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1555—1636）是中国书画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家，他一生创作书画作品无数，其中流传至今的也很多，分藏于海内外各大公私机构及藏家之手。广东省博物馆（以下简称“粤博”）自20 世纪50 年代筹备成立以来，一直比较注重征集历代名家书画作品，先后通过购买、接受捐赠、移交、交换等方式，收藏了董其昌书画作品41 件（套），包括书法25 件（套）、绘画16 件（套）。20 世纪80 年代末，经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鉴定，其中6 件（套）被定为一级文物、10 件（套）被定为二级文物。后来，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古代书画目录》收录了其中29 件（套），《中国古代书画图目》收录了19 件（套）。除此之外，《中国美术全集》《中国书法全集》《广东省博物馆藏画集》《广东省博物馆藏法书选集》等图录亦有收录部分作品。张珩（1914—1963）《木雁斋书画鉴定笔记》等论著也有相关著录或零散介绍。总体来说，粤博所藏这批董其昌书画作品质量较高，且不乏精品佳构，虽然其中也有少数作品真伪尚存争议，但大多数作品都当为董其昌真迹无疑，是我们研究和探索董其昌艺术创作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在此，笔者从中挑选部分具有代表性的精品，进行简要梳理与介绍，并就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与分析，以期引起学界同仁的进一步关注与研究。
一、书法作品
明 董其昌 乐毅论 局部 纸本 1620 年 广东省博物馆藏
粤博所藏董其昌书法作品中，最受学界关注和珍视的，当为其小楷名作《乐毅论》卷。董其昌曾言：“吾书无所不临仿，最得意在小楷书，而懒于拈笔，但以行草行世，亦多非作意书，第率尔应酬耳。若使当其合处，便不能追踪晋魏，断不在唐人后乘也。”而“董其昌传世书法作品以行书最多，次草书，次楷书，小楷书最为少见”。从这一角度而言，《乐毅论》卷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自不待言。《乐毅论》卷作于1620 年，为白镜面高丽纸本，纵26 厘米、横224.5 厘米，一级文物。引首为乾隆（1711—1799）以元藏经纸临小楷《乐毅论》全文，并跋：“董法从米出，此卷乃得晋人笔致，而前幅旧笺，亦滑润可喜。为重临一通，偶然欲书，非与前人较工拙也。”卷中董其昌所书《乐毅论》前后计有两段：第一段因书写时多有脱误，只书不到一半，他即自题“书《乐毅论》二次皆误，因再书于后”；第二段书《乐毅论》全文，在跋尾中董其昌还阐述了他的书学观念和创作此卷的缘由：“此卷都不临帖，但以意为之，未能合也。然学古人书，正不必都似，乃免重台之诮。复之甥嗜书，请余作小楷，因论此道，非性能而好之不易，以为昌黎语可念也。”董其昌所言“复之甥”即沈绍曾，华亭人，后为董其昌之婿。沈绍曾之后，此卷还经沈楫、王鸿绪（1645—1723）、高士奇（1645—1704）、乾隆、嘉庆（1760—1820）、柏古、景剑泉、姚颂南（？—1933）、徐懋斋（1899—约1962）等人鉴藏，《石渠宝笈续编》亦有著录。关于此卷的艺术风格与价值意义，前人已有较多评述，如沈楫在跋中称“此书纯绵裹铁，极得晋人法外意。想以应酬纷沓，行款时断时续，不甚整齐，而佳处迥不可及也”。高士奇跋亦赞之：“观宗伯作书，不苟如此，所以成名。阅之时时自勉，正随事取益之道也。”张珩在《木雁斋书画鉴定笔记》中亦言“此卷是思翁书中绝精者”。凡此种种，还有许多，或阐述《乐毅论》卷艺术风格，或点评其重要价值和意义，笔者在此不再复述。
