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听到儒家，一般认为是很温和仁爱的。古代人用声训的方法来解释儒，《说文》里说，儒者，柔也。“儒”和“柔”古音是比较相近的。《汉书》里也说汉元帝“柔仁好儒”，显得慈善。当然，从总体来说，儒家确实宣扬仁爱，法家更刻薄寡恩。但是，至少就汉朝兴起的儒家来说，它在某些方面，却呈现出一种比法家还残酷的特点，我们可以举例来说说。
众所周知，战国时代最后一个大儒荀子，和法家有密切关系，他的两个有名的弟子李斯和韩非，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李斯没有什么著作，但长期为秦始皇服务，以残酷著称。韩非子则写了一本黑暗之书，系统阐述法家的治国理想，强调国家只需要农民和战士，不需要文化，甚至说，除了法律书，不需要其他书籍存在。
儒家和法家结盟，可能有现实要求的因素在内，因此，战国末年的儒家，至少有一些是寻求治道，和法家结合的。余英时先生曾指出，帮助高祖打天下的叔孙通，就是一个掺杂法家思想的儒生。那个时代的儒生，早已与时俱进，吸收了法家的残酷部分，打造出了一个新儒家。思想，也是层叠积累的，但是如果你说他们掺杂了法家思想，他们也许不会高兴。
刘邦刚平定天下的时候，宴飨群臣，那些将相都不知理解，喝醉了狂呼，跟乡村请喜酒一样。还有的甚至拔剑击柱，吹嘘自己的功劳。刘邦很烦。叔孙通说，我来教他们礼法。刘邦答应了。
汉七年的十月新年，长乐宫落成典礼那一天，诸侯功臣们都来觐见刘邦。叔孙通命令主管官员把群臣一个个引入大殿，廷中陈列满了警卫，都全副武装。赞礼的官员叫“疾走”，群臣就要疾走；叫“跪”，群臣就得跪。文官站在东边，武官站在西边，一丝也不能乱。不听话的就拖出去治罪，搞得往日不讲礼节的将相们都战战兢兢，必恭必敬。刘邦看在眼里，喜上心头，开心地大叫道：“厉害！今天才知道当皇帝可以这样。”
我们知道，春秋时代的诸侯对卿大夫宴飨，是言笑晏晏，宾主都很讲礼节的，绝对不像这样，君臣之间地位相隔天壤。而且，那时国家的规模小，贵族力量大，搞不成刘邦奴婢群臣那种样子。汉朝的识字课本《仓颉篇》里说：“汉兼天下，海内并侧。”才有这种气势，这种儒家，实际上已经和法家差不多，也尊君卑臣。而且法家比较讲究实用，不喜欢繁文缛节。儒家却擅长搞大场面，比如武帝时的封禅泰山，这种无聊的把戏，就是在儒家的鼓动下搞的。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还因为生病，无法去现场观礼，气得吐血，郁郁而亡。你想想，他们刘家的代入感有多强。
另外，我们看一个故事。
汉景帝时代，有个齐地的儒生叫辕固，是《诗经》博士，也就是皇帝身边的顾问。皇帝的老妈窦太后不喜欢儒学，有一次召问他，问《老子》这个书怎么样。辕固竟然说：“此家人言耳。”当时的老百姓一般称为“家人”，辕固的意思是：都是些普通老百姓、童仆之类下等人喜欢的东西，意思不大。
窦太后火冒三丈，骂道：“安得司空城旦书乎？”在汉代，司空是管理囚犯的官员，城旦是一种刑徒的名字，据说是这种刑徒每到天蒙蒙亮，就要被赶起来筑城，所以叫城旦，我个人不相信这个说法，而认为是个连绵词，这是题外话，暂且不说。窦太后的意思是，你他妈那才是跟刑律有关的书呢？说完这句话，她下令将辕固扔到猛兽圈里去，和野猪搏斗。辕固那时大概已经七老八十，好在景帝不忍，给了他一支锋利的武器，竟然把野猪刺死了。
从中可以看出，窦太后够残忍的，但她为什么说儒家更残忍呢？这也是有原因的。当时的儒家多学习《公羊传》，董仲舒就是汉景帝时期开始出仕为博士的，很多朝廷政策，已经开始潜移默化受到公羊家的影响。《公羊传》是齐地的学问，而辕固也是齐地人，又都是儒生，所以窦太后把这些人都看成一伙。而《公羊传》喜欢以春秋决狱，原心定罪，我们所知道的三纲五常，就是董仲舒提出来的，其实这些观点原先是法家的，后来被儒家借用。清代的俞正燮曾经指出，《公羊传》集酷吏佞臣之言，附之经义，汉人便之，谓之通经致用。还说，其时的公羊家，惨刻过申不害、商鞅，而托名儒者。当然，其思想本来也来自先秦，在汉代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俞正燮的说法有没有道理呢？应该是有一定道理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说明。
