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聽到儒家，一般認為是很溫和仁愛的。古代人用聲訓的方法來解釋儒，《說文》裡說，儒者，柔也。“儒”和“柔”古音是比較相近的。《漢書》裡也說漢元帝“柔仁好儒”，顯得慈善。當然，從總體來說，儒家確實宣揚仁愛，法家更刻薄寡恩。但是，至少就漢朝興起的儒家來說，它在某些方面，卻呈現出一種比法家還殘酷的特點，我們可以舉例來說說。
眾所周知，戰國時代最後一個大儒荀子，和法家有密切關係，他的兩個有名的弟子李斯和韓非，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斯沒有什麼著作，但長期為秦始皇服務，以殘酷著稱。韓非子則寫了一本黑暗之書，系統闡述法家的治國理想，強調國家只需要農民和戰士，不需要文化，甚至說，除了法律書，不需要其他書籍存在。
儒家和法家結盟，可能有現實要求的因素在內，因此，戰國末年的儒家，至少有一些是尋求治道，和法家結合的。余英時先生曾指出，幫助高祖打天下的叔孫通，就是一個摻雜法家思想的儒生。那個時代的儒生，早已與時俱進，吸收了法家的殘酷部分，打造出了一個新儒家。思想，也是層疊積累的，但是如果你說他們摻雜了法家思想，他們也許不會高興。
劉邦剛平定天下的時候，宴饗群臣，那些將相都不知理解，喝醉了狂呼，跟鄉村請喜酒一樣。還有的甚至拔劍擊柱，吹噓自己的功勞。劉邦很煩。叔孫通說，我來教他們禮法。劉邦答應了。
漢七年的十月新年，長樂宮落成典禮那一天，諸侯功臣們都來覲見劉邦。叔孫通命令主管官員把群臣一個個引入大殿，廷中陳列滿了警衛，都全副武裝。贊禮的官員叫“疾走”，群臣就要疾走；叫“跪”，群臣就得跪。文官站在東邊，武官站在西邊，一絲也不能亂。不聽話的就拖出去治罪，搞得往日不講禮節的將相們都戰戰兢兢，必恭必敬。劉邦看在眼裡，喜上心頭，開心地大叫道：“厲害！今天才知道當皇帝可以這樣。”
我們知道，春秋時代的諸侯對卿大夫宴饗，是言笑晏晏，賓主都很講禮節的，絕對不像這樣，君臣之間地位相隔天壤。而且，那時國家的規模小，貴族力量大，搞不成劉邦奴婢群臣那種樣子。漢朝的識字課本《倉頡篇》裡說：“漢兼天下，海內並側。”才有這種氣勢，這種儒家，實際上已經和法家差不多，也尊君卑臣。而且法家比較講究實用，不喜歡繁文縟節。儒家卻擅長搞大場面，比如武帝時的封禪泰山，這種無聊的把戲，就是在儒家的鼓動下搞的。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還因為生病，無法去現場觀禮，氣得吐血，鬱郁而亡。你想想，他們劉家的代入感有多強。
另外，我們看一個故事。
漢景帝時代，有個齊地的儒生叫轅固，是《詩經》博士，也就是皇帝身邊的顧問。皇帝的老媽竇太后不喜歡儒學，有一次召問他，問《老子》這個書怎麼樣。轅固竟然說：“此家人言耳。”當時的老百姓一般稱為“家人”，轅固的意思是：都是些普通老百姓、童僕之類下等人喜歡的東西，意思不大。
竇太后火冒三丈，罵道：“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在漢代，司空是管理囚犯的官員，城旦是一種刑徒的名字，據說是這種刑徒每到天矇矇亮，就要被趕起來築城，所以叫城旦，我個人不相信這個說法，而認為是個連綿詞，這是題外話，暫且不說。竇太后的意思是，你他媽那才是跟刑律有關的書呢？說完這句話，她下令將轅固扔到猛獸圈裡去，和野豬搏鬥。轅固那時大概已經七老八十，好在景帝不忍，給了他一支鋒利的武器，竟然把野豬刺死了。
