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二祭“思故念旧”与帝王家甥舅恩怨,法理与伦情的非典型博弈

在中国人的伦情关系网上,母辈与父辈、妻族与自己之间经常存在“舅舅、妻舅”这样的角色;在家庭矛盾中,该角色经常起到调停、化解的关键作用,因而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舅亲”在家庭中的地位一直都不低。

“舅”跟“旧”同音,那么人们在清明、重阳这两个节日中的“思旧”是否与“思舅”有关呢?这正是下文将要谈论的要点。

春秋二祭“思故念旧”与帝王家甥舅恩怨,法理与伦情的非典型博弈

“思故念旧”为中国人的伦情常礼

根据现有历史记录,其实我们既无法证明“思旧”与“思舅”之间的关联、但也无法否定法理与伦情在亲人之间存在过倾轧的事实;不过,在历史上一些著名的“甥舅恩怨”故事当中,“思旧”与“思舅”却一直存在着隐隐的相互对应。跟谚语“正月剃头——死舅”一样,从“思旧”到“思舅和死舅”,这都是民间自发而成的演变,史籍中可不会堂堂然如此记载。

历史记录都以帝王家为核心,在人们引以为荣的汉初历史中,卫青是汉武帝的大舅哥、霍去病的舅舅,“卫霍家族”曾擎起了刘氏汉家的半边天。

由于“舅”这角色在“家天下”的帝王家中具有先天性的平衡优势,用好了对自己百利而无一害、用不好则会落得个伦情冷漠的骂名;自此,后世帝王们再也不敢忽视王家当中的这层重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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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所思旧人为自己舅舅,“思旧”也就是“思舅”

“文帝杀舅”对汉武帝的影响

西汉初年,吕后乱政给刘氏江山带来了重大祸患,代王刘恒在周勃等人的帮助下诛灭诸吕,成为了历史上的汉文帝。汉文帝这人大节很好、不过在人伦关系等小节方面,却一直被认为“首鼠两端”,因为他既是《二十四孝》中的主角之一、又曾不顾母亲薄太后反对杀掉了自己的亲舅薄昭。

西汉文帝元年(前180年)“诛吕”之后,由于刘恒对拥立他为帝的周勃等人没什么信心,于是派舅舅薄昭进京找周勃探听究竟。从京城回来后,薄昭向刘恒详述了“诛吕”的全盘经过,最后成竹在胸地对刘恒说:“这事绝没问题,你大可进京当你的皇帝去!”刘恒这才忐忑不安地赴京当了皇帝。

在皇帝位上坐了四年后,尽管周勃已成了汉文帝的姻亲(儿子娶了文帝的女儿),汉文帝对这恩人还是不怎么放心,文帝四年(前176年)时,他又借机将周勃贬回了封国、最后还将他下了狱。幸得周勃通过公主的关系找到了薄昭,薄昭再找上他的姐姐薄太后,舅舅和母亲轮番向汉文帝发话,周勃这才幸免于难。

后来,薄昭确实因私人恩怨触犯了汉朝国法,薄太后和皇亲国戚们联名保奏都不管用,汉文帝为了自己的新政、还是让薄昭自杀了!这过程中的博弈发生在薄太后与汉文帝之间,再怎么闹还是母子关系,因而只能算是“法理与伦情之间的非典型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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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孝著称的汉文帝也曾不听母命杀掉亲舅

对于此事,司马光认为汉文帝“善持法者,亲疏如一“虽没错,不过他也同时指出、正因汉文帝错误地将薄昭这样重要的皇亲国戚放到了不当位置上、这才酿出了如此人伦悲剧。在更重儒家伦情礼法的后世史官眼中,汉文帝看似高大上的此举就一直都被认为是“不近人情”,这方面的小节也成了他抹之不去的污点。

那么,汉武帝重用大舅哥卫青、卫青又重用外甥霍去病时,“文帝杀舅”对他的决定又是否有过影响呢?

须知道的是,汉武帝的父亲刘启(即汉景帝)在当太子时也曾持棋盘砸死过吴王太子刘贤,如需秉公执法的话,就不存在汉景帝、也就不会有他这汉武帝!更何况,正因为薄昭救了周勃,汉景帝时期才有“周亚夫平七国之乱”。因而在这件事上,汉武帝显然不愿效仿文帝、他甚至连父亲汉景帝的许多做法也想推翻呢!

