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霞，51歲，湖北人，患有系統性紅斑狼瘡、腦梗、類風溼關節炎等多種疾病。一次意外讓她摔斷了腿，從此便長期臥病在床，生活不能自理。
遭受病痛折磨的冷霞，在喝下丈夫、女兒、女婿買的老鼠藥之後，駕鶴西去。
而這一家人，卻以“故意殺人”的罪名，被告上法庭，站在了被告席上。
在宣讀判決書時，法官說：”其情可憐，其罪不可恕”。
一、不斷生病的妻子，不斷滑落的生活
樊武，湖北潛江人，剛過50歲，身材瘦小，脊背已經有些彎曲。
2003年，樊武來到浙江台州謀生，一同“遷徙”的還有妻子和兩個女兒，這一待就是十幾年。幾年後，大女兒樊凡到了成家的年紀，但是她小時候發過高燒，智力發育不全，樊武很是顧慮。
經人介紹，老實本分的張鐵軍與大女兒相識，並“入贅”樊家。與樊凡類似，張鐵軍的智力也低於常人。
2014年，樊武夫妻回到湖北打理父母喪事，從那時起，妻子冷霞經常關節疼、頭疼，一個姿勢保持久了就很不舒服。冷霞一直遵循醫囑，吃了不少的藥，可身體反卻越來越虛弱，還相繼查出貧血等症狀。
2015年的一天，冷霞在家摔了一跤，胃口變差，體重從120多掉到96斤。二女兒樊田嚇壞了，開始帶著母親四處求醫，杭州、北京、武漢等地都去過。最終，冷霞被確診了腦梗、系統性紅斑狼瘡、類風溼性關節炎等多種病。
冷霞的診斷結果
系統性紅斑狼瘡被稱為“不死的癌症”，容易復發，卻很難根治。
2015年前後，冷霞2次突發中風，留下來半身癱瘓、大小便失禁的毛病。
然而在一開始，冷霞並非只想尋思，依然抱著治癒的希望。為了治病，她每天吃下大量激素藥，對全身骨骼、肝腎功能都造成了極大傷害。一個多月的時間，冷霞就從90多斤胖到150斤，皮膚鬆鬆垮垮。
除了副作用帶來的難受，醫藥費也成了她心裡的負擔，“一個月才掙3000多，抽一次血就花掉1/3，身體卻不見好轉。”
二、太痛苦了，我想喝老鼠藥自殺
2017年的一天，冷霞再次摔倒在家，仰面躺在地上，兩手朝上亂抓。回家後的樊武想扶她起來，她卻一直喊疼，“啊呀啊呀哭個不停”。
這次摔跤導致冷霞左腿粉碎性骨折，直接原因是長期服用激素導致的骨質疏鬆。醫生冒著很大風險，為冷霞做了手術，但在手術後，她開始拒絕治療。
比起術後康復，冷霞更關心醫療費。每次看到樊武拎來一堆藥，她就會問花了多少錢，“病治不好了，活著也是受罪，浪費錢”。這次冷霞住了半個多月院，一共花了三萬元，卻沒人敢告訴她。
出院後，大女婿張鐵軍將岳母留在身邊照顧，樊武很感動，還不忘提醒女兒和女婿，“很辛苦的，不要抱怨啊”。
雖說是接到家裡住，但大女兒這個“家”，不過是一個不足10平米的宿舍。冷霞、女兒夫婦、外孫，一家四口人擠在宿舍裡，顯得格外擁擠。
女兒的住處
冷霞需要人時刻貼身照顧，因此大女兒辭去了工作，每天餵飯、清大小便、翻身、洗腳……
整天窩在床上的冷霞脾氣越來越差，看什麼都不順眼，生氣時還會捶打女兒，女兒哄半天，她嘴裡也吐不出一句好話。每天晚上，身上各種疼痛襲來，被折磨的冷霞會抓住頭髮使勁扯，床上、地上全是她的頭髮，經常整夜整夜地睡不著。
“太痛苦了，想喝老鼠藥自殺”，一天晚上，冷霞對女兒和女婿說出了壓在心裡很久的想法。
三、不哭不哭，我不怪你們
2017年的一天早上，大女兒樊凡照例給母親燒水、洗漱。昨天晚上，冷霞尿溼了床，她呼吸著空氣中的尿騷味，再次表達了自己想法，“活著也是受罪，不如讓我死了吧”。
這次女婿張鐵軍慌了，他通知樊武過來一趟。兩夫妻見面後，冷霞告訴樊武，“我想吃老鼠藥”，態度堅決，一直哀求。
這一次，冷霞如願了。他們三人，送冷霞走完了人生的最後一段路。12元的老鼠藥，2瓶液體和1包藥粉。在三人還在猶豫思考的片刻，堅持求死的冷霞搶過瓶子，一口氣喝光了。
三人跪在地上痛哭，冷霞卻冷靜地說：“不哭不哭，我不怪你們”。
冷霞最後一個願望是讓女婿帶她出去轉轉，她已經很久沒出過門了。監控顯示，當天上午，張鐵軍開著車在臺州的街道上游蕩了3個小時。
兩日後，他們三人被警方帶走。
四、其情可憐，其罪不可恕
2018年5月21日下午，此案件在臺州市某法庭開庭。
“藥是我買的……”，張鐵軍低著頭，發出微弱的聲音，“我心裡難受，我覺得我要對她的死負責。”
樊武僂著背，一臉木然。輪到他說話時，他央求法官，“把我抓進去吧，把我女婿放出來，他還有孩子，我女兒身體也不好，需要人照顧……”