除了《乐毅论》卷，粤博还藏有董其昌楷书《临颜鲁公〈麻姑仙坛记〉》册，纸本，共有9 开，每开2 页，每页纵23.5 厘米、横9 厘米。后有董其昌跋尾：“鲁公好道得尸解，米海岳言之详矣。至神仙隐逸，碑文必亲撰而书之。立朝品行侃侃，今古贵重。其笔墨书宗“二王”，后制科之习不无蚕头燕尾。余独以褚河南法临此碑，欲脱其窠臼也。”清代中晚期，此册曾为广东著名藏家潘仕成（1804—1873）收藏，潘氏有跋言：“董香光麻姑仙坛，曩在吴石云处，得小字临本结构精严，为香光生平杰作，已刻入海山仙馆藏真三集。此本购自厂肆，字虽较大，与小字本可称伯仲，又与三集所刻内府藏本楷书《孝经》字迹相同。跋内自云用褚法，实能脱去凝重气，如鹰隼摩空，有徐季海笔势，俱余秘笈上品也。”通观此册，并结合董其昌及潘仕成跋文，可以看出董其昌在临习前人名迹时，并不拘泥于成法，而能够转益多师、博采众长，然后融会贯通，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董其昌虽“最得意在小楷书”，但其书法造诣最高、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他的行草书。上文已言及“董其昌传世书法作品以行书最多”，在粤博所藏董书中，行书作品亦占了绝大多数，其中堪称精品的有行书《秋兴赋》卷、行书《闲窗论画》册、行书《临右军天赐帖并东坡书简》册、行书《吴敬庵金孺人墓志铭》册、行书《杜甫七绝诗》轴等。此外，行草书《杜甫诗》册、行草书《欧阳修鹎鵊词》卷等亦甚为难得。
明 董其昌 秋兴赋 局部 纸本 1606 年 广东省博物馆藏
行书《秋兴赋》卷，作于1606 年，纸本，纵24.5 厘米、横370 厘米，二级文物。书此卷时，董其昌年五十有二，正当盛年，又在所喜爱的高丽镜纸上乘兴而书，行笔流畅，行气联缀，秀润精整，颇有兰亭笔意，在其传世作品中实不易得。与此同时，董其昌还在跋尾记述了他创作此卷的背景：“甲辰夏，予游茹溪还吴江，友人周公美以高丽镜纸相赠。爱其光泽，每欲书辄止，不忍落笔。忆元时赵吴兴曾题宋澄心堂纸一卷曰：‘以待能者。’百六十年，而此纸流传至文待诏，待诏署其尾曰：‘魏公不敢书，徵明复何言。’祝京兆书十九首最佳，犹云不免伤蚕之诮。予所以郑重，不忍落笔，亦近是耳。顷上章求还山，待命蕲州公署，公署敞闲，江山襟带，有古木茂林，方塘峭壁，清风披拂，六月不暑，所携棐几古砚陈设，鼎帖泉帖宝晋等帖，手自展校，于古本肥瘦浓淡异同之辨，想见晋唐诸贤用笔之意，不觉兴到，遂出此纸书潘安仁《秋兴赋》，书次时有《兰亭叙》中字，知右军序意自潘赋滥觞，亦复本金谷记思归引耳。自甲辰至今三岁仅书一赋，嵇中散所谓‘一行作吏，此事便废’，不虚也。旦夕得请更书《归田赋》以尽此纸，因先记之。丙午六月二日董其昌书。”从跋中可见董其昌面对好纸时的郑重，而一旦兴起，又能挥洒自如，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一般，书就此卷。此卷曾经王时敏（1592—1680）、吴永（1865—1936）、谭观成、许惠等人鉴藏，卷后有吴永两段题跋。
明 董其昌《闲窗论画》选六 1625年 广东省博物馆藏
行书《闲窗论画》册，作于1625 年，绢本，共10 开，每开2 页，每页纵25 厘米、横12 厘米。此册乃董氏晚年经意之作，董其昌跋尾曰：“余旧有论画语，曾为友人沈子居书一卷，已数余年矣。今日蓬窗多暇，偶检此语，重阅一过，遂乘兴书之。未知前后笔力运退如何耳。乙丑嘉平月云阳道中识，董其昌。”后又有文从简（1574—1648）所作之跋：“董尚书画论，语皆晋人口吻，若挥麈而谈。书法出入河南、北海间，另有手腕，不拘于矩步，涓洁秀妩，濯濯如春月柳。当公庶尝时，余与相习，态度嫣然，非火食者流，其伎俩大都类其人，后愈尊显。余匿迹衡泌，遂风马牛未卜品地，一如其初。然此册为乙丑所书，已晚岁风韵，犹是当年。壬午重阳双树垄登高漫题，文从简。”“壬午”乃崇祯十五年(1642)，时董其昌已去世，此跋可反映出时人对于他书法的评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行书《临右军天赐帖并东坡书简》册，作于1633 年，纸本，共6 开，每开2 页，每页纵21.5 厘米、横14.5 厘米。此册前四开临王羲之（303—361）《天赐帖》，即《与谢万书》，紧接着是董其昌自跋，董跋后又书苏轼（1037—1101）《与王庆源》《与言上人》两札各一段。后有刘墉（1719—1804）、沈栻、顾学海三人跋，从跋中可知此册曾为瑛宝所藏，后瑛宝将其赠送给顾学海。此册布局疏朗，结体匀称，行笔流畅，自然洒落，呈现出古朴浑厚、卓然不凡的艺术风貌，堪为董其昌晚年佳作，恰如刘墉在跋中所言：“此数幅乃华亭晚年书，意淡心闲，结习已尽，尤为罕观”。