我们知道，汉武帝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好像一副很仁慈的样子，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汉书·酷吏传》里，大半的酷吏都是出自武帝一朝，他以“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而闻名。意思是，敢于把小案办成大案的，即使有错，也可以容忍；但把大案办成小案的，必定杀头，这在法律上，叫“见知故纵”。
汉武帝为什么这么做，跟他有公羊儒学作为支持，是有很大关系的。公羊学发挥重大作用，首先是定于一尊，尊君卑臣，给皇帝的无上权威戴上了合法的理论，从此皇帝更可以为所欲为，而且还能占据道德制高点。
首先我们来看看淮南王刘安的大狱。
元狩元年十一月，也就是公元前122年，淮南王刘安谋反事件。
淮南王刘安，他的父亲淮南王刘长，是被文帝活活饿死的。之后，文帝为了挽回自己杀弟的不好名声，把刘长的三个儿子都封为王。刘安最大。
史书上记载，刘安这个人品行不错，喜欢读书鼓琴，不喜欢打猎玩乐，老百姓都很尊敬他。他很有才华，手下有一帮人，文章写得好，汉武帝也喜欢跟他交往，经常给他写信和赐给他东西。而且很心虚，每次写好了草稿，都要让司马相如等人看过，再誊清寄出去。如果来朝，武帝和他谈论方术，总是超越了规定时间，到晚上才会结束，可见对这个叔叔简直有些崇拜。
这样的人怎么会谋反呢？一般史家都认为，这是冤枉，就是说汉武帝觉得他势力大，想搞死他。到底是不是，我们不知道。但可能性是很大的。
史书记载，他谋反的前后始末很复杂，咱们不多说。要点就是希望武帝不会生儿子，我们知道，武帝是二十九岁才有了第一个儿子，这当然就比较晚了。于是淮南王刘安就希望，最好武帝永远不生儿子，自己就有机会。其实怎么可能，论亲疏，怎么也轮不上他啊。他只是刘邦的孙子，人家景帝的孩子还很多在世呢。
但是还得有人告发，是淮南王的孙子刘建对自己的爷爷偏心不满，因为刘建的爸爸刘不害是孽子，也就是庶出，不受宠爱，相当于《红楼梦》里的贾环。刘建很不满，就派人去长安告发爷爷，说知道爷爷的很多造反秘密。
武帝一听，就下令逮捕淮南王父子，以及一切于此有瓜葛的人。
他派去全权处理此事的人，叫吕步舒，去处理这件事的时候，给他颁赐了斧钺，允许他便宜从事。为什么派吕步舒去呢？因为吕步舒是董仲舒的弟子，精通《公羊春秋》。汉武帝要他以《公羊春秋》的经义断这个案子，无需请示皇帝。
吕步舒果然没有辜负汉武帝的期望，他穷治此案。其实刘安从来没发过一兵一卒，拿到现在来看，没有行动，即使有想法，也不能判罪。但是用“春秋决狱”就好办了。春秋决狱主要的要点就是“原心定罪”，《公羊传》里常用的一句话是：“君亲无将，将即反。”也就是说，不要想做坏事，一旦想了就等同于做了，就要杀头。总之，丝想饭醉，就是十恶不赦。这当然比法家残酷多了，法家断罪，一般来说，还是看行动的，至少不会狠挖私字一闪念。
吕步舒治理淮南王的案件，左右牵连，最后总共杀了几万人，其残酷可见一斑。他回去复命，武帝大悦。读过《汉书》，我们就知道，武帝曾经多次派使者出去抓捕盗贼，看谁称职。一般凶悍杀人多的，他就认为称职；杀人少的，他就认为不称职，就马上罢免，王莽的曾祖父王贺，曾经被武帝派去下面督捕盗贼，因为不忍心杀人，就被免职了，而跟他一起派出去的使者，多的杀了上万，就升得很大。吕步舒能让汉武帝满意，杀人不多是不行的。
