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遺物語
多做事實判斷會提升我們的智商，常做價值判斷會降低我們的智商。
去年夏天的時候，
我帶兒子去動物園玩，
他指著一條鱷魚說：“好帥呀！”
鱷魚怎麼會帥呢？
我目瞪口呆——這個社會一直告訴我鱷魚很醜。
但我轉念一想，
鱷魚怎麼就不能帥呢？
難道就那條炮彈魚可以帥？
難道就那隻老虎可以帥？
換一種眼光看鱷魚，
其實它也是可以帥的。
對於中國也是，
經歷這一次疫情之後，
我們應該學會換一種眼光看中國了。
下面這十個問題，
不知道你有沒有思考過？
01.
如果回到2019年12月1日，
怎麼做才能避免這場災難？
網上有一個問題：
如果能回到2019年12月1日，
要怎麼做才能避免這場災難？
一些網民進行了推演，
也提供了好些種答案。
但這些答案成立都需要一個前提——中間任何一個環節都不能出錯。
只要中間某個環節出現失誤，
新冠疫情的發生就無法避免。
要在第一時間隔離最初病毒感染者，
要在第一時間讓醫生做好防護處理，
要在第一時間測出病毒全基因組序列，
要在第一時間確定病毒的傳染強度，
要在第一時間確定病毒感染時間週期，
要在第一時間估量次生危害程度，
…………
要在第一時間把這些做到完美，
實在是太難太難了。
我們現在之所以覺得簡單，
是站在“已知全情”的視角。
我們用現在知情的視角，
去要求當時的醫生和官員做到完美，
真的有點過分了。
這違反認識論，
和“早知道尿炕就不睡覺了”是一個邏輯。
換句話說就是，
新冠疫情的發生其實很難避免，
換你我上去也一樣，
我們都沒法在當時做出最完美的決策。
02.
武漢方面到底有沒有重大過錯？
這場疫情很難避免發生，
是不是就意味著武漢有關部門沒有過錯？
並不是。
在這次疫情的防控中，
毫無疑問，
武漢有關部門存在嚴重的誤判和過失。
別的且不說，
就是中央派專家組進駐武漢後，
武漢相關部門還是對疫情進行了一定隱瞞，
說新冠病毒沒有出現人傳人，
依然堅持錯誤判斷，
並長達兩週沒有通報新增病情，
延誤了專家組對疫情的正確判斷。
直到1月20日，
鍾南山才根據所掌握的情況，
做出了的確存在人傳人的論斷，
一錘定音。
換句話說就是，
雖然不能避免新冠疫情的發生，
但如果武漢方面最初處理得當，
其實是可以減小疫情規模的。
03.
換一種體制是不是就能避免災難？
因為武漢方面在疫情最初出現了過失，
所以很多人都覺得：
“這是體制性的原因。”
還有一些認甚至認為：
“換一種體制就能避免這場災難。”
換一種體制就能避免這場災難嗎？
我覺得不能。
我覺得這次疫情的發生，
跟體制的關係並不是很大。
為什麼呢？
看看世界各國的情況就知道了。
為什麼不同體制的政府，
為什麼不同文化背景的政府，
為什麼不同價值觀的政府，
對待疫情的反應會如出一轍，
甚至還不如疫情早期的武漢？
是因為武漢政府蠢嗎？
是因為世界各國蠢嗎？
顯然不是。
主要是因為兩大原因。
一是判斷失誤，
想不到這個病毒會這麼厲害。
二是官僚主義，
很多官員身上都有官僚主義病。
官僚主義在不同國家有不同表現形式，
在中國，表現為追求事事維穩，
“不能出現大亂子，影響大局。”
在美國，表現為什麼都按流程來，
“這樣出現問題就可以推卸責任。”
美國《大西洋月刊》說得好：
“在這種未知的疫情面前，
以往對於政治體制簡單的二分法，
已經不適用了，
決定應對疫情表現的關鍵性決定因素，
並不是政治體制的類型。”
04.
歐美防疫失敗是不是中國的錯？
歐美國家現在的疫情狀況，
可用“慘烈”兩字來形容。
3月31日，美國官員說：
“都是中國的錯。中國隱瞞疫情使世界耽誤了6周時間。”
歐美防疫如此失敗，
真的是因為中國隱瞞所致嗎？
並不是。
1月初，中國就開始定期向世衛通報疫情。
1月3日，中國開始定期向美國通報疫情。
1月7日，美國疾控中心和駐華使館，
就向美國人發出了赴武漢旅行的警告。
1月25日，美方就關閉了駐武漢領館。
所以，說中國隱瞞導致歐美防範失控，純粹就是無稽之談。
歐美國家為何會防範失控呢？
完全是吃了一直黑中國的虧。
一直以來，歐美國家都認為，
中國政府幹的任何事，
要麼是假的，
要麼是不人道的，
要麼是蠢的。
這種認為荒謬到認為中國死1%，
我們歐美死0.1%就差不多了，
或者直接就可以扛過去了。
所以他們根本沒有認真去宣傳，
也根本沒有認真去防範。
歐美國家對中國的成見有多深？
我隨便舉個例子吧。
鑑於歐美國家防疫物質奇缺，
中國免費贈送了很多防疫物品，
但歐盟委員會副主席Josep Borrell發文說：
“要警惕中國通過政治修辭和慷慨政治，來幫助他國來獲取影響力。”
你就說他們賤不賤吧！
普利策獎得主Ian Johnson，
在《紐約時報》上說得一針見血：
“在你急著說中國一月沒做好之前，
要記住那時候他們並不瞭解這個病毒。
比較一下：
美國今天有充分的信息來源，
也目睹了上千個死亡病例了，
白宮和美國政界還是在那裡粉飾太平。”
Ian Johnson總結說：
“西方國家的人民，
對中國政治體制充滿成見，
讓他們低估了中國的做法，
給他們國家帶來的可能價值和意義。”
這才是歐美防疫失敗的根本原因。
05.