從中可以看出，竇太后夠殘忍的，但她為什麼說儒家更殘忍呢？這也是有原因的。當時的儒家多學習《公羊傳》，董仲舒就是漢景帝時期開始出仕為博士的，很多朝廷政策，已經開始潛移默化受到公羊家的影響。《公羊傳》是齊地的學問，而轅固也是齊地人，又都是儒生，所以竇太后把這些人都看成一夥。而《公羊傳》喜歡以春秋決獄，原心定罪，我們所知道的三綱五常，就是董仲舒提出來的，其實這些觀點原先是法家的，後來被儒家借用。清代的俞正燮曾經指出，《公羊傳》集酷吏佞臣之言，附之經義，漢人便之，謂之通經致用。還說，其時的公羊家，慘刻過申不害、商鞅，而託名儒者。當然，其思想本來也來自先秦，在漢代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俞正燮的說法有沒有道理呢？應該是有一定道理的，為什麼這麼說？我們可以舉兩個例子說明。
我們知道，漢武帝雖然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好像一副很仁慈的樣子，但實際上，大家都知道，《漢書·酷吏傳》裡，大半的酷吏都是出自武帝一朝，他以“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而聞名。意思是，敢於把小案辦成大案的，即使有錯，也可以容忍；但把大案辦成小案的，必定殺頭，這在法律上，叫“見知故縱”。
漢武帝為什麼這麼做，跟他有公羊儒學作為支持，是有很大關係的。公羊學發揮重大作用，首先是定於一尊，尊君卑臣，給皇帝的無上權威戴上了合法的理論，從此皇帝更可以為所欲為，而且還能佔據道德制高點。
首先我們來看看淮南王劉安的大獄。
元狩元年十一月，也就是公元前122年，淮南王劉安謀反事件。
淮南王劉安，他的父親淮南王劉長，是被文帝活活餓死的。之後，文帝為了挽回自己殺弟的不好名聲，把劉長的三個兒子都封為王。劉安最大。
史書上記載，劉安這個人品行不錯，喜歡讀書鼓琴，不喜歡打獵玩樂，老百姓都很尊敬他。他很有才華，手下有一幫人，文章寫得好，漢武帝也喜歡跟他交往，經常給他寫信和賜給他東西。而且很心虛，每次寫好了草稿，都要讓司馬相如等人看過，再謄清寄出去。如果來朝，武帝和他談論方術，總是超越了規定時間，到晚上才會結束，可見對這個叔叔簡直有些崇拜。
這樣的人怎麼會謀反呢？一般史家都認為，這是冤枉，就是說漢武帝覺得他勢力大，想搞死他。到底是不是，我們不知道。但可能性是很大的。
史書記載，他謀反的前後始末很複雜，咱們不多說。要點就是希望武帝不會生兒子，我們知道，武帝是二十九歲才有了第一個兒子，這當然就比較晚了。於是淮南王劉安就希望，最好武帝永遠不生兒子，自己就有機會。其實怎麼可能，論親疏，怎麼也輪不上他啊。他只是劉邦的孫子，人家景帝的孩子還很多在世呢。
但是還得有人告發，是淮南王的孫子劉建對自己的爺爺偏心不滿，因為劉建的爸爸劉不害是孽子，也就是庶出，不受寵愛，相當於《紅樓夢》裡的賈環。劉建很不滿，就派人去長安告發爺爺，說知道爺爺的很多造反秘密。
武帝一聽，就下令逮捕淮南王父子，以及一切於此有瓜葛的人。
他派去全權處理此事的人，叫呂步舒，去處理這件事的時候，給他頒賜了斧鉞，允許他便宜從事。為什麼派呂步舒去呢？因為呂步舒是董仲舒的弟子，精通《公羊春秋》。漢武帝要他以《公羊春秋》的經義斷這個案子，無需請示皇帝。
呂步舒果然沒有辜負漢武帝的期望，他窮治此案。其實劉安從來沒發過一兵一卒，拿到現在來看，沒有行動，即使有想法，也不能判罪。但是用“春秋決獄”就好辦了。春秋決獄主要的要點就是“原心定罪”，《公羊傳》裡常用的一句話是：“君親無將，將即反。”也就是說，不要想做壞事，一旦想了就等同於做了，就要殺頭。總之，絲想飯醉，就是十惡不赦。這當然比法家殘酷多了，法家斷罪，一般來說，還是看行動的，至少不會狠挖私字一閃念。
呂步舒治理淮南王的案件，左右牽連，最後總共殺了幾萬人，其殘酷可見一斑。他回去覆命，武帝大悅。讀過《漢書》，我們就知道，武帝曾經多次派使者出去抓捕盜賊，看誰稱職。一般兇悍殺人多的，他就認為稱職；殺人少的，他就認為不稱職，就馬上罷免，王莽的曾祖父王賀，曾經被武帝派去下面督捕盜賊，因為不忍心殺人，就被免職了，而跟他一起派出去的使者，多的殺了上萬，就升得很大。呂步舒能讓漢武帝滿意，殺人不多是不行的。
有時候也不僅僅是原心定罪，而是附會《春秋》經文，來為自己的辯論找理論依據。而這個依據，其實是很模糊的，有時雙方都引《春秋》為證，而得出的結論完全相反，這就要看皇帝的意思了。說白了，所謂《春秋》決獄，其實就成了皇帝迫害人的工具。
