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本哈德•施林克的《生死朗读》
《生死朗读》（The Reader，又译《朗读者》）创作于1995年，作者是德国著名推理小说家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作为施林克的代表作，《生死朗读》是第一本登上《纽约时报》排行榜冠军的德语小说，并被译为三十九种文字，在全球广泛流传。小说于2008年被美国导演斯蒂芬· 戴德利（Stephen Daldry）搬上荧幕，轰动一时，主演凯特·温斯莱特更凭借本片获第8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生死朗读》绝大部分篇幅都在讲述一段不伦之恋，尽管这样的故事对于我们这个传统道德日益败坏的时代来说，毫无新意可言，然而，如果揭去《生死朗读》不伦之恋的表层面纱，我们会发现一些更让能人心灵震颤的东西。
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叫做米夏尔·伯格的德国少年在他十五岁那年，巧遇并结识了三十六岁的公共汽车售票员汉娜·施密特。尽管汉娜足可以做他的母亲，可他们却成了秘密情人。在一起的时候，汉娜尤其喜欢让米夏尔为其朗读世界名著——《奥德赛》、《无用之人》、《阴谋与爱情》……一本本读过来，汉娜为此深深着迷。然而有一天，汉娜却突然不辞而别，留下米夏尔黯然神伤。在随后的日子里，米夏尔虽然逐渐淡忘了汉娜，但是那段关系一直是他最甜蜜的回忆。八年后，当米夏尔作为法律系大学生参与法庭实习的时候，却突然发现站在审判台的纳粹战犯竟然是汉娜，而米夏尔此时发现自己居然还深爱着她。
在法庭上，面对作为证据的一份至关重要的报告，法官要求汉娜作笔迹鉴定。为了不暴露自己是个文盲，她居然承认是自己撰写了那份报告，从而被定罪。汉娜被判处终身监禁，十八年后才被赦免。十八年中米夏尔经历了种种变迁，仍关注着狱中的汉娜，并给她寄去了一卷又一卷自己朗读的文学名著录音带。不料，在汉娜出狱的前一天，她却以自缢的方式在黎明时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小说描述的历史背景和二战纳粹有关，虽然有无数的作品已经对这一时期有过深刻的描写，但《生死朗读》的立意和角度无疑是独一无二的。小说从一个新颖而独特的视角，将法西斯的罪行以一种发人深省的方式呈现在我们眼前。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汉娜•施密特没受过任何教育，目不识丁，不关心政治，也不喜欢战争，但是这样一个原本平凡普通的人，为何却成为了纳粹杀人机器的一部分？是什么使得汉娜眼里，目不识丁的耻辱要胜过滥杀无辜？著名的德裔美籍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给出了答案——平庸之恶。
“平庸之恶”这一概念出自汉娜•阿伦特撰写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一书。在书中，汉娜•阿伦特提出了两种罪恶，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第二种便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而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后者比前者更为可怕——平庸之恶是极端之恶存在和滋生的土壤，这种恶“可以毁掉整个世界！”
1961年，阿伦特作为《纽约客》的特派记者前往耶路撒冷报道对艾希曼的刑事审判。这一经历为她写作这本书提供了契机。因为她在旁听时惊讶地发现艾希曼——这个被人们描述成“杀人恶魔”的人，正彬彬有礼地坐在被告席上，看起来“既不阴险，也不凶狠”——然而正是此人，一个组织实施大屠杀的纳粹军官，仅在1944年3月至6月，就把70多万犹太人送进死亡营。审判时，面对指控，艾希曼为自己辩护说，作为一名公民，他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服从和执行了上级的命令，总之，他个人无罪责。对此，阿伦特认为，这个被称为“死刑执行者”的艾希曼本质上只是一个“一心往上爬”的普通军人，而非一些人想象中“恶魔的化身”，他“只是失去了自己对善恶的判断能力”，犯下了平庸之恶——但使纳粹罪行得以实现的绝大部分人恰恰都如艾希曼一样，都犯有平庸之恶——这种罪恶不思考人性，不思考社会，轻易放弃个人判断的权利，默认并实践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的行为。虽然有时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凭借体制来给自己的冷漠行为提供无关道德问题的辩护，从而解除个人道德上的过错。