有时候也不仅仅是原心定罪，而是附会《春秋》经文，来为自己的辩论找理论依据。而这个依据，其实是很模糊的，有时双方都引《春秋》为证，而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这就要看皇帝的意思了。说白了，所谓《春秋》决狱，其实就成了皇帝迫害人的工具。
比如有个叫徐偃的人，是汉武帝的博士，他奉命去关东视察。道胶东和鲁国的时候，他假传圣旨，让当地鼓铸盐铁，回来后调任太常丞，从比六百石升到千石，本来没什么事。当时的御史大夫叫张汤，是有名的酷吏，不知为什么，他不乐意了，他劾奏徐偃“矫制大害”（法律用语，指伪造诏书，造成了巨大危害），当判死刑。徐偃就用《春秋》决狱为自己辩解，说，古代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万民，专之可也。意思是只要对百姓有利，可便宜从事。
他说得很有道理，张汤没办法，但又不甘心。于是武帝下诏问另一个宠臣终军，终军就是那个王勃《滕王阁序》里夸过的人，他并不是什么好人，知道武帝凶残，自然曲意逢迎，就抓徐偃的漏洞，说：“古代天下很多诸侯，国家没有统一，百里就不通，安危之势，瞬息就会产生变化，所以大夫需要全权委托，便宜行事。现在天下一统，正如春秋所说‘王者无外’，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竟然还说什么出疆，出的哪门子疆？难道你想分猎诅国不成？我看你就是想沽名钓誉，向百姓卖好。”
徐偃一听傻眼，只好服罪，丢了性命。他的丢性命，其实还是武帝想杀他，而不是他说得不对。虽然说当时天下一统，但是那时交通不便，出了首都，便宜从事，也是必要的。当年河内郡失火，武帝派汲黯去视察，汲黯走到河南郡，见正遭水灾，饥民塞路，父子相食，饿死沟壑者不计其数，他也矫制开仓放粮，武帝也没有说什么。为什么这次就要杀徐偃呢？还是心里有了疙瘩。况且《春秋》经义模糊，当年他的另一个大臣庄助曾经给武帝写信，把自己比作儿子，把武帝比作母亲，完全是扯淡。但武帝也没有说什么。总之，模糊性是很强的。
当然，这还不算什么，毕竟徐偃矫制了，不管怎么样都该处罚，虽然被处死是残酷了点。相比他，一个叫颜异的人，那才是真冤。
颜异，是苦孩子出身，早年当过亭长，汉武帝时期任大司农，以廉洁正直着称。他被处死的原因很荒诞，叫作“腹诽”，也就是说，对皇帝的某项政策，虽然没表示异议，但嘴唇动了一下。因此被处死。
这件事的始末是什么呢？要从汉武帝征讨匈奴的事情说起。
武帝在位时，好大喜功，一直发兵征伐匈奴。打仗是个很费钱的事，《孙子兵法》里说了，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打仗。很快，他就把文景之治攒下的家当败光了。但这个人很狡猾，他又不想像其他皇帝那样给百姓加税，因为他深知，加税造成百姓日益贫困，他的政权也不稳。所以，他首先打富人的主意，出售爵位。
有了爵位，可以免刑或者减轻刑罚，这是富人愿意的。但是老百姓不高兴。你有钱了就可以免刑，我们怎么办？这样下去也会政权不稳。武帝就想办法也让富人有其他的不好过，比如鼓励贵族给国家捐款，但是贵族都妆聋做哑。继而采用的办法是改造钱币，比如把一张白鹿皮截成一尺见方，就可以值四十万钱，相当于四个中产之家的全部家产。这项政策虽然靠着强硬的政策施行，而且命令诸侯王朝觐聘享的时候，一定要用皮币当成玉璧的铺垫，但显然是一种强买强卖的行为。这意味着，王朝只要多杀一些上林苑里数目繁多的白鹿，就可以换来他人的巨万家资。
当然，武帝采用的政策还有很多，比如盐铁专卖，算缗钱等等，都是对富人不利的政策。其实也就是国家垄断经济的方针，这样当然民可以不加赋，就像吴王刘濞煮盐铸铜，也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可有产阶级也彻底消灭了，这是汉武帝的一个很狡猾的政策。一方面打击了豪强，一方面搞到了军费，另一方面，百姓还不怎么恨他，因为大家都赤贫了，往常那些富得流油的邻居，现在也吃糠咽菜，看着就心里舒坦。
