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天气晴好，远处的航空发动机轰鸣声，一刻不停。
凌晨4点钟的顺义，广东省政府驻京办工作组全体成员都见过，每天都见。
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但定在两点半的闹铃响起的一瞬间，整个肉身突然弹射而起，木讷的定在那里，仿佛在等待元神归位。那是一种嘈杂的虚空、抽离的茫然，仿佛挨了一记重拳。
最早飞广州的航班一般是8点30分，我们会在4点半出发，组长要在3点半做好任务分配，4家酒店，不同航班批次，不同的人数搭配不同的车辆。所以，最早起床时间在2点左右。
整个送机流程中，有三个关键节点：
一是通知。纯手动拨号，电话号码五花八门，国外的、男女朋友的、爸妈的甚至只有微信号，遇到不留号码的、打不通的、关机的只能到酒店查房号打座机，无人应答还要上楼敲门叫起。到岗后，我平均每天要拨出63个电话。
二是集合。陌生人组成的团体，协调统一行动始终是难题，一群人等一个人的“悲剧”经常上演。
三是放行。分流工作的严谨之处在于流程上实现闭环，旅客送到酒店登记入住之后是无法外出的。工作人员必须对旅客的情况逐一核对，然后开出放行单。在120人手工填制的长达20页的入住单上，以最快速度找出要带走的30个人并迅速签上自己的名字、电话和车牌号，似乎找到了限时填字游戏的成就感。
转运到航站楼之后，我们带领旅客到不同的航司去办理登机手续，做交接签收，完成最后一个环节。
由于疫情，入境旅客要经过各项严格的防疫检测，排队与等候成为常态，多数人都体现出了难得的克制与隐忍。
长途旅行的行李实在太多太大，在上下车的过程中，我们会提请男士帮助长者和女士，这个互动环节是漫漫旅程中的情绪调剂。
严格地讲，为降低交叉感染的可能，应尽量不要帮旅客搬运行李，但这个举动却是每位组员下意识的行为，你无法眼睁睁看着一个小姑娘或者老人家拼尽全力去对付两个33寸的旅行箱，这是本能反应。
人是情绪的动物，也是情感的动物。
一位带着婴儿的女士，因为搞错航班陷入抓狂，甚至苛责我们的组员，我们不做任何回应，帮她推着婴儿车，带她去改签机票，把她的行李拎上托运过磅机……最后，她说，“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
感谢他人更是一种自我和解，让自己回归平静和理性。相比于这世间的无数种错过，错过一架航班实在是人生中最不起眼的错过。
昨天碰上一对老年夫妇，随身3个大行李箱，我拖两个，请同行小伙拖一个。听口音是广东人，谦和而知礼，反复说“实在是麻烦你们”，边走边攀谈起来。我说曾经在深圳工作过10年，广东是我的第二故乡。老先生很欣喜，像长辈一样盘问我婚否、娃几个。老人是到美国看孙子孙女，原本多待些时日，但美国疫情越来越严重，儿子媳妇担心老人家的身体，还是让他们回到国内。孙子孙女都在美国出生，但粤语和普通话讲得很好。老先生表示，小孩以后还得回国，还是中国安全。
我们的工作时间基本上从凌晨4点到下午4点，中间有七八个小时一直穿着防护服。我第一次上岗的时候，早晨习惯性喝一大杯水，结果麻烦来了。
首先要用免洗消毒凝胶洗手套，然后拉开防护拉链，脱下防护手套，去按标准洗手，完成释放作业后，再次按标准洗手，穿上手套而后拉上防护拉链。
这是我在当时条件下能想到的最严谨操作了。
后来我问其他组员怎么操作？他们说很简单，出门不要喝水，8小时无烦恼。更加震撼的是新国展现场做分流的接送机组，在旅客暴增的那几天，曾经出现连续24小时在岗，防护服不透气，里面的衣服都是湿透的，每个人鼻梁上都有一道深深的口罩勒痕。
没有任何可借鉴的经验，所有流程和操作都摸着石头过河。面对数量不确定、时间不确定、感染风险不确定的诸多变量，工作组首先想到的仍然是完成任务、保卫首都。
有一次我跟罗警官讨论工作安排，想尽力安排每个组员至少回到住地吃一次早饭或者午饭，没吃早饭的一定回来吃午饭，吃过早饭的可以不吃午饭继续坚持。
罗警官说，“这个简单，我让司机把盒饭送到指定酒店和航站楼”。
我立马急了，我不允许组员在酒店和航站楼里吃盒饭，都是旅客聚集的地方，太危险了。
罗警官猛拍桌子，“新国展的接机组，24小时值班，有谁不是在现场脱下防护服就吃？他们就不危险？！”
我顿时无言。
突然想起报到后第一次见面会，罗警官问17个新到队员的第一句话。
“共产党员，请举手！”
供稿：谢新刚（深圳市政府驻京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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