后来,李广因一句口头气话杀了霸陵卫、霍去病也因私愤杀了李广的儿子李敢,汉武帝对此都是不了了之。如果按“文帝杀舅、绝不徇私”的做法,且不说卫青能否被获重用、至少李广和霍去病都得因杀人而伏法,如此一来,汉武帝的历史作为肯定就会大打折扣;毕竟,历史上只有一个卫青、一个李广,霍去病更是世间无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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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与大舅哥、舅舅与外甥的千古组合

唐高宗李治与长孙无忌:从“除舅到思舅”的非典型博弈

在汉武帝之前,黄老法家虽倡导“无为”,但在法治上却有着比儒家律法体系更为不近人情的严苛条例。我并非意在这里讨论“法律不外乎人情”这样的话题,因为直到当代,伦情礼法始终横亘在律例与人情之间,对每位执法者都是不小的考验。

从汉朝到唐朝,儒家思想及相关的伦情礼法早已深入人心了,然而在唐高宗时期,李治却又在武则天、许敬宗等人的怂恿下、仿效“文帝杀舅”将长孙无忌流放、最终令其自缢。

长孙无忌是“凌烟阁”排行第一位的唐初功臣,唐太宗李世民曾说:“我有天下,多是此人力”;终贞观一朝,唐太宗与长孙无忌之间始终丹青相照、为后世留下了难得的君臣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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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孙无忌与房玄龄是唐太宗的两大股肱之臣

长孙无忌是李世民的妻舅(长孙皇后的哥哥)、李治的亲舅。唐太宗废黜太子李承乾后,正为储君的事情忧愁万分,因为除李承乾外、当时的吴王李恪、魏王李泰、汉王李元昌等都曾是他心目中不错的储君人选(即“三子一弟”说),无奈候选的四人却都“所为如此”(《旧唐书·长孙无忌传》: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此,我心无憀),唐太宗甚至曾经愁到要拔剑自刎!

在与长孙无忌、房玄龄和李勣商议此事时,长孙无忌却借着唐太宗的彷徨失措、直接将李治拉到了其父跟前,此举直接促成了李治晋身太子之位。太子人选虽定,唐太宗却依旧心仪吴王李恪的英武果断,长孙无忌对此自然极力反对。唐太宗对他说:“是不是因为李恪不是你的外甥呀?”按理说,皇帝说这样的话时大臣们就危险了,长孙无忌却以李治“仁厚、守成”怼了回去,李世民无话可说,从此再无提过易储之事。

如果长孙无忌不是唐太宗的妻舅身份,相信当时也无其他大臣敢对李世民说这样的话,所以说,李治能当上皇帝、他这位舅舅才是最大的幕后推力!

春秋二祭“思故念旧”与帝王家甥舅恩怨,法理与伦情的非典型博弈

有着如此功高权重的亲舅,这对唐高宗李治来说既是幸事、也是潜在的祸事。为何只能说是“潜在”呢?因为自被污谋反到被流放致死、长孙无忌从未对李治产生过任何政治上的威胁;所谓祸事,那只是李治他自己的臆想、被武后和许敬宗等人怂恿、从而不加查证就将这位亲舅削职流放了!

咸亨三年(公元672年)许敬宗去世后,他的种种污事被人一一揭发,李治开始重新审视当年“除舅”的所作所为,“思舅”之意油然萌生。上元元年(674年),李治和武则天称“天皇、天后”,在清明春祭时,李治特意给长孙无忌上了柱香,武则天对此却并没有表示过什么。

有史学家据此断言:这说明当时李治依旧“实权在握”,所以武则天对丈夫此举也无可奈何。其实对武则天来说,当年她“废王、立后“的目标均已实现、如今更是已贵为”天后“,已故十五年的长孙无忌对她又有何实际影响呢?反正这政敌已再也威胁不到她!

春秋二祭“思故念旧”与帝王家甥舅恩怨,法理与伦情的非典型博弈

对后来的李治来说,“思舅”也是思旧的一部分

于是这一年八月,唐高宗公开追复长孙无忌官爵、迁其墓葬到昭陵,算是为他平了反;与此同时,在稍后的重阳秋祭当中,他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思舅”了一把!

从“除舅到思舅”,长孙无忌自始至终都只是李治臆想出的敌人,长孙无忌可没想过要跟外甥去争什么,因而他们之间的这场甥舅博弈也是“非典型”的!

李治“思舅”与民间清明重阳的“思故念旧”

唐初的朝廷礼典是《贞观礼》,为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所修订而成。唐高宗即位后,因许敬宗等人的长期絮叨,又令许敬宗、长孙无忌、李义府等人修订出《显庆礼》,主要是对其中的《国恤》部分进行了更改。长孙无忌自然不满这样的修订,但许敬宗、李义府都是武则天那边的人,他最后还是一比二落败、毕竟胳膊拗不过大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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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为长孙无忌平反,武则天只好配合唱双簧

在上元三年(676年)的春祭上,因为李义府、许敬宗等人均已故去,长孙无忌已获平反,朝臣们趁机指出《显庆礼》中的弊端,最后,当年春祭只好“五礼并依贞观年礼为定”(旧唐书·礼仪一)。