于是和艾希曼一样，汉娜轻易放弃了个人的判断，默认并实践着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的行为。虽然她有时会良心不安，但习惯于凭借体制来给自己的行为提供辩解以解除个人道德负担。正如1946年纽伦堡大审判时，许多纳粹军官也都辩解，作为一个军人，执行法律和服从命令是天职，何罪之有？不仅这些军人，对于纳粹在近于“全民共谋”的情况下造成的巨大罪恶，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在二战后有着这样的反思：“我们（德国人）都有责任，对不义行为，为什么我们当时就不能到大街上去大声呐喊呢？”
不仅仅是德国，在侵华战争中，无数的日本军人，被军国主义洗脑后，崇奉“武士道”精神，为了效忠被神化的天皇，泯灭良心残杀妇女老幼，制造无数起惨绝人寰的屠杀事件，战后也辩解说自己当初只是服从命令。而普通的日本民众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并支持了这场战争——战后却辩解说自己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这不都是平庸之恶吗？另外，这种罪恶难道就没有在我们国家出现过吗？我们是否该去追究十年动乱中到底是什么让夫妻反目，骨肉成仇？那场浩劫，难道仅仅只是某个伟人晚年犯了错误并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造成的吗？尽管纳粹集中营、南京大屠杀与十年文革都已成历史，但是平庸之恶，还会继续在你我身边弥散——助纣为虐是平庸之恶，碌碌无为是平庸之恶，知道真相却保持缄默也是平庸之恶……
作为纳粹时期的一名集中营看守，汉娜因为卷入一场对犹太人的屠杀而在战后受审。而法庭上的汉娜完全是阿伦特笔下的艾希曼，优雅、温顺，而且理直气壮。在那里，刽子手被还原成一位普通的德国人，忠于职守，对上级命令及法令无条件服从。作为一名纳粹集中营看守，汉娜她们有一项工作，每个月要挑选60名犯人送往地狱之城奥斯维辛，该集中营共有六位守卫，每人负责挑十个。二十多年后的大审判，其他五人皆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惟有汉娜，不但认了，而且振振有辞。她对法官说，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给新来的犯人腾出空间。
法官问她：仅为腾空间，就要送那些人去死吗？汉娜一脸惊愕，她似乎并不晓得，她们的工作，以强制、剥夺他人无辜的生命为内容的工作，是多么肮脏，是多么严重的罪行。她想不明白，只好反问法官：换作是你，会怎样做？法官对此竟然无言以对，陷入了可怕的缄默。那一刻，法官所代表的法律体系彻底失语，几乎颠覆了这场审判的正当性——如果连法官都不知道当时应该怎么做的话，凭什么审判汉娜的罪恶呢？正是因此如此，我们才不得不承认，平庸之恶，与人性的弱点紧紧相连，是一种隐藏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罪恶。
至于汉娜为什么还是被判终身监禁，法官没有给出解释——其实解释就在另一场真实的审判中。1992年2月，就在柏林墙倒塌两年后，一名叫因格·亨里奇的守墙卫兵受到了审判，因为他曾在柏林墙倒塌前射杀过一名企图翻墙而过的东德逃亡者。
同汉娜和艾希曼一样，亨里奇的律师在为其辩护时也声称，他的当事人当年仅仅是在执行命令，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他的当事人别无选择。然而法官却不这么认为：“作为军人，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权把枪口抬高一厘米——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这个世界上，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当法律和良知冲突之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而不是法律。” 你可以说开枪只是服从命令，但是作为一个人，放弃自己的理性判断去射杀一个无辜的生命，难道可以说自己是清白无罪的吗？最终，卫兵亨里奇因蓄意射杀平民而被判处三年半徒刑。