行书《吴敬庵金孺人墓志铭》册，纸本，共15 开，每开纵24 厘米、横25 厘米，二级文物。此册未署年款，但从铭文中可知吴敬庵去世于“崇祯甲戌（1634）三月十九日”，且文中有“七十有九眷弟陈继儒（1558—1639）顿首撰文”句，董其昌署款又为“赐进士出身、光禄大夫、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事、篡修实录副总裁、经筵讲官、通家眷侍生董其昌顿首书”，综合这些信息可知此册创作时间应为1636 年。清初时，此册曾为王澍（1668—1743）所藏，在当时第二页就已经缺失，对此，王澍在跋中言“中有一二断阙处”，王文治（1730—1802）在首页左裱边也题到“此下缺一页，余皆厘定可读”。对于此册风格与价值，王澍在跋中言：“文敏此书风格圆劲中天趣盎然，动多姿态。文敏书出鲁公，此尤令体流露矣。”王文治不仅在首页右裱边题赞此为“董文敏最上乘书”，还在后跋中言：“董书晚学鲁公，夫人而知之也。至其得鲁公之神髓，以仰契右军，又以右军之神髓，镕铸鲁公，则非真学书者不知。此册纯以右军神髓贯鲁公者，乃董公最上乘书。”
明 董其昌 杜甫七绝诗 114.5cm×43.4cm 金笺纸 广东省博物馆藏
行书《杜甫七绝诗》轴，金笺纸，纵114.5 厘米、横43.4厘米，二级文物。所书七绝诗为杜甫《解闷十二首·其五》，上款人为“鲁一世丈”。此轴格调高雅，骨俊韵逸，洒脱生动，字里行间透露着董氏书法创作主张，可算是粤博所藏董其昌书法立轴中的精湛之作，又经著名画家陈半丁（1876—1970）收藏，更具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行草书《杜甫诗》册，作于1615 年，高丽笺本，乌丝栏，共23 开，每开2 页，每页纵25 厘米、横13.5 厘米，一级文物。张珩在《木雁斋书画鉴定笔记》中曾言：“此册乃思翁行草之特佳者，原系横卷，改装为册，裁割过小，致损行气，仍宜装卷也。”观此册原件，张珩所言甚有道理。清代吴升《大观录》亦有著录此册，名虽为《董文敏临诸体书册》，但书中所录杜甫十首诗题目及董其昌跋均与粤博所藏此册吻合，其称“此卷丽光笺二十三页，高八寸阔九寸每页八行，出唐入宋诸体兼备，变化神奇品地超诣，诗载杜集不录止录诗题”。《大观录》成书于1712 年，此时该册为23 页，每页8 行，后来在流传过程中重装时又被裁割为46 页，每页4 行。全册依次书杜甫诗十首：《与诸公登慈恩寺塔》《玄都坛歌寄元逸人》《今夕行》《夜归》《阆水歌》《忆昔行》《缚鸡行》《哀王孙》《渼陂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后有董其昌自题：“此书学徐季海，与蔡君谟同参，非元人所能梦见也。东坡先生云：‘诗至于杜子美，书至于颜鲁公，尽矣！’而子美之论书，主于瘦硬，东坡以为未公。盖东坡之书出于徐浩，自不以肥为病。昔明皇嘲玉环为更飞不去，玉环曰：‘霓裳一曲，足掩前古。’余深服此论，谓可通于书。但笔下有神，何论肥瘦哉！故东坡有曰：‘短长肥瘠各有度，玉环飞燕谁相猜。’因书杜诗及之。乙卯四月五日，为舜甫侄孙书。”后又有翁方纲（1733—1818）跋：“董文敏每自称乙卯人，此乙卯是万历四十三年，文敏年六十一，在里居时也。此书杜诗，乍看似随手不用意者，实是圆腴入化之境。”张珩评之：“笔法流丽秀逸，首《与诸公登慈恩寺塔》，及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尤为杰出。此歌字法徐季海，特佳。自题云参蔡君谟，非元人所能梦见。今观册中个别字体，如楷书之‘飘’，行草之‘大’‘折’诸字，可谓与季海、君谟无异，宜其自诩如此。然通体论之，终逊松雪之能首尾如一也。”
