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是問：司馬遷為何把宋襄公列為春秋五霸之一？這個問題是沒有辦法回答的，因為司馬遷並沒有做這件事，又怎麼會有原因呢？把宋襄公列入“春秋五霸”的是唐代的司馬貞，在著《史記索隱》的時候，他大量考證了《史記》中的人名、史實、司馬遷生平等等。春秋五霸只是他考證的一個“歷史名詞”而已。
倘若是問：宋襄公有沒有資格列入五霸之一？個人認為是沒有資格的。這裡可以順帶討論一下司馬貞為何把宋襄公列入五霸之一？那時因為司馬貞看到了宋襄公的“仁義”。所謂“春秋無義戰”，宋襄公是因為恪守周時戰禮，因仁義而亡國的。在講霸業不講仁義的時代，宋襄公是愚蠢的代名詞。在講仁義而不論霸業的時代，宋襄是高貴人格的代名詞。“五霸”這個概念，梳理的就是王圖霸業，而不是仁義道德。宋襄公跟這個是不沾邊的。
春秋五霸，是一個流變的概念，並非一開始就確定的。最早有孟子提出“五霸”之說，屍子討論了四個人分別是：齊桓、晉文、秦穆、越勾踐。荀子時期形成完整的說法：齊桓公、晉文公、 楚莊王、 吳王闔閭、越王勾踐。這個時候還沒有宋襄公，直到唐代史學家解讀古史的時候才把他列入春秋五霸之中。
後來之所以把宋襄公列入“五霸”之中，除了宋襄公確有歷史功績之外，更多的原因隨著社會變遷、歷史的進步，後世學者的基本觀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宋襄公的主要功績是，會盟諸侯，率領宋國、衛國、曹國和邾國四國之兵，平復齊國內亂，扶持齊孝公即位。由此名聲大噪，雖然宋國地位尊崇，卻是個不折不扣的二流小國。後來又參與了中原霸主的爭奪，在泓水之戰中敗於楚國。
像宋襄公這樣，死守著仁義之師的名聲，不肯半渡而擊，非要等著楚軍全部上岸才進行決戰。戰國時期，列國尚在弱肉強食，當時的學者都笑話宋襄公的，沒人為他歌功頌德。但是到了後世，國家大一統，形成文化凝聚力後，宋襄公的行為，被貼上“仁義”的標籤。
需要訂正的一點是，並不是西漢司馬遷把宋襄公列入五霸之中，而是唐代的司馬貞和顏師古。司馬貞在《史記索隱》中列：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秦穆公、宋襄公。顏師古在《漢書注》中列：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秦穆公、吳王夫差。他們兩個的意見還是不統一的。
宋代的黃仲元想要解決這個問題，通過對比《史記》篇幅，來斷前人說法是非。他得出的結論是：太史公在記錄齊桓、晉文、秦穆、楚莊的時候，材料都是很殷實的，唯獨到了宋襄公這裡，描述少的可憐。這是太史公的慣用筆法，重要的事情多費筆墨，次要的事情言簡意賅。因此黃仲元認為，真正的春秋五霸，應該是：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夫差。而不應該有唐人所說的宋襄公。
今人讀史，要跳出這種框框。春秋時期爭霸的君主，遠不止五個。宋儒當時根據華夷之辨，就已經總結出了“春秋十三霸”，意思是除了“周文化圈”之外的秦、楚、吳、越，光是中原的霸主就有十三個。後人認為宋儒所列，太過狹隘，又重新總結出“春秋十九霸”的觀點來。“三、五”之數，是子思、孟子等人“案往舊造說”，荀子已經批評過他們了。他們總認為人間之事，必須符合術數。但實際上，三皇不是三個，五帝不是五個，何況春秋五霸乎？讀歷史要以歷史真相為嚮導，不能被概念所束縛。
閱讀更多 國故學 的文章