从汉娜•施密特到艾希曼，再到亨里奇，体制内的作恶者无不把体制与命令当作借口，从而为自己的信念沦陷、良心失守推卸责任——从而迈向平庸之恶。我们可以平凡，但是绝不可平庸——平凡是德，是一种自然洒脱的生活境界；而平庸则是一种是罪恶，一种可悲可怕的生存方式。
亨利·梭罗在《论公民的不服从权利》中说过：“……当政府实行暴政或过于无能令人无法忍受的时候，（人们）有权拒绝为其效忠，并抵制它……”。面对暴政或暴行，你有反抗的自由；假如你反抗不了，你有拒绝参与的自由；假如拒绝不了，你也有执行不力的自由。你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军人或其他身份。亨里奇案中的“抬高一厘米”，是个体超越体制的一厘米，是面对暴政时不忘抵抗的一厘米，是生命拯救的一厘米，是良心发现、灵魂救赎的一厘米，是见证人类具有神性的一厘米。就在人类良心发现的一刹那——就像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光荣时刻——良知被奉为神明。而人类之所以高贵，正在于人心中有这种神性的良知。——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座圣殿，里面供奉着的神灵就是自己的良知。中国人不也常说“头顶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么？不管是“神知”，还是“己知”，背后都关乎神性的良知。“神知”说的是他律，所谓“人在做，天在看”；而“自知”讲的则是自律——宁武子邦无道则愚——宁武子的“愚”，不也是一种良知吗？人因有良知而自律，而一旦丢掉了良知，人类心灵的圣殿也就坍塌了。
法官后来问汉娜：“眼看着三百名犹太人即将被大火活活烧死，为何手握钥匙却不开门？”然而，面对法官提出的问题，汉娜的回答看似天经地义：“我们是看守，工作是押送犯人，不能让他们逃跑。”汉娜没能解救教堂里的那些犹太人，是有罪的，理应受到惩罚。然而，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都还会有类似汉娜的人物出现，那只能说是人类的命运悲剧。
为终结这一悲剧，消弭平庸之恶，《生死朗读》提出的救赎之路就是阅读——以及通过阅读所实现的对知识的获取与掌握。
根据小说的相关情节，直到审判之际，已经四十多岁的汉娜依然是一个文盲。她因羞于公开承认自己是文盲而在法庭要求核对笔迹的时候迟迟不敢落笔，从而揽下了本属于六人的严重罪行，被判终生监禁。可她对读书有一种近乎病态的嗜爱，在集中营当看守之时，她就命犯人读书给她听；每次与少年伯格缠绵之前或之后，她都要求伯格读上几页书。服刑期间，在伯格寄送的朗读磁带的帮助下，她终于学会了阅读。最后，在迎来自由的前夕，她却自绝于囚室——她的死亡昭示着她对是非善恶的分辨能力的重新拥有——因为伯格在汉娜的遗物中发现了汉娜•阿伦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这一细节暗示了，在作者看来，正是阅读和对知识的掌握让汉娜对自己当年所犯下的“平庸之恶”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
但是残酷的历史事实却告诉我们，对知识获取和掌握未必能够抵御平庸之恶，拥有知识的人有时候反倒成为了助纣为虐的帮凶——在这种情况下，掌握的知识越多，所犯下的罪恶反而越大。当年效忠纳粹的人中不乏博学多识的哲学家如海德格尔和卡尔·施米特，亦不乏名重一时的文学家如埃兹拉·庞德，更不乏伟大的科学家如勒纳德、斯塔克和海森伯等人，就连尼采的超人哲学理论都被纳粹分子奉为圭臬，成为纳粹德国极权统治的理论支柱。
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中，阿伦特对艾希曼审判的总结是：那些犯下“平庸之恶”的人们是“无思”的，他们缺乏的不是知识，而是有良知的思想。当《生死朗读》在召唤知识启蒙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追问一下本哈德•施林克：知识距离良知究竟有多远呢？如果没有良知的话，再多的知识也不耽搁平庸之恶的泛滥成灾，而哪里有平庸之恶，哪里就有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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