比如有個叫徐偃的人，是漢武帝的博士，他奉命去關東視察。道膠東和魯國的時候，他假傳聖旨，讓當地鼓鑄鹽鐵，回來後調任太常丞，從比六百石升到千石，本來沒什麼事。當時的御史大夫叫張湯，是有名的酷吏，不知為什麼，他不樂意了，他劾奏徐偃“矯制大害”（法律用語，指偽造詔書，造成了巨大危害），當判死刑。徐偃就用《春秋》決獄為自己辯解，說，古代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專之可也。意思是隻要對百姓有利，可便宜從事。
他說得很有道理，張湯沒辦法，但又不甘心。於是武帝下詔問另一個寵臣終軍，終軍就是那個王勃《滕王閣序》裡誇過的人，他並不是什麼好人，知道武帝兇殘，自然曲意逢迎，就抓徐偃的漏洞，說：“古代天下很多諸侯，國家沒有統一，百里就不通，安危之勢，瞬息就會產生變化，所以大夫需要全權委託，便宜行事。現在天下一統，正如春秋所說‘王者無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竟然還說什麼出疆，出的哪門子疆？難道你想分獵詛國不成？我看你就是想沽名釣譽，向百姓賣好。”
徐偃一聽傻眼，只好服罪，丟了性命。他的丟性命，其實還是武帝想殺他，而不是他說得不對。雖然說當時天下一統，但是那時交通不便，出了首都，便宜從事，也是必要的。當年河內郡失火，武帝派汲黯去視察，汲黯走到河南郡，見正遭水災，饑民塞路，父子相食，餓死溝壑者不計其數，他也矯制開倉放糧，武帝也沒有說什麼。為什麼這次就要殺徐偃呢？還是心裡有了疙瘩。況且《春秋》經義模糊，當年他的另一個大臣莊助曾經給武帝寫信，把自己比作兒子，把武帝比作母親，完全是扯淡。但武帝也沒有說什麼。總之，模糊性是很強的。
當然，這還不算什麼，畢竟徐偃矯制了，不管怎麼樣都該處罰，雖然被處死是殘酷了點。相比他，一個叫顏異的人，那才是真冤。
顏異，是苦孩子出身，早年當過亭長，漢武帝時期任大司農，以廉潔正直著稱。他被處死的原因很荒誕，叫作“腹誹”，也就是說，對皇帝的某項政策，雖然沒表示異議，但嘴唇動了一下。因此被處死。
這件事的始末是什麼呢？要從漢武帝征討匈奴的事情說起。
武帝在位時，好大喜功，一直髮兵征伐匈奴。打仗是個很費錢的事，《孫子兵法》裡說了，不到萬不得已，千萬不要打仗。很快，他就把文景之治攢下的家當敗光了。但這個人很狡猾，他又不想像其他皇帝那樣給百姓加稅，因為他深知，加稅造成百姓日益貧困，他的政權也不穩。所以，他首先打富人的主意，出售爵位。
有了爵位，可以免刑或者減輕刑罰，這是富人願意的。但是老百姓不高興。你有錢了就可以免刑，我們怎麼辦？這樣下去也會政權不穩。武帝就想辦法也讓富人有其他的不好過，比如鼓勵貴族給國家捐款，但是貴族都妝聾做啞。繼而採用的辦法是改造錢幣，比如把一張白鹿皮截成一尺見方，就可以值四十萬錢，相當於四個中產之家的全部家產。這項政策雖然靠著強硬的政策施行，而且命令諸侯王朝覲聘享的時候，一定要用皮幣當成玉璧的鋪墊，但顯然是一種強買強賣的行為。這意味著，王朝只要多殺一些上林苑裡數目繁多的白鹿，就可以換來他人的鉅萬家資。
當然，武帝採用的政策還有很多，比如鹽鐵專賣，算緡錢等等，都是對富人不利的政策。其實也就是國家壟斷經濟的方針，這樣當然民可以不加賦，就像吳王劉濞煮鹽鑄銅，也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可有產階級也徹底消滅了，這是漢武帝的一個很狡猾的政策。一方面打擊了豪強，一方面搞到了軍費，另一方面，百姓還不怎麼恨他，因為大家都赤貧了，往常那些富得流油的鄰居，現在也吃糠咽菜，看著就心裡舒坦。
但是他搞白鹿皮這事，很多官吏是不開心的，因為這不但是強買強賣，而且違背經濟規律，等於濫發貨幣，後果不堪設想。大司農顏異，相當於現在的財政大臣，當家知道柴米貴，知道這樣搞不行。但他也沒敢妄義什麼，卻依舊被人告發了，說他有一次和客人說話，客人說，這個命令剛下，頗有些不方便，不大好。顏異竟沒有回應，只是嘴唇微微動了一下。張湯立刻就上奏武帝，說顏異身為九卿，見法令不合適，不向皇帝勸諫，而是腹誹，應當處死。
