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分材料，便说一分话；有两分材料，便说两分话；有十分材料，可以说九分话，但不可以说十一分话。” 这是著名社会学家陈达经常告诫他的同事和学生的话，这既是其一生秉持做人的准则，也是一个学者严谨的科学态度，而要坚持让事实说话，并且一辈子都说真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陈达是研究社会学的，既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的开创者，也是中国人口学的开拓者之一，。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曾提出了实行节制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品质的主张，并在北平成立了节育指导所，创办了《人口福利》杂志，宣传节育知识，倡导每对夫妇只生一对子女为宜，以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
陈达
陈达（1892—1975）字通夫，浙江余杭人，1892年4月4日出生于农民家庭，尽管其父母不识字，但陈达却自幼聪敏好学，7岁入村里私塾读书，1905年入读余杭县立高等小学堂，开始接受现代启蒙教育。
陈达非常勤奋和刻苦的求学，每天都要早起晚归，步行十五六里路上下学，其表现深得校长姚仲寅的赏识，不但把女儿姚梧荪许配给他，而且还资助陈达继续求学，于1909年保送陈达入杭州府中学堂深造，这曾是杭州最好的中学堂，1911年更名为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堂，由钱学森的老父亲钱均夫担任校长，该校培养出一大批杰出校友。
浙江省立一中校门
1911年9月，陈达考入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在其入学的第二年，清华学堂被更名为清华学校，陈达在清华求学期间，衣不求华，食不求丰，经常在课余时间勤工俭学，在教务处帮助抄写、翻译，挣点零花钱钱贴补日常生活。
1916年7月，陈达从清华学校毕业并被公费派往美国留学，入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立德学院学习，并于1918年6月获得学士学位，当年秋天又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社会学，并于1919年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师从社会学大师乌格朋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导师的引荐之下，曾与佛莱克、劳雷麦、斯尔图特、莱斯华伦、汤普森等著名社会学家交往频繁。
1923年暑期，陈达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中国移民的劳动状况》曾被美国众议院选为档案出版，而他还在美国劳工统计局谋得一个职位。
1923年秋，陈达应母校清华学校之邀回国任教，开设社会学原理等课程，曹云祥出任校长后致力于向综合性大学发展，并于1925年9月设立了大学部，开始实施四年制本科教育，并设文、理、法三个学院共17个系。
清华校门
清华学校社会学系是1926年正式成立的，由陈达出任社会学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当时社会学教授只有陈达一人，除开设了社会学等课程之外，还开设了人口问题等新课程，因此可以说陈达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始人。
1928年8月，罗家伦被国民政府空降清华园出任校长，在其努力和斡旋之下，清华学校被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由此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并确定了社会学与人类学并重发展，因此将社会学系更名为社会人类学系，而陈达的研究成果也颇丰，其撰写的《中国劳工问题》学术专著，于1929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0年社会人类学系开始增聘教授，留美社会学学人吴景超、潘光旦、李景汉等人陆续被延聘加盟，大大增强了清华社会学的实力，并按课程的性质分为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并于1932年将社会人类学系又扩名为社会学与人类学系，依然由陈达出任系主任，1933年清华大学增设社会学研究部，但该部仅存在一年就被撤销，又重新恢复创建之初社会学系原名。
陈达
1934年，陈达应太平洋学会之邀，调查研究中国南洋的迁民问题，先后赴汕头、漳州、泉州等地调查，并经香港赴印度尼西亚调查华侨的情况，并撰写了《人口问题》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5年春又前往南洋的爪哇、巴达威、三宝垅、西婆罗洲、泗水、邦甲、新加坡、暹罗、中南半岛等地继续调查华侨情况。
1935年9月14日，陈达与北京大学徐祖舜、北京师范大学田沛霖、燕京大学张尧年一起结伴从北平乘火车经满洲里抵达苏联首都莫斯科，其他三人继续前往欧洲，陈达则在莫斯科停留了七个星期，深入政府机关、工厂和集体农庄，考察和了解当地工人和农夫的生活状况。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当年9月12日日本军队侵占了清华园，陈达与一部分师生躲入城里并伺机逃离北平，当年11月陈达等人逃离北平，经天津、上海、汉口等地抵达长沙，在新成立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执教，主要讲授劳工、人口等课程。
1938年5月，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又开始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陈达等人辗转经香港、越南等地抵达昆明，出任西南联大历史社会学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这一年5月底，陈达所著《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不久陈达秘密潜入沦陷中的上海，将家眷从上海接到了昆明，全家五口人得以团聚。
