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特朗普于3月26日签署了《台北法案》，从而标志着该法案的最终生效。对于该法案，我们该如何认识和评价？笔者的看法是，除了第4条（节），该法并没有增加新的实质性内容，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在台湾问题上，《与台湾关系法》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我们应对的重点仍然应该是《与台湾关系法》。而在应对的时候，应该多一些法律思维，多准备一些法律工具。在现有工具的基础上，有必要考虑修改《反分裂国家法》，增强其
可操作性。
《台北法案》只有5个条文（节）。在美国国会审议阶段，其原本有6个条文。最终正式生效的案文，与最初阶段相比，少了一个案文，是有关美国和台湾方面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内容。根据最初案文第5条（节）的规定，美国应予台湾就双边贸易问题进行磋商，以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为目标。但此规定在最终生效版本中删除了。
而就最终生效的5个条文而言，基本上都是宣示性的，并没有新的内容。其中唯一有实质性的内容，当属于第4条（节）中的如下规定，即美国确定如下政策：（1）适当支持（A）台湾加入不以主权国家为条件且美国同为成员方的国际组织；（B）台湾在其他国际组织中获得观察员地位。这一规定表明，美国今后会加大力度支持台湾有关其"国际空间"的努力。
那么，对于上述规定，我们该如何应对？
长期以来，在应对与台湾有关的相关问题上，我们的应对，一直呈现出明显的"两多一少"的特征，即"军事准备和应对多，政治准备和应对多，法律准备和应对少"。但从现实情况来看，与台湾有关的各项挑战，越来越多地是以法律形式出现的。《台北法案》同样如此。对于此种以法律形式出现的挑战，有效的应对方式，同样应该是法律形式的。所谓"针尖对麦芒"，说的正是此意思。法律应对应该成为军事应对和政治应对的前提和基础。离开了充分的法律准备，单纯的军事应对和政治应对，往往并不容易获得非常好的效果。
而从法律应对的角度来看，我们需要注意两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是有关《台北法案》第4条（节）的规定；第二个层面是一般性的，面对的是来自于《与台湾关系法》的一般性挑战。
就《台北法案》第4条（节）的规定而言，现有法律工具是充分的。要应对此种挑战，我们只需要充分重视利用联合国大会1971年通过的第2758号决议（有关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即可。由于该决议是联合国系统内有关台湾问题的现行有效的最重要决议，且与处理台湾"国际空间"问题高度相关，从该决议的解释与适用角度来看，其对于我们是最有利的，只要我们重视其适用，在联合国系统内，台湾参与相关国际组织的问题不会成为一个具有现实威胁的问题。从此角度来看，无论美国基于《台北法案》第4条（节）的规定如何加大其支持台湾参与相关国际组织的力度，都不会给我们带来实质性威胁。我们只要能守住第2758号决议，并善于适用其即可。由于我此前已经就此问题作了详尽分析与讨论，具体理由，这里就不再展开。
而从《与台湾关系法》的角度来看，我们就有必要认识到，所有来自于美国的有关台湾问题的挑战，其根源，都在《与台湾关系法》，而非其他。相较于此次的《台北法案》而言，1979年的《与台湾关系法》更基本，更全面，更详尽，也更具可操作性。对于美国总统等行政机构（也包括其他机构）而言，《与台湾关系法》的工具性更强。对于美国各机构而言，由于《与台湾关系法》属于必须执行的国内法，其所带来的挑战，当然属于法律范畴，是法律性的。对于此种挑战，单纯的政治应对，很难取得比较好的效果。离开了必要的法律工具，是无法有效应对根源于《与台湾关系法》的相关挑战的。
而从既有的应对法律工具的角度来看，我们是有先天不足的。最重要的法律工具，应当属于2005年通过的《反分裂国家法》。但此法最大缺陷在于，其可操作性不强，细化规定不足。例如，其没有针对对台军售问题进行专门规定，没有针对台独行为规定相应的法律后果等。我们有必要以《与台湾关系法》为基础，针对其中的具体规定，在《反分裂国家法》中规定相应的对等反制措施。有了这些规定，在进行政治应对的同时，我们的相应应对，就有了国内法律基础，应对的法律依据具备了，其效果，自然就会改善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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