腹誹處人死罪，就是《春秋》的原心定罪。雖然說秦律殘酷，但究竟循名責實，做了才算數，哪怕是說了，也可以算是“不敬”，定罪也有依據。可是人家顏異既沒有做，也沒有說，怎麼就能定罪呢？張湯的理由是，這個人心壞。心壞就沒救了。《春秋》的原心定罪就是，看你的心善還是心惡，心善，做了壞事，只當是無心之失；心惡，什麼也沒做，也要處死。
從此之後，“有腹誹之法比，而大臣多苟合取容矣”。從此之後，風氣就壞了，動動嘴唇就處死，誰還敢說話，大漢的江山很危險。而這種殘酷，確實也是前無古人。
不過，我們有一點必須清楚，以《春秋》經義斷案，消滅人的肉體，固然殘酷。但漢武帝的目的並不僅僅在此。秦漢律法殘酷，也沒有什麼仁權可講，一進了監獄，往往屈打成招。可以這麼說，皇帝要讓你死，他總能找得到相關律令，要不怎麼說舞文弄法呢。當年張湯就是這樣，他判案，遵循“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意思是，看皇帝的意思，如果是皇帝想加罪的，就派很壞的獄吏去斷；皇帝想寬恕的，就派比較仁慈的獄吏去斷。所以秦漢商鞅以來的法家，說法制，別說法不責皇帝，就連一般的斷案，都有很大彈性。所以，皇帝基本想殺誰，都能做到，但為什麼漢武帝還想緣飾以經義呢？
這是因為光殺掉他們的肉體還不行，還得摧殘他們的精神。
我們再拿淮南王的案子來說。漢文帝除掉劉長，他還比較擔心，怕天下百姓說他是貪圖淮南國的土地，另外還有故意殺弟的壞名聲。漢武帝殺掉劉安，他就沒有任何擔心了，至少史書上沒有提這事。按說淮南王是你叔父輩的，以前你也對他很好，他名聲也不差，怎麼殺他的時候，武帝就一點都不在乎輿論了呢？
因為他有了理論武器。
在判決劉安案件的時候，其他大臣都引用律令，只有膠西王劉端更敏銳，他高屋建瓴地引用了《春秋》，說“人臣無將，將而誅”，也就是隻要有想法，就該誅殺，何況還從劉安家搜出所謂的印信，還有人告發，罪行比將還重，殺他沒商量，沒心理負擔。別說旁人，只怕就算劉安本人，也會覺得自己罪有應得。洗腦的能力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清代的戴震說過一句沉痛的話：“以法殺人，猶有憐之者；以理殺人，其誰憐之？”意思是，觸犯法律被殺，大家覺得還很可憐；如果他違背某個意識形態，比如被指為不孝，不愛國，不忠，漢奸，有辱名節，因為這些意識形態被殺，不但死有餘辜，大家還會唾罵。漢代選撥官吏，也開始要求意識形態最正確，元朔元年冬十一月，有一份詔書就這麼說：“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
這份詔書很耐人尋味，就是說，要大家舉賢，以便移風易俗。需要兩種賢人，一種是孝，一種是廉。孝是國家意時形態，必須的。廉，則是官吏個人的品質兼治理才能，不是意時形態。但不舉孝，就認為是不奉詔，這是很嚴厲的罪名，廢格明詔，搞得不好要處死刑。以“不敬論”，至少要受處罰。但不察廉只是不勝任，免職了事。
所以，漢武帝興儒學，就是要樹立他自己的意時形態，為他的殺伐尋找更好的理論依據。
我們可以再舉一個例子，李廣的孫子李陵，他也是這種意時形態的受害者。
李陵家世代為將，擅長騎射。公元前99年，漢武帝又發兵，派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帶騎兵三萬出征匈奴。戰前，漢武帝召見李陵，令他為李廣利軍監護輜重。李陵不肯，想獨當一面。武帝應允，但說國家戰馬不足，所以李陵承諾，自己願意率步兵出征。