這個社會需要方方嗎？
我覺得是需要的。
關於這次疫情，
學者陳玉明說得特別好：
“官方媒體側重於宏大敘事，
宣傳努力、宣傳事蹟，宣傳成績。
財新、人物等市場化媒體，
側重於問題的探究、原因的追問。
方方日記等個人視角的寫作，
側重於關注疫情的民間生態。
三類寫作，各有不同價值；
它們互相不可替代，
是整個疫情敘事的不同組成部分。”
也就是說，
只有這三種方式都存在，
才能真實而完整地呈現這次疫情的狀態。
從這個角度來講，
這個社會是需要方方的，
所以沒必要對她進行封殺。
我一向不太喜歡胡錫進，
但這一次他有段話說得很好：
“這個國家應當接受方方們的存在。”
歷史回顧武漢封城，
記錄的一定是之前犯了什麼錯誤，
後來又是如何扭轉態勢的，
全國各地是如何馳援武漢，
武漢人民又是如何反轉翻盤的，
這一切一定是主畫面，
並隨著時間的推移，
成為人們記憶中最深刻的線條。
所以，真的不用害怕方方影響大局，
只要大局做得好，方方也影響不了。
方方日記在2月份為什麼如此轟動，
而在3月份的影響就越來越小了呢？
就是因為廣大民眾意識到，
雖然這次防疫存在“方方日記式”問題，
但這些問題並不是這次防疫的主色調，
雖然早期防控有些問題，
但後來的舉措整體還是非常正確的。
所以，真沒必要封殺方方，
廣大民眾心裡自有分寸。
把“方方日記”納入進來，
讓它成為見證的一個補充，
讓它成為反思的一種鞭策，
我覺得挺好的。
06.
批評方方就是極左和腦殘嗎？
現在有一部分人，
見不得人批評方方，
只要你批評方方，
他們就說你是“極左”和“腦殘”。
我覺得這種態度不是很好。
為什麼方方可以批評社會批評別人，
別人就不能批評方方呢？
你既然主張社會應該容納不同異見，
那怎麼就容不得批評方方的異見呢？
李劼先生有段話說得特別好：
病人只能躺在走廊的地上，
就不能允許別人寫火神山、雷神山，
應測盡測、應收盡收、應治盡治嗎？
允許方方們寫“物質匱乏，生活無著”，
就不允許別人寫小區業主搭建團購群，
絞盡腦汁謀物流、保供應嗎？
允許方方們寫“無助的人在陽臺敲鑼”，
就不允許別人寫社區自查自糾，
專門針對其他病患（如尿毒症）開始服務嗎？
總之一句話，
你不能只允許方方寫悲慘，
卻不允許別人寫悲壯。
方方寫悲慘就是良心就是吹哨，
別人寫悲壯就是粉飾就是粉紅。
這很不好。
因為這次疫情呈現的狀況有很多面，
你有權利寫這一面，
別人當然也有權利寫另一面。
07.
什麼樣的人才能叫公知？
什麼是公知？
就是指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
進言社會並參與公共事務的知識分子。
當然，這是以前的定義。
現在對公知的定義已經發生了變化，
在當下的中國，
“公知”不代表公共知識分子，
而是指有特定政治取向的人。
我喜歡以前的公知，
以前的公知沒有特定的政治取向，
進言社會事務時比較公正和客觀。
但我不喜歡現在的公知，為什麼呢？
有三個理由。
第一：總是站在上帝視角看問題。
你說這次防疫中國整體做得很不錯，
公知就會反問你：
“難道就沒有需要改進的地方嗎？”
他們總是喜歡用上帝視角，
來審視昨天發生的事情。
第二：總是盯著黑暗看。
這一點不解釋，一看就懂。
第三：把什麼事情都歸結為體制問題。
哪個地方樓塌了，
哪個地方的水果賣不出去了，
哪個地方出現貪官汙吏了，
…………
“嗯，這就是體制的問題。”
反正中國做什麼都不對，
都是道德問題、體制問題，
外國爸爸最好了，
拉的屎都是香的。
誰反對就是小粉紅，被洗腦了。
我為什麼不喜歡現在的公知？
因為他們總是傳播這個社會沒得救了的論調，
卻欺騙民眾說大洋彼岸有一座人類的燈塔。
這樣的人不配叫公知。
08.
