機手續，做交接簽收，完成最後一個環節。
由於疫情，入境旅客要經過各項嚴格的防疫檢測，排隊與等候成為常態，多數人都體現出了難得的剋制與隱忍。
長途旅行的行李實在太多太大，在上下車的過程中，我們會提請男士幫助長者和女士，這個互動環節是漫漫旅程中的情緒調劑。
嚴格地講，為降低交叉感染的可能，應儘量不要幫旅客搬運行李，但這個舉動卻是每位組員下意識的行為，你無法眼睜睜看著一個小姑娘或者老人家拼盡全力去對付兩個33寸的旅行箱，這是本能反應。
人是情緒的動物，也是情感的動物。
一位帶著嬰兒的女士，因為搞錯航班陷入抓狂，甚至苛責我們的組員，我們不做任何回應，幫她推著嬰兒車，帶她去改簽機票，把她的行李拎上託運過磅機……最後，她說，“謝謝你們，你們辛苦了。”
感謝他人更是一種自我和解，讓自己迴歸平靜和理性。相比於這世間的無數種錯過，錯過一架航班實在是人生中最不起眼的錯過。
昨天碰上一對老年夫婦，隨身3個大行李箱，我拖兩個，請同行小夥拖一個。聽口音是廣東人，謙和而知禮，反覆說“實在是麻煩你們”，邊走邊攀談起來。我說曾經在深圳工作過10年，廣東是我的第二故鄉。老先生很欣喜，像長輩一樣盤問我婚否、娃幾個。老人是到美國看孫子孫女，原本多待些時日，但美國疫情越來越嚴重，兒子媳婦擔心老人家的身體，還是讓他們回到國內。孫子孫女都在美國出生，但粵語和普通話講得很好。老先生表示，小孩以後還得回國，還是中國安全。
我們的工作時間基本上從凌晨4點到下午4點，中間有七八個小時一直穿著防護服。我第一次上崗的時候，早晨習慣性喝一大杯水，結果麻煩來了。
首先要用免洗消毒凝膠洗手套，然後拉開防護拉鍊，脫下防護手套，去按標準洗手，完成釋放作業後，再次按標準洗手，穿上手套而後拉上防護拉鍊。
這是我在當時條件下能想到的最嚴謹操作了。
後來我問其他組員怎麼操作？他們說很簡單，出門不要喝水，8小時無煩惱。更加震撼的是新國展現場做分流的接送機組，在旅客暴增的那幾天，曾經出現連續24小時在崗，防護服不透氣，裡面的衣服都是溼透的，每個人鼻樑上都有一道深深的口罩勒痕。
沒有任何可借鑑的經驗，所有流程和操作都摸著石頭過河。面對數量不確定、時間不確定、感染風險不確定的諸多變量，工作組首先想到的仍然是完成任務、保衛首都。
有一次我跟羅警官討論工作安排，想盡力安排每個組員至少回到住地吃一次早飯或者午飯，沒吃早飯的一定回來吃午飯，吃過早飯的可以不吃午飯繼續堅持。
羅警官說，“這個簡單，我讓司機把盒飯送到指定酒店和航站樓”。
我立馬急了，我不允許組員在酒店和航站樓裡吃盒飯，都是旅客聚集的地方，太危險了。
羅警官猛拍桌子，“新國展的接機組，24小時值班，有誰不是在現場脫下防護服就吃？他們就不危險？！”
我頓時無言。
突然想起報到後第一次見面會，羅警官問17個新到隊員的第一句話。
“共產黨員，請舉手！”
供稿：謝新剛（深圳市政府駐京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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