《南洋华侨于闽粤社会》
1939年1月，陈达以云南省呈贡县为人口普查试验区，依靠当地政府动员全县82名小学教员为调查员，开办调查员训练班进行业务培训，将全县分为82个调查区，进行人口普查,当年8月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在昆明成立，由陈达出任所长，李景汉为调查主任，戴世光为统计主任。
翌年西南联大将隶属文学院的历史社会学系拆分为历史学系和社会学系，社会学系划归法商学院，师资主要都是来自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陈达继续担任社会学系主任，骨干教授有潘光旦、李景汉、吴泽霖、李树青等人。
西南联大校舍
1941年2月，陈达应邀在出席国民政府第一次全国主计会议时，提出了“人口普查案”并获得通过，国民政府内政部在组织全国各省市户籍人员培训班时，陈达被聘为专任教官兼实习指导，1942年初陈达又主持了云南省环湖市县户籍示范实验，并提交了《云南户籍示范工作报告》。
1943年8月12日，陈达辞去西南联大社会学系主任时，由潘光旦教授继任，1944年1月陈达应邀在中央训练团党政高级班任教官并主讲社会调查课，期间还得到蒋介石的召见，当年10月完成了《现代中国人口》一书的写作，提出了生存竞争与成绩竞争理论，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经其在美国留学时导师的介绍，于1945年3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季刊专刊上发表。
1946年5月，清华大学师生陆续迁回北平清华园，不久由陈达主持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与上海市社会局等九个单位组成了“上海劳工状况调查委员会”，调查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劳工状况，并亲自主持撰写了《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市镇工人生活》，其所著的《浪迹十年之行旅记闻》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浪迹十年》
1946年10月10日，国立清华大学在北平正式复课，社会学系被划归法学院，由陈岱孙出任法学院院长，潘光旦出任社会学系主任，陈达只是在社会学系担任普通教授，1947年2月北平市开展“户口大检查”时，大批便衣警察午夜闯入民宅，致使2000多无辜市民被捕，陈达与朱自清、向达、金岳霖、吴之椿、俞平伯、陈寅恪、许德珩、张奚若、汤用彤、钱瑞升等教授联名签署保障人权宣言，对北平军警肆意践踏人权行径进行强烈抗议。
鉴于陈达在国际社会学界的影响力，1947年被推举为世界人口学会副会长，1948年4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他与陶孟和是81名院士中仅有的两位社会学家， 1948年底国民政府实施“抢救学人计划”，陈达也在被抢救名单之中，但他拒绝飞往台湾，而是与张奚若、潘光旦、费孝通等教授坚守清华园等待解放。
陈达与清华社会系师生合影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时，陈达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并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劳动保护司副司长，1952年又被联合国聘为远东经济委员会顾问，同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包括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在内的所有大学社会学系均被撤销，陈达转任中央财经学院劳动经济专修科教授，1953年又被调到中国人民大学担任劳动经济专修科教授，1954年又被调到劳动部劳动干部学校担任教授和副校长，1955年中国科学院评选学部委员时未能当选。
根据当时国情需要，陈达提出了在大学恢复社会学系的建议，为国家培养所急需的社会学领域人才，还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节育、晚婚和新中国人口问题》一文，并在文中指出：“自从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之后，新中国的人口每年在增加一千万以上，必须认真解决人民就业和降低出生率问题。”公开提出了计划生育和晚婚晚育的主张。
陈达
陈达这一极富远见的建议，是在1957年提出的，不仅不合时宜而不被采纳，而且还遭到了批判，甚至被错误地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最终被打成右派，而当年曾从事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教学和研究的著名学者和教授，几乎都被打成了右派。
陈达的右派问题很快就得到了改正，1960年就被摘掉了右派帽子，标志着从敌我矛盾又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可以重新过一个正常居民的生活，并曾被连续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但文革期间还是受到了冲击和迫害，陈达的名字很少被人提及，他彻底被岁月尘封了。
1975年1月16日，陈达在其北京寓所病逝，享年84岁，其骨灰后来被存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死后能进八宝山，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政治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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