聽到父親的話，樊凡眼淚繃不住了，“我是個不孝女，我自己都想死，我清楚我媽的病，但我真的無能為力”。
小女兒樊田也出庭作證，“母親在世時，一身病痛，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他們對她的照顧很周到，並且大部分收入用來看病了，還跟親戚借了不少錢。母親也曾跟我提及尋死的想法，無論她是什麼原因去世，我都會諒解他們的。”
“其情可憐，其罪不可恕”，這是主審官對此案件的評價。如果予以緩刑，是否會變相鼓勵這種行為？如果嚴格判刑，對這個不幸的家庭是否公平？他們的家庭悲劇是否能就此結束？
這是擺放在法律面前的一道難題。
最終，樊武和女婿被判處三年有期徒刑，緩刑五年；大女兒樊凡被判處兩年有期徒刑，緩刑三年。
庭審結束後，法官准備離開，樊武突然走上前，用力跪在了地上……
五、我同意安樂死，但我的親人不行！
自從幫助妻子“安樂死”被判緩刑後，樊武變得更加沉默寡言，除了和家人通話外，他幾乎不與其他人交流。即使面對家人，心裡的苦悶也無法述說，於是在每天工作12小時後，他選擇獨自待在宿舍，自己一個人度過。
面對“安樂死”，一邊是對結束痛苦的渴望，一邊是法律的嚴令禁止，而在中間撕扯的，是絕症患者及其家屬。
溫醫大倫理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劉嬋娟團隊，曾用一年多的時間做了關於安樂死的調研。他們發放了近兩千份問卷，調查對象包括不同文化程度的城鄉居民，內容主要圍繞對重症晚期患者的態度、病危且深受折磨的病人是否有安樂死的權利等。
而調查結果，卻讓劉嬋娟頗感意外。
城市的支持率是78.5%，農村是87.62%，醫護人員更是高達95.4%。總體來看，有84.27%的人贊成安樂死，這似乎符合網絡上群眾對安樂死的呼聲。可一旦將前提條件變為“當親人遇到類似的情況”，結果出現了巨大反轉——有64.8%的人選擇不同意。
造成這些態度差別的原因是極其複雜的。
衛生部曾公開的一個數據：中國人一生中，約有80%的健康投入，花在了臨死前一個月的治療上。農村居民經濟條件更加拮据，患上絕症後治療費跟不上，更難以承受疾病的折磨，而城市居民相對能接受到更好的醫療資源；
醫護工作者的高支持率並不讓人意外，他們見過太多案例，知道這種搶救對於絕症患者來說意味著什麼。很多醫生一聽到自己要進ICU都會覺得害怕，這是對痛苦和死亡的恐懼。
此外，絕症患者是治療還是放棄，更多是由親人決定的，但由於孝道和感情，親人通常不會輕言放棄。不少患者家屬曾表示，“如果是我自己，我寧願不活了，但是對家人，我狠不下心”。
林曉驥是一位腫瘤科醫生，他從未想過，身體硬朗的父親會成為自己的病人。幾年前父親查出腸癌晚期，化療結果並不理想，並很快復發。
“即便進行積極的治療，最久也不會撐過一年。”林醫生把病情如實告知父親，父親決定放棄治療，他身為兒子，支持父親決定。
“在他生命的最後半年，我選擇帶他出去遊玩，去他一直想去的那些地方。之後我把他接回老家，自己照顧，想最大程度減少他的痛苦，帶他走完最後一段路。”
林醫生這麼選擇，是因為他十分清楚晚期癌症患者的痛苦有多大。
“晚期癌痛會讓人想要跳樓，你說可以用止痛藥，但在最痛的時候，要一把一把地吃才有效，人會瘦到皮包骨，還有胸腔積水，器官衰竭……在心理上，因為恐懼，患者會暴躁、抑鬱。生理和心理的雙重摺磨，會持續好幾個月。而很多時候，由於家人的隱瞞，病人直到最後都不知道自己的病情。”
人生百態，對於死亡的態度自然不止一種。有人直到逝世前的最後一刻都不甘心，想找各種辦法，創造奇蹟；也有人在經過各種嘗試後，坦然接受，最終以減輕痛苦為主。
中國人不喜歡談論“死亡”，面對“死亡”多會選擇逃避態度，缺乏死亡教育。如果能對死亡話題多加探討，也許在面對“堅持還是放手”的問題時，才能做出真正無愧於心的決定。
[1]一個重病患者的非法“安樂死”.北青深一度.鳳凰網 2019-03-05
[2]我同意安樂死，但我的親人不行！.華醫網.2017-04-05
[3]直面死亡，只有安樂死可以解決一切嗎？姜楠 漏依凡 丁科東.澎湃新聞.2019-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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