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末以來，拉美地區出現了一股左翼政治浪潮，對此前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及其意識形態霸權發起強勢挑戰。這股政治力量反思傳統增長理念和新自由主義的缺陷，提出了“新發展主義”和“21世紀社會主義”，並據此進行了廣泛的政策調整和改革，就替代發展模式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提出新的發展理念
20世紀90年代以來，拉美左翼運動嚴正聲討、批判新自由主義，積極推動對發展問題的反思，並提出新的發展理念。左翼政黨和政治領袖號召“拓寬對發展的討論”，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重新思考發展問題”。他們認為，應超越“增長即發展”的理念，聚焦社會規則和制度的變化，將經濟嵌入社會，尋求一種基於團結、社會正義、人類和環境都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模式；將“大自然母親”的價值觀列為重要發展目標；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尋求發展的人性化，將發展與消費主義、物質主義和西方過去的偏見區別開來，將爭取變革的社會政治計劃與集體主義、女權主義、土著價值觀、擴大政治參與、社會正義、環保主義等觀念結合起來。
20世紀90年代以後，拉美左翼摒棄了傳統左翼的一些激進主張，一般不再追求武裝革命，理念也相對溫和。他們主張“以一種更加民主的方式對資源進行更為高效的配置，反對扼殺創新和個人選擇”。他們還嚴厲批判市場原教旨主義，認為自動的“滴漏效應”是不夠的，還需要通過一劑國家干預之藥，來公平分配增長的果實。
尋找替代發展方案
基於新的發展理念，拉美左翼提出了兩種不同的替代發展方案。巴西、阿根廷、智利、烏拉圭等國的溫和左翼政府充分認識到新自由主義過度強調市場作用和發展主義全面國家干預的缺陷，提出了“新發展主義”，既提倡“強大國家”，又正視市場的積極作用。一方面，他們承認國家在培育和推動經濟發展方面的積極作用，認為要使市場正常運轉，需要國家這個舵手對市場失靈做出彌補。另一方面，他們認識到廣泛的國家干預會約束和限制經濟增長，因而承認市場對資源配置的調節作用，重視在本國建立競爭性的營商環境、提高國有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實施競爭性的匯率管理制度。此外，溫和左翼政府試圖與國內外跨國資本、有組織工人運動及部分邊緣人口構建戰略性的“新發展主義聯盟”，在擴展社會基礎的同時，促進邊緣人口融入政治經濟發展進程。在對外關係領域，“新發展主義”接受全球化，承認拉美國家作為初級產品出口國的經濟地位，主張在國家引導下融入世界市場，積極推動本國企業在全球範圍內進行廣泛競爭，以此挑戰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和霸權。
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等國的激進左翼政府則主張建設“21世紀社會主義”，試圖以更為激進的方式建立新自由主義的替代模式。以委內瑞拉查韋斯政府在20世紀末掀起拉美“粉色浪潮”最為激進，其最先提出“21世紀社會主義”，著眼於對整個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進行深入改造。在其影響下，玻利維亞莫拉萊斯提出“社群社會主義”，即“建立在團結、互惠、社群與共識基礎之上的經濟模式”；厄瓜多爾科雷亞提出“美好生活社會主義”，要將“為少數人服務的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改變成為公共和普遍利益服務的真正人民的國家”。作為一種替代發展模式，“21世紀社會主義”具有鮮明的特徵。一是試圖推進政治經濟和社會政策的根本轉變。二是挑戰使舊社會秩序合法化的傳統思想，反對新自由主義時期盛行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國家與社會概念，將道德和倫理要素融入發展目標。三是具有鮮明的本國特色，強調每個國家在種族、民族、地理和文化等方面的多樣性和特殊性，強化對國家、歷史、種族和公民身份的新認識。四是主張對20世紀歐洲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成就、缺陷與錯誤進行重新評估、批判和反思，從馬里亞特吉及其他拉美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中汲取有益經驗，實現馬克思主義的“拉美化”。
推進政策調整
拉美左翼執政後，將所主張的替代發展模式付諸實踐，轉變為一系列具體政策。在經濟領域，溫和左翼的政策調整較為謹慎，主要變化表現在實施了有選擇的而非全面的國家干預，例如有選擇性地加強對價格、外匯和投資的控制，有選擇性地或臨時性地採取出口免稅或配額制度。在涉及所有權這一根本問題的國有化和土地改革方面，溫和左翼政府態度較為謹慎，而激進左翼政府則採取諸多大膽措施。這包括以直接沒收或提高國有股份比重等方式對許多具有戰略性意義的部門和企業實施國有化；實施土地改革，改變農村土地所有制結構，以解決根深蒂固的土地分配不公問題；對稅制、價格機制和貨幣政策進行調整。
在社會領域，拉美左翼將改善民生、削減貧困和促進社會公平作為政府的優先議程。其採取的措施有：擴大原有目標型社會救助計劃的覆蓋範圍，提高救助力度，從而使更多人口從中受益；建立新的、針對極端貧困和弱勢群體的臨時性救助和保護計劃；針對某些特定社會問題實施了無條件救助政策，如委內瑞拉的“社會使命計劃”；改革勞工政策，調整勞資關係，提高最低工資等。此外，拉美左翼政府有強烈的獨立自主意識，倡導“南南合作”、地區一體化和區域合作。
產生雙重影響
拉美左翼政府強調社會公平和再分配，通過國家的積極干預來實現減貧和財產、權力的再分配，促進經濟發展，是對新自由主義模式和“華盛頓共識”的糾偏。他們對國家的作用和地位進行了重新界定，承認其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將其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代理人。這不僅摒棄了市場原教旨主義，也對構建新型國家—市場關係進行了有益嘗試。
但是，拉美左翼提出的替代方案存在諸多的脆弱性，不具有可持續性。他們藉助2003—2008年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帶來的財政收入大幅提高，開展社會再分配和福利擴張計劃，卻沒能抓住這一有利時機進行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拉美國家在全球市場中的依附地位和對初級產品出口的依賴不但沒有得到根本改變，反而變得更為深刻。2015年以後，持續10多年的拉美“粉色浪潮”開始衰退。右翼政府陸續上臺，對原左翼政府的政策進行了大幅度調整，拉美政治生態進入新階段。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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