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是问：司马迁为何把宋襄公列为春秋五霸之一？这个问题是没有办法回答的，因为司马迁并没有做这件事，又怎么会有原因呢？把宋襄公列入“春秋五霸”的是唐代的司马贞，在著《史记索隐》的时候，他大量考证了《史记》中的人名、史实、司马迁生平等等。春秋五霸只是他考证的一个“历史名词”而已。
倘若是问：宋襄公有没有资格列入五霸之一？个人认为是没有资格的。这里可以顺带讨论一下司马贞为何把宋襄公列入五霸之一？那时因为司马贞看到了宋襄公的“仁义”。所谓“春秋无义战”，宋襄公是因为恪守周时战礼，因仁义而亡国的。在讲霸业不讲仁义的时代，宋襄公是愚蠢的代名词。在讲仁义而不论霸业的时代，宋襄是高贵人格的代名词。“五霸”这个概念，梳理的就是王图霸业，而不是仁义道德。宋襄公跟这个是不沾边的。
春秋五霸，是一个流变的概念，并非一开始就确定的。最早有孟子提出“五霸”之说，尸子讨论了四个人分别是：齐桓、晋文、秦穆、越勾践。荀子时期形成完整的说法：齐桓公、晋文公、 楚庄王、 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这个时候还没有宋襄公，直到唐代史学家解读古史的时候才把他列入春秋五霸之中。
后来之所以把宋襄公列入“五霸”之中，除了宋襄公确有历史功绩之外，更多的原因随着社会变迁、历史的进步，后世学者的基本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宋襄公的主要功绩是，会盟诸侯，率领宋国、卫国、曹国和邾国四国之兵，平复齐国内乱，扶持齐孝公即位。由此名声大噪，虽然宋国地位尊崇，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二流小国。后来又参与了中原霸主的争夺，在泓水之战中败于楚国。
像宋襄公这样，死守着仁义之师的名声，不肯半渡而击，非要等着楚军全部上岸才进行决战。战国时期，列国尚在弱肉强食，当时的学者都笑话宋襄公的，没人为他歌功颂德。但是到了后世，国家大一统，形成文化凝聚力后，宋襄公的行为，被贴上“仁义”的标签。
需要订正的一点是，并不是西汉司马迁把宋襄公列入五霸之中，而是唐代的司马贞和颜师古。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列：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秦穆公、宋襄公。颜师古在《汉书注》中列：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吴王夫差。他们两个的意见还是不统一的。
宋代的黄仲元想要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对比《史记》篇幅，来断前人说法是非。他得出的结论是：太史公在记录齐桓、晋文、秦穆、楚庄的时候，材料都是很殷实的，唯独到了宋襄公这里，描述少的可怜。这是太史公的惯用笔法，重要的事情多费笔墨，次要的事情言简意赅。因此黄仲元认为，真正的春秋五霸，应该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而不应该有唐人所说的宋襄公。
今人读史，要跳出这种框框。春秋时期争霸的君主，远不止五个。宋儒当时根据华夷之辨，就已经总结出了“春秋十三霸”，意思是除了“周文化圈”之外的秦、楚、吴、越，光是中原的霸主就有十三个。后人认为宋儒所列，太过狭隘，又重新总结出“春秋十九霸”的观点来。“三、五”之数，是子思、孟子等人“案往旧造说”，荀子已经批评过他们了。他们总认为人间之事，必须符合术数。但实际上，三皇不是三个，五帝不是五个，何况春秋五霸乎？读历史要以历史真相为向导，不能被概念所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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