依《贞观礼·国恤》,帝王在春秋二祭中除了要祭祀五帝、对国家有重要贡献的皇室先人也要隆重祭祀,长孙无忌作为“国舅”,自然也成了祭祀对象之一。不过,李治的“思舅”终有过“除舅”的不光彩往事,武则天作为他的妻子,也只好无奈地配合掩饰;除了修订大颁天下的《列女传》、《臣轨》等典籍之外,她还同意了重新起用王废后的族兄王方翼——李白出生的碎叶城就是他在那期间主持修建的。

在新修订颁行天下的一系列典籍中,武则天兼用贞观、显庆二《礼》(实为一种中立态度)作为礼化国民的思想,从此,李治在朝中“思故臣、念亲舅”、民间里的百姓们也能依礼“思故念旧”了!“思舅”与“思旧”由此产生了关联,估计为民间根据“舅”的谐音演变而来。

春秋二祭“思故念旧”与帝王家甥舅恩怨,法理与伦情的非典型博弈

唐朝官方的“思故念旧”大典为民间提供了效仿榜样

唐代官方当然不会记录这样的事情,再怎么说,皇帝杀舅这样的事情虽不是秘密,但终归是不好外宣的!《旧唐书·太宗诸子》里还有“史臣曰:太宗诸子,吴王恪、濮王泰最贤。皆以才高辩悟,为长孙无忌忌嫉”的记录,到了《新唐书》里,该记录就没了;而《旧唐书》中的“史臣曰”,显然就属许敬宗改史、污蔑长孙无忌所留下的痕迹,原本或为“延族曰“这样的字眼(许敬宗字延族)。

古代百姓对礼法的感召多源自当时朝中的重大事件。垂拱元年七月(685年),临朝后的武则天继续依贞观、显庆二《礼》大祀新落成的明堂。在这次明堂落成大典中,《孝经》就被反复强调,除了“请奉太宗文武圣皇帝、高宗天皇大帝配祭于明堂”之外,民间宗庙也据此开始有了自己缅怀祖上、发扬孝义的依据,朝廷内外“思故念旧”都是合理合法、且被官方舆论褒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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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有自己的国恤,民间宗社也有他们思故念旧的对象

唐文宗时期的宰相李德裕和后世史学家司马光等人都曾抨击过“文帝杀舅”的事情,如果李治能早日获悉士人们的看法,估计他也无法效仿文帝对亲舅下手;如此一来,今日的我们在每年清明重阳期间缅怀先人时,也许就不存在“思故念旧”一说了。

康熙与佟国维:甥舅与伦情关系的“大满贯”

唐朝之前,民间的春秋二祭多是自发而为;自高宗时期开始、民间在清明、重阳期间的“思故念旧”习俗至宋而盛,到了明清时期,已成了深入我国百姓骨髓里的一项传统习俗。

人们通过史籍和电视剧都能得知,康熙帝在储君的事情上对八阿哥允禩甚为反感,宁可复立被废过的大阿哥、也不愿立八阿哥为储君。偏偏这情况下,康熙的舅舅佟国维就有效仿长孙无忌之意,欲凭国舅的声望带头举荐八阿哥。可惜历史不会重演、康熙帝也不是唐太宗,佟国维此举算是逆了龙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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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痛斥佟国维,最后也只好不了了之

康熙一直对“八爷党”深恶痛绝,换做了其他人,估计他的日子不会好过,偏偏这佟国维不但是康熙的亲舅(康熙生母孝康章皇后是其胞姐)、还是他的岳父(孝懿仁皇后是其女儿)。如此“大满贯”的伦情关系摆在康熙面前,任康熙再恨“八爷党”都好,对佟国维这样的外戚也得礼让三分了。

有人说康熙放过佟国维、是因他的儿子隆科多没有攀附八阿哥及任何“夺嫡派”(隆科多是四阿哥这边的,一直扮演着“不争”的角色),其实以隆科多当时的影响力、他何能影响康熙的生杀决策呢?倒是因为汉文帝、唐高宗都曾杀过亲舅,加上民间对这样的事情甚为忌讳,即便佟国维真有长孙无忌之意,他也无法将他当作长孙无忌給杀了。

最后,康熙帝只是训斥了佟国维,佟国维也装模作样地“引罪请诛戮”,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

春秋二祭“思故念旧”与帝王家甥舅恩怨,法理与伦情的非典型博弈

至于现在民间流传的“正月剃头——死舅”,传闻中则源自请顺治年间的“剃发令”,民国时的“剪辫令“再次对其进行了一次强化,本源都是因为人们对前朝的”思旧“。

思念明朝也好清朝也罢,“思故念旧”是人之本能,这一点上本与”思旧、思舅“都无关;如果因为酷令压制变成”死舅“,这就真是哭笑不得的谬误了!估计汉文帝和唐高宗在泉下也会不解地问:”朕是杀过自己的舅舅,可这跟剃头有啥关系?“相比之下,“思舅”就比“死舅”温和多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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