小粉紅是愛國還是高級黑？
我覺得很多小粉紅不是愛國，
而是低端紅高級黑。
這種低端紅高級黑有兩大特點。
第一：喜歡傳播陰謀論。
就是不管中國出現什麼問題，
他都上升到陰謀論，
又是誰誰誰在暗算中國，
又是某某某在暗地搞鬼，
他們以為這樣是在愛國，
其實經常用力過猛，
在輿論場上授人以柄，
這哪裡是愛國，分明是添亂。
第二：只站隊不站對。
微博上的一些小粉紅，
打著各種偉光正的旗號，
但容不下半點和自己不同的聲音，
動不動就按頭，逼你站隊，
站到他們認為對的一面，
不然就說你不愛國。
用下三濫的手段打壓你，
用下三濫的手段辱罵你，
用下三濫的手段舉報你，
無腦之極，無恥之極。
這種低端紅高級黑，
就像一根攪屎棍，
他以為他是在愛國呢，
其實是在添亂、撕裂和樹敵，
用正面形式製造負面議題。
我既不喜歡現在的公知，
也不喜歡現在的小粉紅，
為什麼呢？
用心理學家武志紅的一句話來回答吧：
“有些人的高潮點，
永遠是‘中國最好’，
相反有些人的高潮點，
永遠是‘中國最糟’。
這兩類人其實是一回事，
都是活在嚴重的自戀中。”
09.
到底是中國製度好還是西方制度好？
有一些網民有這樣一種論調：
“中國只用了兩個月就把疫情控制了，
充分說明中國製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這話值得商榷。
評價某種制度的優劣長短，
不能僅從單一視角去展開。
能夠高效處理某一類事情，
並不一定意味著就是最優良的制度。
同理，也不能因為這次防疫不當，
就覺得歐美體制一無是處。
只能說：
中國製度沒有外面噴的那麼差，
歐美製度也沒有口號喊的那麼好。
很多人對中國和西方的認識，
都走到了極端。
有人覺得中國製度好，
容不得別人提半點異見；
有人覺得歐美製度好，
他們拉的屎都是香的。
但事實上是，
世界上並不存在最好的制度，
任何國家的政治體制都有其利弊，
沒有哪一種政治體制能解決所有問題。
地球上沒有完美的體制，
只有不斷改進的體制。
所以，實在沒必要爭個輸贏，
沒有哪種制度一定凌駕於另一種之上。
相互學習，不斷改進，
才是正確的方向。
《世界郵報》主編內森說得好：
“未來世界政治若要分類，
很可能不是分為民主和集權，
而是分為良政與劣政。”
10.
我們對中國的偏見是不是過於狹隘了？
一直以來，
西方學者和知識分子，
除了少數，
一般都特別自信西方的制度優越，
覺得人民素質高，
覺得衛生條件好，
覺得科技水平強，
然後很看不起中國製度。
中國學者和知識分子，
除了少數，
一般都特別迷信西方的制度優越，
覺得西方人民素質高，
覺得西方衛生條件好，
覺得西方科技水平強，
然後很看不起中國製度。
但經歷這一次疫情後，
很多西方學者和知識分子，
很多中國學者和知識分子，
思維都發生了一些變化：
“原來西方並沒有想象中那麼好，中國也沒有想象中那麼差。”
有個網民說得特別好：
“一直以來，
包括中國人民自己在內，
整個世界都對這個國家和其現行的制度，
有一定程度是低估。”
所以，不管是西方人，
還是我們中國人自己，
都應該好好反思一下了：
以往我們對中國的偏見是否過於狹隘了？
前幾天，法國總統馬克龍還在反思：
“我們應該學習中國，把部分醫院國有化。”
中國其實並沒有那麼差。
11.
不要站隊，人一站隊就智商歸零
花了這麼多筆墨講十個問題，
我其實就是想表達兩個意思。
第一：想要選擇一種好處，必然會承受相應的問題。
世界上沒有完美的體制，
不管是哪種體制，
有其優越性就必然有其弊端。
魚與熊掌不可兼得，
你不能只享受某種體制的好，
卻不願承擔某種體制的壞。
我不是說體制不需要改進，
體制當然需要改進，
只是再怎麼改進，
它也必然存在著弊端。
我們享受了它的好，
就必然得承受它的壞。
第二：不要站隊，人一站隊就智商歸零。
世界上有兩條真理：
第一：面對公共事件，你要是第一時間就站隊，那你基本上就告別了智商。
第二：人一站隊，智商情商就會受損，站隊態度越堅決，就越容易變成傻子和瘋子。
面對公共事件，
易中天有段話說得特別好：
“當一件事情發生後，
第一要先學會弄清事實，
這是‘真偽判斷’。
然後才能討論是對是錯，
這是‘是非判斷’。
至於‘價值判斷’和‘道德判斷’，
只能放在最後，甚至未必一定要有。
可惜中國人的思維習慣，
往往是反著的。
事情還沒弄清楚，道德批判就先開始了。”
多做事實判斷會提升我們的智商，
常做價值判斷會降低我們的智商。
少做價值判斷，多做事實判斷，
才是一個成熟的人應該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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