行草书《欧阳修鹎鵊词》卷，作于1607 年，绢本，纵32.5 厘米、横639.9 厘米，二级文物，所书内容为欧阳修《鹎鵊词》。在高不盈尺的细绢上，董其昌率意而为，挥洒作行草大字，纵横恣肆，愈写愈放，不追求细枝末节，通篇气势连贯而起伏跌宕，具有极强的节奏感和韵律感，令人叹为观止。
除了以上作品外，粤博所藏董其昌书法作品中值得一观的还有他早年所作的行书《五绝诗》轴，1612 年所作《临怀素圣母帖》册，以及行书《古诗十九首》卷、行书《唐诗三首》卷，等等。囿于篇幅，笔者在此不再一一介绍。
二、绘画作品
粤博所藏董其昌绘画作品中，较受学界关注的是《青山白云红树图》轴、《王右丞诗意图》轴、《山水画稿》册、《山水》册、《秋山图》轴等。
明 董其昌 青山白云红树图 187.5cm×85.5cm 绢本设色 广东省博物馆藏
《青山白云红树图》轴，绢本设色，纵187.5 厘米、横85.5 厘米，一级文物。此幅以全景式构图展开，用笔极尽精微，设色妍丽清雅，图绘秀峰摩霄，群山环拱，丘壑多姿，烟云浮岚，山树藏幽，殿阁屋舍，飞泉流瀑，营造出一种高旷清朗的境界，令人无限向往，堪称是董其昌青绿山水精品。画面上方有作者自题：“来雁霜寒楚客归，野情私授薛萝衣。差怜白社酬裴迪，绝胜朱门荐陆机。董玄宰画并题。”诗意与画境有机融合，交相辉映，使观者可以沉浸其间，深入感受其中所蕴含的笔墨情趣和文化内涵。
明 董其昌 王右丞诗意图 138cm×49cm 纸本设色 1624年 广东省博物馆藏
《王右丞诗意图》轴，作于1624 年，纸本设色，纵138 厘米、横49 厘米，一级文物。此图作者自题王维诗句“人家在仙掌，云气欲生衣”，款署：“王右丞诗意，甲子秋七月为侪鹤老先生写，董玄宰。”“侪鹤”是东林党首领赵南星（1550—1627）的号，他是当时朝内东林党最有权势的人物。全图以淡雅设色，疏秀笔致表现王维诗意，画面山峦起伏，草木葱茏，茅庐散布，构图严谨缜密，可谓精湛绝伦，体现了中国传统山水画“诗画一律”的特征，从中也可窥探他为赵南星作画时的专注与用心。在赵南星之后，此图曾经江南名士陆廷灿(1678—1743) 以及苏州顾氏过云楼等收藏。
明 董其昌《山水画稿》选八 纸本墨笔 广东省博物馆藏
《山水画稿》册，纸本墨笔，共16 开，每开纵32.5 厘米、横28.5 厘米，一级文物。董其昌曾绘制了多件（套）带有粉本或课徒性质的作品，如故宫博物院藏《集古树石图》卷、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山水画稿》册等，他还曾在自己的一件仿古册页中题道：“此余壬辰、癸巳为庶常请告，家居多暇，与顾中舍、宋太学借画临仿之笔，所谓粉本用贮奚囊者，不下数十幅，遗散渐尽，止存此耳。” 粤博此套《山水画稿》册也当属这类作品，各开均有董其昌钤印，博采多家笔法和造型特点，或示范树石画法，或在盈尺方寸之间展示取景布局的法则。其中有多开还尚未完成，1988 年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亦认为是董氏“未竟山水”，但对于初学山水画者来说，此册的学习、借鉴乃至启发意义则因此而更为难得。如广东书画名家谢兰生（1769—1831）初学山水即是从此册入手，他在为此册所书跋中言：“余初学山水，从此册入手，喜其有门径可寻，至今作画亦得其萧疏淡远之致。学画如参禅，须向宗门老法师为之导，方不堕入野狐也。”严格来说，此册虽然不能算作一套完整意义上的艺术作品，但不可否认，除了可供后人作为范本进行临摹学习外，对于研究董其昌的山水画创作及其绘画理论，也是极其重要的资料。
