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是人类活动的遗迹，
是人类历史演变的载体。
中华酿酒文明，
在经历了沧桑的历史变迁后，
留下了数不胜数的古迹，
向人们诉说着昔日的辉煌。
每一处酿酒遗址，
对中国酒文化的研究都有着重要价值，
其中具有“最”字名号的遗址，意义更为重大。
这次，我们就来说说中国最大的酿酒遗址——
安徽濉溪长丰街明清酿酒作坊群遗址。
究竟有多大？先来看一组数据：发掘面积近2000平方米，清理面积已近3000平方米。什么概念？濉溪长丰街明清酿酒作坊群遗址分布面积是迄今发现全国最大的，发掘面积最大，比已发掘的国内近十处酿酒遗址面积总和还要大。可见这一遗址的发现，带给整个考古界乃至酿酒界的震动绝对是前所未有的，更是填补了华东地区古代酿酒遗存的空白。
除了面积上是中国之最，
这处遗址出土的酿酒制作工艺流程设施，
保持最完整。
怎么就敢如此断定？
这，就得回溯中国酿酒历史了。
关于中国酒的历史起源，人们普遍认同的有猿猴造酒、仪狄造酒 、杜康造酒三种，然而，这三种都近乎于猜想、民间传说和史书所载的故事。事实上，在对我国良渚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等遗址的考古发掘中，都发现了盛酒陶器，还出土了酿酒用的酒缸，这说明远在仪狄、杜康时代以前的公元前5000到3000年，我国就有了酒。
商周时代，中国人独创酒曲复式发酵法，开始大量酿酒，但宋元以前，都是以低温加热处理的谷物发酵酒，不属于蒸馏酒范畴，包括宋代的“蒸酒”，也是指对酒加热以便于长期存放。直到元代所说的烧酒，才是蒸馏酒，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白酒。
中国白酒，起于元代，兴盛于明清。据濉溪县志记载，元至正三年口子古镇是溪沟入睢水之口，濉溪酿酒业成为中原酒业中心。明清时期，濉溪的酿造作坊发展至20余家，到了民国初期，濉溪更是出现了72家酒坊争雄的局面，当地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团城七十二，居中尽得法，千瓮皆上品，甘美泉水佳。”这次濉溪长丰街明清酿酒作坊群遗址的发掘位置与文献记载的酿酒作坊能够一一对应，先期发掘的分别为祥源、大同聚和魁源三个糟坊。
▲ 大同聚坊和魁源坊遗址全貌 ( 图片来源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考古工作者分别清理出祥源、大同聚和魁源三个糟坊的遗存，主要有5个蒸馏灶，1个储池，1处制曲房，1处曲池，3处晾堂，近40余处发酵池，5口水井，10余条排水沟，20余处房址，3条道路，百余个灰坑。是目前全国唯一覆盖蒸馏酿酒全流程设备的酿酒作坊遗址，较全面地反映出皖北乃至北方蒸馏酒制作工艺发展的生态模式，足以证明濉溪酿酒工业的发达与繁荣，已达到一酒一城的规模。
昔日众多的酿造作坊已经成为历史遗迹，好在距这一遗址群仅一路之隔的口子酒业老城车间里尚存有一“同聚酒窖”，至今依然传承着百年前的古法酿造技艺，历史上更曾有“口子镇酒香关山十万里，同聚糟坊独占七十二坊之巅“一说。
▲ 左图-魁源坊内长圆形发酵池 右图-储水池及其排水沟 ( 图片来源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 大同聚双蒸馏灶 ( 图片来源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 大同聚坊内发酵池 ( 图片来源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凡是遗址，定有文物。
如此意义重大的遗址，
又出土了什么珍贵的文物呢？
这次濉溪长丰街明清酿酒作坊群遗址，出土文物约600余件，瓷片约1吨，数量之庞大、品类之丰富、品味之高端，具有重要的考古价值和学术意义。除了酒坛、酒杯、酒瓶、酒盏等酿酒、品酒相关的器皿外，也有反映生活用具的器物，包括青花瓷器、紫砂器、香水瓶、麻将等，折射出当时前卫的消费观念和濉溪本地的生活品位和富裕程度。
▲ 青花品酒杯 ( 图片来源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 左图-黑釉酒瓶 右图-酒坛 ( 图片来源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 “昌江珠山汪佩辉“款的粉彩瓷壶残片。汪佩辉为晚清民国制瓷大师。 ( 图片来源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 出土清代晚期碑刻，内记濉溪镇、关帝庙等 ( 图片来源于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濉溪长丰街明清酿酒作坊群遗址，
作为十大考古候选项目，
注定改变中国明清酿酒历史价值认知版图，
再一次实证了口子窖的悠久历史与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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