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寫在1902年的《新中國未來記》
1902年11月，梁啟超發表了一部名為《新中國未來記》的小說，書中設想了用60年時間建立富強新中國所要經歷的六個階段，它們分別是預備時代、分治時代、統一時代、殖產時代、外競時代和雄飛時代，每個階段對應10年時間。
在這六個階段中，“預備時代”的10年“從聯軍破北京時起，至廣東自治時止”，也就是說這個10年將以清王朝的垮臺為標誌，辛亥革命的爆發讓這個設想在1912年成真。而辛亥革命之後的南方諸省獨立，也確實開啟了一個別樣的“分治時代”，但是這個時代並未能在10年內完成，而是用了近四個10年的時間到真正新中國的成立才算結束。
以梁啟超的這本小說來觀照真實歷史，“統一時代”、“殖產時代”和“外競時代”在“分治時代”結束之後接踵而至。“統一時代”可以對應從建國到改革開放前的這一時段，“殖產時代”可以看作是改革開放後的前三十年，而現在則已經全面進入到“外競時代”，今後二十年無疑將進入到“雄飛時代”。
說這些並不是要證明梁啟超是預言家，而是要說這部小說並非是梁啟超的一時興起的遊戲之作。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欲著此書，五年於茲矣”，並“確信此類之書於中國前途大有裨益，夙夜志此不衰”。所以，他的小說中飽含著對彼時國家現狀和前途命運的深沉思考，以強烈的愛國責任感進行了強國夢的探索。
更值得一提的是，這本愛國小說是梁啟超在東渡日本避難的情況下寫出來的。他為什麼要出國避難呢？幾年前他捨命參與的變法維新活動，不僅落了個同伴被處死、自己被通緝的下場，而且也遭到當時相當多國人的不理解和不認同。那麼身處在這樣的一個艱難境況中，梁啟超淪為“恨國黨”了嗎？他像怨婦諂夫一樣變成國家和民族的“黑粉”了嗎？
沒有，絲毫也沒有！時年29歲的梁啟超雖然被迫流亡異國，但他滿眼都是國家民族的集體利益，也從沒有指責和斥罵自己的同胞，他從未忘記祖國在哪裡以及自己是誰。
不僅如此，在那樣一個國家極盡羸弱屈辱的背景下，越來越黑暗的時代反而讓他內心越來越強烈地追尋光明，因而他以熾熱的愛國心、強國夢寫出《新中國未來記》，在書中飽含深情地描繪出未來的富強新中國。他要借用小說這個載體來“發表區區政見以就正於愛國達識之君子”，要在世人喜聞樂見的小說中寓以改良政治的美好前景，讓人們睜開尋找光明的眼睛，點燃希望之火來鼓舞世道人心。
02 在最黑暗的歷史時刻書寫最熾熱的強國夢
在隨後的1904年，時年36歲的蔡元培先生寫出了他平生唯一的一部小說，這本名為《新年夢》的小說夢想了一幅60年後中國強盛、世界大同的人間樂土景象。
在這小說的60年強國夢中，蔡元培構想的第一步是中國建國，是徹底改造舊中國建立新國家，包括消除列強在華勢力範圍、撤除各國在華租界等等。第二步是建立萬國公法裁判所和組建世界軍，各國“除警察兵外，不得別設軍備，兩國有齟齬的事，悉由裁判所公斷，有不從的，用世界軍打他”，以此倡導世界大同。第三步是建立“勝自然會”，“因為人類沒有互相鬥爭的事了，大家協力的同自然鬥爭，要叫雨晴寒暑都聽人類指使，更要排馭空氣，到星球上去殖民，這才叫地球上人類競爭心的歸宿”。
這個對人類美好前景的宏大暢想，已經不再僅僅是中國一國的強國夢，更是編織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世界和諧夢。蔡元培在小說裡的三大步設想中，第一步是中國人解決中國自己的事，第二步、第三步則是中國強盛後以軍力打敗列強，迫使列強選擇與他國和平共處以及響應中國建立萬國公法裁判所和組建世界軍等等行動，帶領全世界共同營造人類共命運的大同世界。
年近不惑的蔡元培為什麼要寫這樣一部不可思議的宏大幻想小說呢？他在當時也是清政府的重點追蹤和監視對象，他雖然沒有像梁啟超那樣被迫出走異國，但也在國內不斷地輾轉多地躲避風頭。這種境況下的他依然選擇了積極的應對態度，用他自己的話說，寫這本《新年夢》就是“意在以光明感染讀者”，就是希望身處黑暗時代的人們懷有對國家前途的希望、將強國夢揣在心中。
這就是大士大家的大格局、大境界，這就是梁啟超、蔡元培等等仁人志士的愛國精神氣質和強國理想光輝——我愛國只取決於我自己的意志品質，我愛國不以時代現狀、個人遭遇為轉移。
在清王朝覆亡前夜的1910年，32歲的上海青年中醫陸士諤寫出了代表那個時代強國夢的大成之作——《新中國》，這本小說幾乎是建國後上海真實發展歷程的提前預演。