於是李陵率五千名步兵從居延北行軍一個月，在浚稽山與且鞮侯單于的三萬騎兵遭遇，匈奴軍將漢軍圍在兩山之間。漢軍以輜重車為營，佈陣於營外，前列士兵持戟盾，後列士兵持弓箭。匈奴見漢軍人少，便向漢軍進攻，結果遭到漢軍千弩急射，匈奴兵應弦而倒，被迫退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急調左右部八萬餘騎並擊李陵，李陵且戰且退，士兵傷重者臥於車上，傷輕者推車，再輕者持兵器搏戰。第二日再戰，斬首三千餘級。行十餘日，到達一個大澤中，澤中多蘆葦，匈奴順風放火，漢軍亦縱火，預先燒周圍的蘆草以自救。退至某山，單于派兵攻擊，李陵與匈奴兵步戰於樹林中，斬殺數千人。又發連弩射單于，單于逃走。單于見李陵部卒勇銳，久戰不下，又漸近漢塞，便想退兵，問部下：“這是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逗引我南近漢朝邊塞，不會有伏兵吧？”諸將說：“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羞死人，以後還怎麼號令部下，漢朝也會看不起我國。”於是單于再次號令進攻李陵。當時，兩軍一日戰數十次，漢軍又傷殺匈奴二千餘人。匈奴見形勢對已不利，再次想退兵。
但這時漢兵中出了個叛徒，一個叫管敢的下級軍官被上司侮辱，投降匈奴，說：“李陵軍沒有援兵，箭也差不多射光了，只有他自己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為前行，以黃與白為幟，如果你老人家派精騎射之，馬上就可以搞定。”
單于大喜，便派騎兵合攻漢軍，並大聲疾呼：“李陵、韓延年快快投降！”漢軍在谷中，匈奴在山上，四面對射，矢如雨下。漢軍南撤，未至鞮汗山，箭矢射光，尚有三千餘人，以短刀，車輻為武器，退至一峽谷內，被匈奴阻斷後路。單于隱藏在漢軍身後，在角落裡向漢軍投石，漢軍多數戰死，無法前行。黃昏後，李陵穿便衣獨步出營，良久而還，長嘆說：“兵敗，完蛋了！”軍吏說：“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為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李陵說：“廢話！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斬盡旌旗，將珍寶埋於地中。還慨嘆說：“再有幾十支箭，足以脫身。可惜可惜，只有天明等死了！你們，趕快做鳥獸散吧，總有幾個能逃回國，歸報天子。”夜半李陵與成安侯韓延年率壯士十餘人突圍，被匈奴數千騎兵追擊，韓延年戰死，李陵遂降匈奴。
可以這麼說，在這場戰爭中，李陵對得起漢朝了，要在現代社會，李陵簡直算個民族英雄。而且是漢武帝失策，沒有及時派人援助。所以漢武帝自己也知道對不起李陵。後來漢武帝又派公孫敖去打匈奴，公孫敖無功而還，怕被責備，就胡編說：“捕得生口，說李陵教單于為兵抵擋我軍，所以臣無所得。”武帝大怒，遂將李陵母弟妻子全部誅殺，史書上說：“隴西士大夫都以李氏為愧。”
這點很重要，隴西士大夫都以姓李為愧，人家李陵沒有辜負漢朝，漢朝殺了人家全家，姓李的自己倒抬不頭來。這如果不發生在絲想洗惱之後，能這樣嗎？
最重要的是，就連李陵最後也認同了這番理論。史書記載，後來蘇武出使西域，被匈奴捕獲。單于就叫李陵和另一個降將衛律去勸降，蘇武堅決不答應。最後李陵哭著說：“嗟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這句話，我每次讀，總不免廢書長嘆。漢朝負李陵多矣，李陵當與之不共戴天，而反稱己之罪上通於天，可知意時形態對人心靈之傷害，由來已久，深入骨髓，亦可知武帝對意時形態大廈之營建，極為成功。
所以，漢武帝的獨尊儒術，並不是想學儒家的柔仁好儒，而是想打造一個意時形態，方便他殺人，讓大家覺得，他殺人殺得對，被殺者死有餘辜。這樣，漢武帝殺起人來就更沒有什麼心理負擔。
也正因為如此，我們不能不承認，漢武帝時期的儒家禮教充滿血腥。
閱讀更多 哈哈農夫的書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