但是他搞白鹿皮这事，很多官吏是不开心的，因为这不但是强买强卖，而且违背经济规律，等于滥发货币，后果不堪设想。大司农颜异，相当于现在的财政大臣，当家知道柴米贵，知道这样搞不行。但他也没敢妄义什么，却依旧被人告发了，说他有一次和客人说话，客人说，这个命令刚下，颇有些不方便，不大好。颜异竟没有回应，只是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张汤立刻就上奏武帝，说颜异身为九卿，见法令不合适，不向皇帝劝谏，而是腹诽，应当处死。
腹诽处人死罪，就是《春秋》的原心定罪。虽然说秦律残酷，但究竟循名责实，做了才算数，哪怕是说了，也可以算是“不敬”，定罪也有依据。可是人家颜异既没有做，也没有说，怎么就能定罪呢？张汤的理由是，这个人心坏。心坏就没救了。《春秋》的原心定罪就是，看你的心善还是心恶，心善，做了坏事，只当是无心之失；心恶，什么也没做，也要处死。
从此之后，“有腹诽之法比，而大臣多苟合取容矣”。从此之后，风气就坏了，动动嘴唇就处死，谁还敢说话，大汉的江山很危险。而这种残酷，确实也是前无古人。
不过，我们有一点必须清楚，以《春秋》经义断案，消灭人的肉体，固然残酷。但汉武帝的目的并不仅仅在此。秦汉律法残酷，也没有什么仁权可讲，一进了监狱，往往屈打成招。可以这么说，皇帝要让你死，他总能找得到相关律令，要不怎么说舞文弄法呢。当年张汤就是这样，他判案，遵循“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上意所欲释，予监史轻平者。”意思是，看皇帝的意思，如果是皇帝想加罪的，就派很坏的狱吏去断；皇帝想宽恕的，就派比较仁慈的狱吏去断。所以秦汉商鞅以来的法家，说法制，别说法不责皇帝，就连一般的断案，都有很大弹性。所以，皇帝基本想杀谁，都能做到，但为什么汉武帝还想缘饰以经义呢？
这是因为光杀掉他们的肉体还不行，还得摧残他们的精神。
我们再拿淮南王的案子来说。汉文帝除掉刘长，他还比较担心，怕天下百姓说他是贪图淮南国的土地，另外还有故意杀弟的坏名声。汉武帝杀掉刘安，他就没有任何担心了，至少史书上没有提这事。按说淮南王是你叔父辈的，以前你也对他很好，他名声也不差，怎么杀他的时候，武帝就一点都不在乎舆论了呢？
因为他有了理论武器。
在判决刘安案件的时候，其他大臣都引用律令，只有胶西王刘端更敏锐，他高屋建瓴地引用了《春秋》，说“人臣无将，将而诛”，也就是只要有想法，就该诛杀，何况还从刘安家搜出所谓的印信，还有人告发，罪行比将还重，杀他没商量，没心理负担。别说旁人，只怕就算刘安本人，也会觉得自己罪有应得。洗脑的能力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清代的戴震说过一句沉痛的话：“以法杀人，犹有怜之者；以理杀人，其谁怜之？”意思是，触犯法律被杀，大家觉得还很可怜；如果他违背某个意识形态，比如被指为不孝，不爱国，不忠，汉奸，有辱名节，因为这些意识形态被杀，不但死有余辜，大家还会唾骂。汉代选拨官吏，也开始要求意识形态最正确，元朔元年冬十一月，有一份诏书就这么说：“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
这份诏书很耐人寻味，就是说，要大家举贤，以便移风易俗。需要两种贤人，一种是孝，一种是廉。孝是国家意时形态，必须的。廉，则是官吏个人的品质兼治理才能，不是意时形态。但不举孝，就认为是不奉诏，这是很严厉的罪名，废格明诏，搞得不好要处死刑。以“不敬论”，至少要受处罚。但不察廉只是不胜任，免职了事。
所以，汉武帝兴儒学，就是要树立他自己的意时形态，为他的杀伐寻找更好的理论依据。
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李广的孙子李陵，他也是这种意时形态的受害者。
李陵家世代为将，擅长骑射。公元前99年，汉武帝又发兵，派遣贰师将军李广利带骑兵三万出征匈奴。战前，汉武帝召见李陵，令他为李广利军监护辎重。李陵不肯，想独当一面。武帝应允，但说国家战马不足，所以李陵承诺，自己愿意率步兵出征。