比如書中說“開辦萬國博覽會，為了上海沒處可以建築會場，特在浦東闢地造屋”，萬國博覽會就是世博會的前身，堪稱是提前一百年預見到上海世博會的舉辦。再比如，書中說“現在浦東地方已興旺的與上海差不多了，中國國家銀行分行，就開在浦東”，今天的央行上海總部正是坐落在浦東新區陸家嘴，對浦東金融中心和浦東大發展做到了精妙預言。
還有建在跑馬廳附近的上海大劇院，書中說從前洋人的跑馬廳已經重新建成為有12萬個座位的“新上海舞臺”，“新上海舞臺只賣兩角錢一人的入場券，不分什麼頭二三等，盡你去坐”。除此之外，陸士諤這本寫在一百一十年前的小說，還準確預言了上海地鐵、黃埔江大橋、黃浦江隧道、科技、醫學、工業等多方面的發展景象，幾乎與今天的真實情況所差無幾。
《新中國》這本小說立足於對上海一地景象的展現，令人不由自主地生髮出對未來富強新中國的無盡想象。特別是書中對新中國海軍的預言，在彼時世人讀來無疑是心潮澎湃的，而今人讀來則簡直要懷疑寫作者發生過穿越。書中說“如今是一等巡洋艦五十八艘，二等巡洋艦六十二艘，戰鬥艦八十艘，驅逐艦一百艘，魚雷艇七百艘，合併攏來共有一千艘。以噸數計算起來，共有三十二億六萬九千八百七十四噸，海軍力為全地球第一。”
但陸士諤洋溢在小說中的愛國情並未止於這些，他在書中還用大量人名寄寓了濃烈的強國夢。比如，書中的“預備立憲公會會長”名叫國必強，寓意國家必將強盛。主持收回租界、廢除領事裁判權的議長名叫黃漢傑，寓意華夏民族英傑。為國勘探礦產的地質學家名叫金冠歐，寓意中國礦產冠絕歐洲。海軍提督的名字叫做周戎一，寓意武力統一中國。“萬國裁判衙門（國際法院）”正裁判官（院長）的名字叫夏永昌，寓意中國世代昌盛。
03 那個時代裡他們堅守光明的精神令人淚流滿面
山河已無恙，日月變新天，一百年前燃燒在世道人心中的希望之火，終於成為今日中華大地上實實在在的崛起之火。 回顧百年之前那個難以言說的歷史時代，梁啟超們、蔡元培們、陸士諤們無疑是國家前途命運的吹哨人，是他們向國人吹響了希望的哨聲。
20世紀的首個10年是清王朝的最後10年，這也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個10年。剛剛經歷過甲午戰敗和洋務失敗的希望破碎後，這個10年的一開頭便是國家喪權最嚴重的《辛丑條約》的落筆簽訂，舊日的中國自此徹底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苟延殘喘的清政府徹底淪為替列強代理統治的傀儡工具。
但就是在這樣一個極其黑暗的歷史時代裡，以《新中國未來記》《新年夢》《新中國》為代表的“強國夢”相關題材小說多達36本，而非小說體裁的表達強國理想的政論類著作就更多了。
比如，流亡海外的康有為在《大同書》中用另一種方式勾勒出理想的未來國家，包括實行土地國有、發展國營企業、充分就業和擇業自由、縮短勞動時間、男女平等，以及建立育嬰院、幼稚園、養老院、養病院使老幼病殘人群得到充分照顧，以建立均貧富、無壓迫的“太平世”為終極理想。這種愛國主張在陸士諤的《新中國》中也有相呼應的情節，陸士愕在小說中批評“歐洲人創業，純是利己主義，只要一個字享著利益，別人餓煞凍煞，都不干他事”，並設想“我國人創業，純是利群主義，福則同福，禍則同禍，差不多已行著社會主義了”。
有人把他們這些人稱為中國近現代史上最早的“公知”，那麼他們應該是最具有愛國精神、強國情懷和國家責任感的“公知”。他們常常談論對國家前途的見解，給時人以啟發和指引。他們有時也會揭露和批判，但總是不會忘記指出光明的前路。他們的抨擊絕不是噴灑口水，他們剖析現實但絕不販賣焦慮，他們總是給出希望而不是放大痛苦。
我們無可否認，當時代的命運落到每一個普通人身上的時候，他們所經歷的慘痛都是不堪回首的。但災難之所以是災難，時代的命運之所以難以抗拒，就在於沒有哪個人或哪個團體是能在頃刻間改天換地的救世主，而梁啟超們、蔡元培們、陸士諤們就是在這樣一個漸進過程中的心靈救世主。
正是這樣的他們，在一百年前貧弱危困的清朝末年，在那個屈辱困頓的黑暗歷史時代，仍然源源不斷地從筆端流淌出來令人動容的愛國情和強國夢，他們在黑暗中從未放棄對國家和民族光明前景的真情書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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