《山水》册，书画对题，书法为绫本，绘画为金笺纸本，共8 开，每开左书右画，书画各纵34.5 厘米、横25 厘米，一级文物。绘画每页均有董其昌署款及钤印，书法每页也都是董其昌自题古诗。此册绘制精湛，或仿赵千里法，或拟米氏云山，或绘溪山亭子，或绘澄江幽树，无论是“千山叠成嶂，万壑合为溪”，还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均在咫尺之间描绘出一种悠远、深邃的意境，每一幅画都在有限之中，蕴含着无限之意。而且，诗意画情相向而对，彼此呼应，相映生辉，形意结合，令人感受到无穷的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
明 董其昌 秋山图 115cm×44.5cm 绢本墨笔 1606年 广东省博物馆藏
《秋山图》轴，作于1606 年，绢本墨笔，纵115 厘米、横44.5 厘米。画心右上有董其昌自题：“秋山图。丙午秋八月南陵舟次写，董玄宰。”画心左上有陈继儒题诗及题记，所题诗“雨过石生五色，云过山余数层。时有炊烟出树，中多处士高僧”，甚为陈继儒所爱，他曾在多件作品上题过。题记记述了当年九月他与董其昌同游泖上，以及董其昌出示此幅之事：“玄宰楚归，出示此幅，尽得北苑家风，亦是山川映画力耳。丙午九月同游泖上题，眉公再记。”诗堂为谢兰生在道光己丑年（1829）所题跋：“思翁此幅，尽敛神气，归于静穆，即一点亦非浪墨，宜陈仲醇推重不置也。翁与仲醇交最深，家有来仲楼，为仲醇设也，徐孺子榻何以过之？当日每一画成辄与同赏，出游泖上亦以文字嬉娱。名士佳游便足晖映千古，毋论画矣。”此跋在谢氏《常惺惺斋日记》中亦有记载，所录内容与此图文字吻合。20 世纪中期，此轴曾为著名学者商承祚（1902—1991）收藏，后商氏将其捐赠给粤博。
明 董其昌 山水图（女萝绣石图） 63.5cm×37.6cm 纸本设色 广东省博物馆藏
《山水图》轴，纸本设色，纵63.5 厘米、横37.6 厘米，二级文物。画面右上有董其昌自题：“女萝绣石壁，溪水青蒙蒙。玄宰画。”左裱边有陈半丁跋：“是帧用钱舜举笔、以张僧繇没骨法写倪高士《林亭石壁图》，极三家之精，能熔铸笔端，真妙想之开，神乎于技矣。”此外，杨仁恺（1915—2008）《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笔记》也曾著录此图，录名为《女萝绣石图》，认为“佳”。
明 董其昌 草阁石泉图 广东省博物馆藏
除了上述董其昌绘画作品外，商承祚捐赠《草阁石泉图》轴、黄大德（1944—）捐赠《溪亭树色图》等也颇有可圈可点之处，亦都是粤博所藏董其昌绘画中较为精作。
三、结语
明 董其昌 夏木垂阴图 局部 广东省博物馆藏
关于粤博所藏董其昌书画作品，笔者在此只是择其精品佳构进行梳理介绍，至于笔者在本文中没有介绍的作品，并非不值得关注或不重要，它们也都有各自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只是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挖掘。此外，对于个别真伪尚有争议的作品，如收录进《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的《仿米山水》卷、《夏木垂阴图》轴等。1988 年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来粤鉴定时，刘九庵（1915—1999）认为《仿米山水》卷存疑，而傅熹年则认为《夏木垂阴图》轴为旧仿本。对于这些有待进一步商榷的问题，以及针对相关作品展开更为细节和深入的研究，就需要学界同仁持续关注与探索，以期共同推动董其昌及其相关研究不断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和新的突破。
（本文作者为广东省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节选自《艺术品》2019-03 总第8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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