于是李陵率五千名步兵从居延北行军一个月，在浚稽山与且鞮侯单于的三万骑兵遭遇，匈奴军将汉军围在两山之间。汉军以辎重车为营，布阵于营外，前列士兵持戟盾，后列士兵持弓箭。匈奴见汉军人少，便向汉军进攻，结果遭到汉军千弩急射，匈奴兵应弦而倒，被迫退走上山，汉军追击，杀数千人。单于大惊，急调左右部八万余骑并击李陵，李陵且战且退，士兵伤重者卧于车上，伤轻者推车，再轻者持兵器搏战。第二日再战，斩首三千余级。行十余日，到达一个大泽中，泽中多芦苇，匈奴顺风放火，汉军亦纵火，预先烧周围的芦草以自救。退至某山，单于派兵攻击，李陵与匈奴兵步战于树林中，斩杀数千人。又发连弩射单于，单于逃走。单于见李陵部卒勇锐，久战不下，又渐近汉塞，便想退兵，问部下：“这是汉精兵，击之不能下，日夜逗引我南近汉朝边塞，不会有伏兵吧？”诸将说：“单于自将数万骑击汉数千人不能灭，羞死人，以后还怎么号令部下，汉朝也会看不起我国。”于是单于再次号令进攻李陵。当时，两军一日战数十次，汉军又伤杀匈奴二千余人。匈奴见形势对已不利，再次想退兵。
但这时汉兵中出了个叛徒，一个叫管敢的下级军官被上司侮辱，投降匈奴，说：“李陵军没有援兵，箭也差不多射光了，只有他自己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为前行，以黄与白为帜，如果你老人家派精骑射之，马上就可以搞定。”
单于大喜，便派骑兵合攻汉军，并大声疾呼：“李陵、韩延年快快投降！”汉军在谷中，匈奴在山上，四面对射，矢如雨下。汉军南撤，未至鞮汗山，箭矢射光，尚有三千余人，以短刀，车辐为武器，退至一峡谷内，被匈奴阻断后路。单于隐藏在汉军身后，在角落里向汉军投石，汉军多数战死，无法前行。黄昏后，李陵穿便衣独步出营，良久而还，长叹说：“兵败，完蛋了！”军吏说：“将军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后求道径还归，如浞野侯为虏所得，后亡还，天子客遇之，况于将军乎！”李陵说：“废话！吾不死，非壮士也。”于是斩尽旌旗，将珍宝埋于地中。还慨叹说：“再有几十支箭，足以脱身。可惜可惜，只有天明等死了！你们，赶快做鸟兽散吧，总有几个能逃回国，归报天子。”夜半李陵与成安侯韩延年率壮士十余人突围，被匈奴数千骑兵追击，韩延年战死，李陵遂降匈奴。
可以这么说，在这场战争中，李陵对得起汉朝了，要在现代社会，李陵简直算个民族英雄。而且是汉武帝失策，没有及时派人援助。所以汉武帝自己也知道对不起李陵。后来汉武帝又派公孙敖去打匈奴，公孙敖无功而还，怕被责备，就胡编说：“捕得生口，说李陵教单于为兵抵挡我军，所以臣无所得。”武帝大怒，遂将李陵母弟妻子全部诛杀，史书上说：“陇西士大夫都以李氏为愧。”
这点很重要，陇西士大夫都以姓李为愧，人家李陵没有辜负汉朝，汉朝杀了人家全家，姓李的自己倒抬不头来。这如果不发生在丝想洗恼之后，能这样吗？
最重要的是，就连李陵最后也认同了这番理论。史书记载，后来苏武出使西域，被匈奴捕获。单于就叫李陵和另一个降将卫律去劝降，苏武坚决不答应。最后李陵哭着说：“嗟夫！陵与卫律之罪上通于天”，这句话，我每次读，总不免废书长叹。汉朝负李陵多矣，李陵当与之不共戴天，而反称己之罪上通于天，可知意时形态对人心灵之伤害，由来已久，深入骨髓，亦可知武帝对意时形态大厦之营建，极为成功。
所以，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并不是想学儒家的柔仁好儒，而是想打造一个意时形态，方便他杀人，让大家觉得，他杀人杀得对，被杀者死有余辜。这样，汉武帝杀起人来就更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不承认，汉武帝时期的儒家礼教充满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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